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跃进

　　不必对即将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消息过度乐观

　　文 关鉴

　　在所有关于中国崛起的佐证中，西方记者尤其对中国的统计数据感到痴迷。每逢国家统计局发布例行经济数据之际，如果你有机会进入路透、彭博在华代表处，立刻就能够感受到那里的临战气氛——它们必须抢在第一时间，以最快速度将数据发送到海外，而相互间竞争的胜负则以秒来计算。

　　7月19日，国家统计局关于中国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的新闻发布会就是这样一个赛点。在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李晓超宣布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106768亿元，同比增长11.5%。但在接下来的记者提问时间里，李听到了一个暗藏“挑衅”的问题：中国是否会因此在年底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李晓超以一种实证主义的态度回复说，鉴于

中国经济增长率超过11%，而德国只有大约2.5%，因此“从目前看，与德国的距离会越来越近”。

　　事实上，同样奉行实证主义的西方媒体可能并不真正期盼李的答案。早在新闻发布会前一周，他们便已得出类似预测。本质上，这是一道极简单的算术题，自从2005年中国修正上调GDP从而一举超越英法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后，中国排位上升已毫无悬念。超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加之

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中国不仅势必超过德国，赶上目前排名第二的日本(2006年中国GDP2.8万亿美元，日本为4.4万亿美元)也只需数年。

　　如果对这类算术题乐此不疲，数据可能丰富到令人厌烦的地步：根据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测算，基于全球购买力平价进行调整，去年中国的总产值达10万亿美元，远远超过日本的4.2万亿美元和德国的2.6万亿，紧随美国13万亿美元之后。 其实，所有的数字都在不遗余力地对以下观点进行重复论证：中国经济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从世界第11位奔到第3位，从而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势的新兴经济体。

　　然而，在所有对事实真相的描述方法中，数字由于具有表面上的精确性而最易使人误入歧途。对中国经济的观察同样隐藏着类似的认识论陷阱：对某个量化指标的过分关注很有可能导致对经济发展真正目标的偏离，将“超德”的可能性简化为中国崛起之又一里程碑未免草率。

　　今天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陷入对GDP的崇拜当中。作为一国范围内产品和服务价值的总和，GDP自1980年代末取代具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工农业总产值而被广泛使用后，现早已超越了对经济总量进行描述的原始含义，而被视为经济增长乃至社会进步的代名词。将GDP指标超过德国解读为经济上超越德国，再进一步简化为“超德”则是这一逻辑自然的延续。

　　如果再往前追溯，或许能发现GDP情结是数十年前的数字竞赛意识在中国人心中的深远回响。1950年代的“超英赶美”更被局限在一种具体的工业产品钢铁的年产量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将赶超的目标放大，从对某种工业产品的绝对强调扩展到整个社会商品和服务的总值也证明了中国社会发展目标更趋丰富性的进步。

　　但是，这种进步仍有更大的空间。近一二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反思单纯的经济指标对社会发展的指示作用。英国“新经济学基金会”公布的一项报告指出，过去50年来，英国GDP增长迅速，但社会进步状况却日益减弱，特别是过去30年来，处于完全停滞状态。

　　无情追求GDP增长成为半个世纪以来英国经济政策的重要特点。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能带来生活质量的改善，这个道理本是毋庸置疑，但多年来，即便是历史上经历过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英国社会都对此缺乏清醒认识。为了矫正这种长期认识带来的不良后果 ，现在，该基金会提出按MDP ( Measure of Domestic Progress，国内进步尺度)的标准进行衡量：在传统的GDP衡量尺度中融入社会与环境代价， 向人们提供一个展示可持续发展状况的更为科学的指标。无论如何，MDP指标蕴含的对人类社会的合理想象符合人们的普遍期待，目前，发展中国家中的智利已开始采用“可持续发展指数”补充传统的GDP指标。

　　实际上，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对传统GDP指标的过渡迷恋会导致更为被动的局面。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名著《全球分裂》中，用依附论的观点解释了第三世界国家为何会出现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结果。他特别强调了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和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之间的本质区别，他认为，没有实现内生性增长而单纯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贸易体系，靠出口资源性产品来参与世界贸易，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仅仅是实现了经济增长，但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并未提高，由此产生的社会分裂、动荡最终会吞食一时经济增长的成效。因此，无论对智利还是中国，甚或同样被视为崛起力量的印度，摆脱GDP的数字化迷恋，是实现内生性增长、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良性循环必需的一步。

　　中国的确尝试采用更全面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去年国家统计局首次编制绿色GDP指标，即在GDP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此举曾受到舆论一致好评。但7月中旬，新任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表示，鉴于扣除环境退化成本实际操作困难，核算绿色GDP也非国际惯例，统计局将不再进行绿色GDP的公布。从提示政府和国民建立更全面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观的意义上来说，这样的倒退令人遗憾。

　　渣打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志浩对《环球企业家》表示，中国其实可用更具外延的绿色经济取代绿色GDP核算。事实上，对环境代价的重视只是可持续发展中的一个方面，而社会发展中的其他更具人文性的指标，包括国民的幸福感应当是社会发展水平更有意义的衡量标准。

　　此次，德国媒体对中国GDP超越德国进行了广泛的报道，但同时认为无需为此过分担心，“因为国民经济带来的福利比经济总量更重要”。

　　并不广为人知的是，中国历史上曾经面对过高涨的GDP数字与社会现实间的巨大反差。19世纪鸦片战争时期，中国GDP占全球的25%(2005年美国GDP占全球29.4%)，居世界首位，而击败满清王朝的大英帝国在数十年后方才在GDP上超过中国。但正是在这一时段中，中国社会体验到的不幸刻骨铭心。

　　不过，从乐观的方面来看，GDP的确在最原初的意义上为社会进步奠定了基础。它仿佛一个轻巧的支点，在杠杆另一端，中国正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悄然崛起。这个强有力的事实对整个国际社会提出了新问题：经合组织、G8集团这些以经济实力为主要标准的机构仍没有中国的投票席位。但根本上，真正的强势国家绝不会单纯依仗经济指标的提升，在这点上，GDP引发的“空想”和社会现实之间的落差，将会迫使中国社会重新思考自己的社会进化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