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区域经济不能依赖优惠政策

　　朱向东 王士卿

　　为了探索综合改革的经验，国务院分别于2005、2006年批准在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新区设立“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今年6月国务院又批准在成都、重庆两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当然，国家在金融、土地、税收、财政等方面对试验区给予优惠政策。不少人将这些优惠政策视为“经济特权”，为了获得它，近年来各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有的请专家论证，有的发表文章宣传，有的跑部委游说，有的向中央领导呼吁，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制约区域发展的主客观因素

　　纵观我国改革开放近30年的实践，笔者认为，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客观方面：一是区位优势。如广东毗邻港澳，

福建毗邻台湾，再如长三角、环渤海地区，均有程度不同的区位优势。粤、闽地区先行一步、发展较快，首先得益于区位优势。二是优惠政策。为了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九十年代，国家出台了多项给予特定地区的优惠政策，如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地设立经济特区，批准上海、天津、广州等14个市为沿海开放城市，在天津、大连、青岛等地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高新技术园区等。毋庸讳言，国家的优惠政策对上述地区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必须看到，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市场秩序和法制环境的不断完善，市场调节的作用在日益增强，优惠政策的作用在日益递减。三是文化积淀。这里讲的文化是大文化，是包括教育、科技、卫生、环境、历史传统等丰富内涵的文明程度。江苏、浙江的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并不比其他地方明显，但是两省的发展却相当快，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里的文化积淀比较深厚。

　　主观方面：一是领导水平。诚如毛泽东同志所言：“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群众。”在我国的现行体制下，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快慢，关键取决于领导班子尤其是党政一把手的能力大小、水平高低。总投资200亿美元的中国·新加坡工业园区刚开始启动时有众多城市激烈竞争，最后花落苏州，充分展示了苏州市党政领导的大智大勇。二是思想观念。思想是行为的先导，观念支配行为。人们的思想观念是解放还是保守、超前还是滞后，直接影响其行为和结果。当东南沿海地区的人们埋头挣钱、发家致富的时候，北方人还在讨论“姓资姓社”；当沿海地区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时候，内地还在对惨淡经营的国有企业抱残守缺；当先进地区大力发展微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的时候，后进地区还在发展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小钢铁、小水泥、小造纸等落后产业。三是人的素质。包括干部队伍素质、劳动力素质、居民素质。一个地方人的整体素质高低与其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成正比，因此，人的素质是一个地方发展快慢的根本因素。此外，一个地方即使过去缺乏人才优势，但如果领导高明，他们会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地乃至外国的高素质人才和劳动力；相反，在不重视人才的地方，不仅吸引不来外地人才，原本稀少的本地人才也会流失。

　　把劲用在“练内功”上

　　对于地方领导来说，地理位置、文化积淀等客观条件是历史给定的、不能选择的；并且客观条件并非发展区域经济的决定性因素，否则就无法解释有些客观条件相似的地方经济发展的差距为什么那么大。这再次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论断：“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鉴于此，地方领导班子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练内功”上，在改善主观条件上花大力气。首先，要尽快提高党政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和水平，提高驾驭市场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先进文化、构建

和谐社会的执政能力，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能力。其次，领导干部要不断更新观念，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再次，大力提高人的素质。切实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科学安排地方宝贵的财政资金，充分利用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加大对教育、科技的有效投入。制定鼓励创新、吸引高层次人才的奖励政策，切实改善投资软硬环境，“栽好梧桐树，凤凰自然来”。

　　(作者单位：唐山市委党校)

　　来源：中国改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