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开放与安全从来不矛盾

　　⊙周洛华 私募基金合伙人

　　上周我参加了一个有关上海建设金融中心的座谈会。会上的讨论气氛非常热烈，也可以看出大家对于建设金融中心的热情非常高涨，原因在于大家都认识到了，这是上海服务全国的重要举措。但是，就如何建设金融中心，参加会议的各界人士产生了不少分歧。我且将有关争议的内容做一个记录。

　　金融开放和金融安全

　　认为金融开放是外国反动势力为颠覆我们红色政权而炮制的一个阴谋的所谓“阴谋论”，眼下似乎在相当一部分领导层中很有市场，一些学者敏锐地领会了这层心思，撰写了许多论述这个观点的文字。对此，我认为：改革开放那么多年了，中国不是更安全了吗？相互有所求，反而是一种利益安排，全球化的结果就是谁缺了谁都不行。提高综合国力是我们捍卫国家安全的根本保障。如果有部门出于金融安全的顾虑，而对金融开放犹犹豫豫，可能是这些部门本身的素质不够高，不能适应金融开放的新环境。

　　我们有些同志希望构建一个封闭的金融体系，使我国的金融运行独立于国际市场，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永保金融安全了。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封闭的、孤立的真空，如果有的话，反而不安全。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就像物质普遍存在一样，我们不允许风险通过市场进行交易，其结果并不是风险消失了，而是风险进入了经济运行的体系内沉淀积累起来，最后集中爆发。

　　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来看待这个问题。金融安全和金融开放本来不是矛盾，对那种流行的“阴谋论”，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和判断。以为加快金融开放会严重威胁金融安全，不能不说是天大的笑话，金融只有越开放，让各种风险提前释放，经济运行才会越安全。开放和安全从来就是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矛盾的，就我国而言，倒是落后的监管水平和迫切的发展需求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

　　先有政策还是先有服务

　　参加研讨会的似乎还有政府金融部门的领导，以及其他一些学者，他们的发言始终从一个我以为是令我很困惑的角度出发：“为什么这些都是不能做的”。我向往的全过程全对冲的金融机构，向往着多种创新金融产品能得到开发，我向往着上世纪80年代小平同志刚刚带领我们走进改革开放年代时的那股激情。20多年前的中国，虽然比现在贫穷得多，但是充满了前进向上的激情，那是凤阳小岗村农民的伟大创举，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15年前，小平同志南巡时提出：只要是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只要是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只要是增强综合国力的，什么都可以尝试，什么都可以实验，不讨论姓社姓资，胆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我们今天的有关金融开放的讨论似乎已忘却了小平同志的教导。多数人都从政府如何加强权力和进行方便的监管这两个角度来思考问题：为什么这个新产品是不能开放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不同意进行这样的改革。

　　我忽然觉得，在各位领导及他们幕僚深邃的政治智慧面前，自己是孤立的，天真的，真的是幼稚的。在我们这些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进步的同时，那些大胆尝试，锐意进取的改革精神已经被更严谨、更妥善、更稳定的行政规范所取代。

　　我国金融工作的关键是保持稳定，而保持稳定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什么事情也不要在我的任内发生”。我明白了这样的信条和原则之后，那些结构性融资平台等问题的构想统统被咽回去了。

　　最聪明的人才和最朴素的平台

　　大家都说建设金融中心需要人才，我却认为我们不缺人才，缺的是体制。诸葛亮算是聪明人了吧？新野出奇兵之时，大家都赞扬他：“诸葛，亮也”，仿佛他的智慧是天赐的光芒；挥泪斩马谡之时，大家又纷纷指责他：“葛亮，诸(猪)也”，说他笨得像头猪。诸葛亮真可怜，操劳了50多年，又被人议论了2000年。我们建设金融中心可不需要诸葛亮这样的人才，因为我们无法预测他未来的表现究竟是诸葛亮还是葛亮猪。唐太宗有一次评价诸葛亮的时候说，如果他真是一个军事天才，怎么会有空城计那样被动的局面呢？

　　我们应该更多地依靠制度建设，而不是把金融中心的成败寄托于某些聪明人身上。这个制度应该是由一些朴素的原则、一些基本的要素所构成，大气而又包容，规范而又进取；我们不需要什么花里胡梢的奠基和剪彩仪式来宣布金融中心的成立，我们只要一门心思地加强制度建设，自然而然就会形成新的产业、创新的产品，更广泛的服务全国经济的金融中心就慢慢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