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博弈 虎口拔牙

　　在世界金融一体化背景下,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增强金融业活力,改善银行的经营环境;将资源配置视野置于全球范围,有助于大幅度引进外资;有利于中国金融企业的跨国化经营;有利于加强金融合作,建立金融安全体系,走上大国与强国之路。但在与国际资本博弈时,中国金融资本在体制、管理、人才等诸多方面面临严峻挑战。

　　本刊记者／张斌

　　近代金融现代化进程

　　6月16日，《华人世界》记者走进了位于上海外滩一侧的金融一条街，这里的欧式风格的银行大楼记载着中国金融业的现代化进程。1920、1930年代,以当时中国最大的金融中心上海为代表,中国新式银行业取得长足进步,证券、保险、信托、外汇、票据交换等近代意义的金融市场也萌生勃兴,民族金融业不仅成就了自身向现代化、国际化的第一次转变,同时还在更长历史时期里对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国际化起到了先行和示范作用。

　　中国金融制度的肇始,可以追溯到秦始皇对货币的统一,以后历代中央政权虽然或多或少都有相应的金融法规颁行,但在商品化程度低下的年代里,金融业在整个中国社会经济运作中还只是从属性行业,金融制度建设乏善可陈。

　　鸦片战争之后,围绕严禁官白银出洋、纹银偷漏、禁止私铸等方面,清政府出台了不少禁令,也制定过诸如推行大钱、官票等财政取向的政令,但只是到了1897年设立中国通商银行之后,才陆续颁行了诸如《大清银行则例》、《试办银行章程》等最基本的金融建制性法规。

　　进入民国年间,北洋政府在币制与钞券发行、银行与金融管制、证券物品交易和邮政储金等特种金融方面,出台不下数十种法规,其中《国币条例》是中国第一部得到执行的有关本位铸币的法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则例》和《章程》体现了对政府银行的扶持和监管,《银行注册章程》是关于一般商业银行业的准入规范,《取缔纸币条例》则旨在集中银行纸币发行。

　　孙中山先生早在反满革命年代就提出过“钱币革命”的主张,辛亥革命后,由他担任临时大总统的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了中国银行,积极筹划统一造币厂,规划了包括商业、惠工、海外汇业、兴农、殖边、农业和储蓄银行在内的多种规章制度文本,体现了构建现代化金融体系的努力。1928年北洋政权垮台后,基本统一关内的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继承和光大了孙中山先生重视金融建设的理念,推行了一系列基本金融制度的建设。

　　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适当分离,上海发展为全国性金融中心。

　　1928年,全国意义的中央银行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央银行条例》明确规定“中央银行为国家银行,由

　  国民政府设置经营之”;“中央银行设于上海,其分支机构得于各地设置之”等,以此为标志,将上海发展成为全国最大最重要的现代化金融中心,便有了基本的制度保障和明确的政策导向。

　　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中资银行纷纷走出国门,发展跨国经营。经过10余年的努力,中资银行的海外机构发展已初具规模。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主任刘华芹在接受《华人世界》记者采访时说,中资银行海外业务发展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基本上服务于中资机构和华人华侨,服务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业务品种单一,彼此进行着无差异的竞争,在国际市场上基本处于边缘银行的地位。

　　究其原因,固然有体制上、机制上以及战略上等多方面的因素,但一直主要依靠自建分行,较少采用子行形式、通过并购重组来拓展国际市场和延伸发展空间的海外发展模式,也是制约中国银行海外业务发展的主要原因。

　　私募基金中国抢先机

　　与中国金融业走向海外进程缓慢不一致的是，国际私募基金进入速度快了许多。中国财政部长金人庆曾经表示中国可能会采用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的做法,投资国内外的金融和工业资产。淡马锡投资遍布新加坡最大的企业,还有34%投向亚洲其他新兴市场,20%投入发达国家,平均年回报率高达18%。

　　中国资本海外并购之路铺满了棘荆，当初中海油试图收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Unocal)带来的麻烦,使得中国未来海外投资不会以全资收购或控股的方式作出,对每家公司的持股比例估计不会太高。

　　同时,中国估计也会选择投资流动性强的外国资产,这样一旦有金融危机的风险就可以马上变现。还有专家认为,考虑到美国最好的公司已经上市,不排除中国在二级市场收购蓝筹企业的股票。

　　全球私募基金热捧中国机会更是让中国热钱变成烫手的山芋。美国知名的私募股权基金——得州太平洋集团(TPG)近日斥资1400万美元入股云南红酒集团,这是该私募基金首次在中国进行股权投资。云南红酒集团是中国五大葡萄酒企业之一,也是中国南方最大的葡萄酒品牌。

　　在机械装备业,凯雷已入股行业领航者徐工;在食品业,高盛、鼎晖已相继进驻行业第一和第二大公司双汇和雨润食品;在水泥业,IFC与摩根士丹利已共同向龙头企业海螺水泥注资2亿元人民币;欧洲私人资本PAG已杠杆收购号称国内最大的婴儿用品公司——好孩子;在担保业,凯雷已向中国最大民营担保机构——中科智担保集团投资2500万美元;凯雷已入股中国最大的实木地板生产企业安信地板。

　　此外,永乐、分时传媒、蒙牛等公司的股权结构中同样能找到国际私募基金的身影。

　　清科财务管理咨询(北京)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康中迈表示,到2006年11月为止,共计35支投资亚洲市场(包括中国大陆地区)的私募基金成功募集121.61亿美元资金。其中下半年资金募集金额比上半年募资金额增长62.6%。

　　同时,私募基金在中国大陆地区共投资111个案例,参与投资的机构数量达68家,整体投资规模达117.73亿美元,为亚洲之冠(除日本外)。

　　刘华芹在接受《华人世界》采访时还说，近来，中国私营资本也在逐渐走向国际市场，如河南商人收购德国机场。由于中企不懂欧美国家的法律和劳工关系，这些为并购后的企业运作埋下隐患。

　　资本全球化的风险和挑战

　　刘华芹指出,与外资银行相比,中资银行现有的优势主要是规模优势,而在利润和成长性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这将对未来的市场竞争格局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虽然目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积极，但并购收益盈利和持平的只有三分之一，大部分并购处于亏损状态，本地法律法规、文化背景不同是并购回报率低的重要原因。

　　可以看出,外资银行的竞争战略是:以利润最大化为中心目标,扬长避短,充分利用有效资源,采取“挖人才,争客户,抢市场”等方式,通过高投入、信息科技、管理技术、激励机制等手段，逐步挤占中国银行业市场。

　　在外资银行积极布局中国市场的同时,我们看到已经上市成功的中资银行开始着手推进海外业务的发展,建行收购美银亚洲意味着中国银行业加入全球银行业的并购大潮。

　　从中行去年的净利润贡献来看,中行内地业务对整体的贡献率为40%左右,境外业务的贡献率则高达60%。工行下阶段的重点战略是扩大海外业务,而工银亚洲将是工行在海外发展的旗舰。

　　2006年12月18日,工行A股股价涨至上市以来的最高点,即每股4.56元人民币,依此计算,工行市值已跻身世界第四位。

　　法国巴黎私人银行高级副总裁王刚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指出,全球最大的金融集团——花旗集团的成功经验之一是,握有丰厚的海外资源。

　　目前,花旗银行海外机构的资产与员工分别占到该行的56.1%和45.6%,海外机构所产生的利润达50%以上。做到这一点其实很简单,“只要跟着自己的客户去海外拓展业务”就能实现。同样,作为香港的汇丰全球并购模式:埋伏等待,伺乱出手也值得中资银行学习。

　　正在制定海外战略的中资银行无疑也从中得到了启迪,只有全球化才能更好生存。

　　谢国忠认为,中资银行的另外一种倾向是,在香港、新加坡、印尼等亚太地区日益增多的资产并购。这些银行过于集中于区域市场的资产配置可能带来隐忧。

　　亚太等新兴市场多依赖于银行的融资结构,抗经济波动的能力有限,而全球化贸易格局正使经济危机不断作区域化渗透。因此,很可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成长于中国香港的汇丰银行采用并购策略,曾创下“10年资产增长10倍”的“神话”,并从新兴的亚太市场进入欧、美等现代金融体系发达的成熟市场。均衡的资产配置,使“汇丰”在获得高增长的同时,还很好地对冲了经营风险。汇丰银行在新兴市场成长期,即未雨绸缪进入成熟市场作配置性投资,等待其低谷或波动期,套利;然后,套利收益进一步支撑新兴市场的并购扩张。

　　今天的“汇丰”,已成为一家真正具有全球化背景的银行。目前,“汇丰”在全球82个国家和地区设有1万个分支机构:其中,欧洲有3300个分支机构,香港和亚太地区有600个,北美有4000个(其中有1600个位于墨西哥),南美有1900个。

　　全球性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提示我们:或许,未来中国最好的银行,必定也需要是资产配置均衡的全球性银行。因此,中资银行“走出去”,目前要紧的还是去欧美。

　　中资银行在海外体制、人才、管理诸方面都面临挑战。

　　中国应建怎样的资本市场?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在谈到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和发展的战略目标时指出,如果说生产能力惊人增长的制造业成就了中国经济大国的地位,那么未来中国实现由经济大国转变成强国,除了具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外,一个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具有强大资源配置能力和财富创造效应的现代金融体系是必不可少的。建立具有良好流动性和透明度、具有足够宽度和厚度的资本市场以及以此为基础而形成的现代金融体系,是中国金融体系改革所追求的战略目标。因为这种主导型金融体系可以有效分散风险,保持金融体系必要的流动性,实现经济增长的财富效应,促进存量资源的流动和优化配置。

　　吴晓求认为,必须重新审视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安排,中国资本市场战略转型的重点首先是供给来源和供给结构的根本性调整,即要对上市公司资源进行有效保护和对上市公司的结构进行战略转型。从实践角度看,这一战略转型的含义有两点:

　　第一,已经在海外上市的大型国有企业必须有步骤地回归A股,这是发展和壮大中国资本市场的战略举措。

　　第二,鼓励未在海外上市的符合上市条件的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是资源型大型国企在A股市场上市,不鼓励甚至从政策上限制这类企业到海外上市。

　　过去3年多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明确表示其经济发展有失均衡: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出口和投资,而能源密集型、污染严重的重工业产出,在经济中所占份额高得危险。

　　中国新成立的国家投资机构的任务,是为中国1.20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的部分资金,谋求更高的收益。对它而言,黑石交易是一个开端和一个突破。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明康近日表示,中国的银行业走出国门进行的收购兼并交易活动,是由银行自身发展需求,以及市场发展需求而决定的,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著名国际金融专家、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吴念鲁认为,并购当地银行是实现中国银行业海外机构设置的最佳途径。通过收购一家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当地银行,不但可省去向当局申请开行、选址、招聘人员、拓展客户和市场等一系列繁琐复杂的工作,还可为尽快实现银行的本土化打下基础,且不会中断银行业务,为收购银行快速进入当地市场赢得时间。 如果没有合适的并购对象,申请设立子公司较分行为好。

　　对中资银行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人力资源的挑战,拥有高素质的专业人才、特别是高素质的具有国际化水平的经营管理人才是成功的关键,这是制约今后中资银行海外拓展的重要环节。中资银行可通过加快培养国际化高素质人员的力度,在国内外聘请职业经理人、建立科学的人才机制来应对这种挑战。

　　在今后5到10年里,中资银行势必将成为主要的地区性银行,但仅会在某些领域成为全球性银行。它们可能成为全球强劲竞争者的一个领域是贸易融资,这也是紧跟中国企业的步伐。中资银行将在香港零售银行业争夺市场份额,同汇丰银行共同垄断这个领域。在这段时间里,它们还可能迈出收购规模较小的美国银行或欧洲投资银行业务的第一步。

　　除了银行业外,中国外汇储备也需加强投资保值。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项俊波4月24日在上海

复旦大学讲话时表示,中国应通过“合理”增加黄金储备及买入石油、金属等战略资源来拓宽巨额外汇储备的投资渠道。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6月6日上午在天津滨海新区举行的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开幕式上提出,加快推进包括私募股权基金在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

　　金融如水，疏堵结合，中国金融资本只有以开放的心态融入全球经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政府要保持自己的政治优势和威望，决策要有公开性透明度，依据法律运行，才能让大多数人分享到资本全球化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