财富的算术

　　2007年的财政收入增长超过30%，财政收入超常规增长，使中低收入者不能更好地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在通货膨胀压力日益增大的经济环境下，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基本生活用品，比如房价、肉价均有很大幅度的上涨。中、低收入者的日子本来就不宽松，基本生活用品的涨价，使他们当中一部分人生活水平下降或提高速度大大低于整个经济增长的速度。

　　在当前财政收入超常规增长，且增长来势凶猛，速度快、规模大的严峻形势下， 财政部门应认真考虑，刻不容缓地、尽快地实行退税以解燃眉之急，并以此为突破口，在中国建立起一套完整成熟的减、免、退税体制。

　　财政支出结构需要根本改变

　　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和自我膨胀的速度，大大超过了整个经济发展的速度，其所反映的趋势是，大政府愈大，小社会愈小，政府与民争利，钱袋子快速膨胀、民众从经济发展中获益相对减少。

　　当前的财政，至少有三大问题，使之不能最有效地促进社会和谐，为经济与社会的科学发展服务。

　　问题1：自我膨胀过快。从1993-2005年的13个年份中，国家财政名义收入每年增长都超过了14%，其中6年增长接近或超过20%，5年超过15%。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这一时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的10%稍多，增加到2005年的超过17%，2005年后更是直逼20%。

　　问题2：财政支出以GDP和自我为中心。财政收入增加后，国家在教育、扶贫、社保、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虽然有所增加，但这些支出在财政支出总额中所占比重仍非常小。从1993至2005年，国家的抚恤和福利这项支出增加了9.5倍，同期行政管理费支出则增加了10.26倍。

　　问题3：中等收入者税负过重。当前中国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过低，税率过高，又缺乏合理的减免和退税制度，造成中等收入者税负过重，不利于其成长和壮大，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不利的。

　　中等收入者税负的增加，更可能是财政自我消费的增加，是形象工程、大型项目开支的增加，而与此相对应的，往往是腐败的增加和收入分配的更加不平等。如果面对这样的情况，再进一步增加对中等收入者的税收来调节收入分配，财政则在调节收入分配的口号下，完成了一个压制中等收入者，同时导致收入差距却越来越大的恶性循环。

　　(《当前财政的三大问题》)，王一江，7月22日《经济观察报》

　　应该对中国财政的支出结构进行根本改变，财政支出不再是以GDP为中心，而是以关心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需要，以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为中心。

　　财政借用调节收入分配的口号，一方面增加中等收入者的税负，使他们的可支配收入下降，另一方面将超常规增加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经济建设投资和自我消费，使低收入者得不到多少实惠。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财政之所说与所为，完全成了两回事。

　　中国经济的总量，2005年已经超过18.3万亿元，2007年应该在22万亿元以上，而且很可能在一个时期内保持8%-10%的年增长速度。中国如果能将财政工作的重点从以GDP为中心转型到以调节收入分配为中心上面来，使福利和其他各项对个人的支付，达到美国上世纪70年代中的水平，即使这项支出占到GDP的10%或稍高，那么，在2007年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上，国家每年为低收入群体所作的支出，即可达到2万亿元以上。再假设与经济发展同步，这项支出以每年7%至8%的速度增长，10年以后，国家为低收入群体所作的支出即可达到每年4万亿元以上。如此大的力度，年复一年，还有什么社保问题、医保问题、廉租房问题、最低生活保障问题、贫困家庭子女教育问题等等，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观呢？

　　(《财政支出结构需根本改变》)，王一江，8月19日《经济观察报》

　　理想的再分配，既要能鼓励人们积极上进，创造财富，使个人和国家都更加富足，又要能保证社会和谐。这要求国家不要轻易进行太多再分配，将再分配主要限于劳动者人力资本的保护和再生产的范畴。当前，在中国建立更合理的再分配制度，重点要放在防止腐败通过权力私下对财富进行非法再分配。解决这一问题，就是要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和支配。

　　(《决定中国收入差距的四个因素》，王一江，《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