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应转变思维

　　11.5%——中国经济增长再次刷出新高，这也基本符合本报(《中国经济“半年版”或超预期》详见7月16日A12版)在上半年经济数据发布之前的预测报道。

　　但是这一高增速引发了市场各方的担忧，经济是否过热？宏观调控是否继续紧缩？下半年投资增速会否继续回落？为此，本报记者特别采访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现中国人力资源学会会长刘福垣教授和花旗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博士。

　　经济潜在增长率正在提高

　　《中国经营报》：全国人大财经委发出了中国经济由偏快向过热增长的风险，你如何看待上半年经济？

　　刘福垣：我认为目前的经济并不热。经济冷热与速度没有关系，和摩擦力有关系。也有可能经济增长15%都不叫热，也有可能经济增长6%、7%就热了。原因是，如果经济运行并没有瓶颈制约和短缺部门出现，同时没有造成很高的通货膨胀，即使速度快一些，也不叫热。

　　打个比方，宇宙飞船快不快？但它不会燃烧；只有回到大气层它才燃烧，这是因为有了阻力才燃烧。我们现在经济的阻力在哪儿，不是缺少实物供给，而是存在大量剩余，如劳力、资金、产品和产能等四大剩余，这四大剩余表明经济不是热了，而是冷了。如果说由于这四大要素不足，引发较高的通货膨胀，那才叫经济热了。

　　以投资为例，上半年投资增速25.9%，这个速度是很低的。中国目前处于二元结构转化阶段，充分就业应该是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目前我国每年有1800万农民在城市需要就业，城市人口中约有700万人也要就业，所以我们一年要解决2500万人的就业问题。在去年，11.1%经济增长速度只解决了1184万人的就业，连一半的任务都没有完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是冷了，而不是热了。

　　现在我们有劳动力，有资金，还有原材料，为什么经济增长速度不能更快一点呢？快了就热的说法是把中国当美国、日本和欧洲，我们与这些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根本不在一个发展阶段上。中国GDP增长10%，也不如美国增长0.5%，不同阶段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不可比的。中国现在是小孩长个阶段，长得慢了才是有病；而美国是中老年阶段，反而长得快，那才怪了!

　　沈明高：我的观点是经济增长从偏快到过热的过程中，只是处于一个非常早期的阶段，大家过于担忧经济增长是否过热了。人们似乎总是以过去的经济潜在增长率来衡量今天的经济增长，但事实是，今天的经济增长与过去已经发生许多变化。这些变化使得中国的经济潜在增长率得以提高。

　　这些变化包括，一是中国在2002年加入WTO后，外需增长强劲，顺差不断扩大；二是过去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资金成本较低，要素价格低，引发了重化工业较快发展；三是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消费需求开始稳步增长，消费结构开始升级。以上这些因素，使得经济增长率不断推高。

　　我对过去20年来的经济增长作了一个统计：1997年到2002年，经济处于通缩期间，经济平均增长达到8.9%；2003年到2005年，中国经济开始走出通缩阴影，经济平均增长达到10.2%；而到了2006年，经济增长又开始上了一个新台阶——国家统计局把2006年的GDP增长从10.7%提高到11.1%。

　　早前大家认为经济潜在增长率在10%，如果超过10%，经济就要过热了。现在看来，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似乎已经超过10%了，达到11%。如此，再来回答你的问题，经济热了吗？我想答案已经不言而喻了。所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环境都发生了变化，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经济过热这一问题。

　　通胀上涨温和

　　《中国经营报》：过去五年时间，经济高增长下，物价一直在低位运行。但近期猪肉价格上涨较快，不少人认为通货膨胀再次来临了！

　　刘福垣：猪肉和粮食的价格上涨，是由于农产品的机会成本上升太快造成的，是由市场价值规律决定的。一段时间以来，粮食和饲料成本上涨了，同时劳动力价格也在上升，所以猪肉涨价是正常的。我们不能说现在价格高了，只能说过去价格太低了。这就说明生产猪肉的社会必要劳动增加了，猪肉应该更值钱。这种现象是一种结构的变化，是一种成本性推动的价格上升，不是货币的贬值，不会引发通货膨胀。

　　市场经济就是这样，不能因为价格上升了发愁通货膨胀，价格下跌了又发愁通货紧缩。价格的波动应该是一种常态，它反映了供需结构的变化，我们增加猪肉供给后，价格自然也会下来。猪肉价格上涨不会引发全面通货膨胀。

　　真正的通货膨胀只跟印刷厂多印钞票、搞经济发行有关系，为了弥补国家财政赤字，国家的货币发行量超过经济的需要，造成物价全面上涨，货币贬值。但现在事实是，税收年年创新高，财政的日子非常好过；同时大多数物价很平稳。

　　现在大家主要担心的是货币供应量增速较快，流动性过剩，这实际上是一个假象。因为这些货币并没有转化为生产性资本，进入实体经济。而是大量进入虚拟经济，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上转圈。也就是大量货币并没有与劳动力、生产资料等要素结合起来。如果一结合，货币转化资本，生产资料就会转化为商品。所以，更不能说现在是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在我看来，现在的物价非常温和，即使达到5%也是很正常的。

　　转变调控思维

　　《中国经营报》：基于上述判断，未来

　　沈明高：如果经济潜在增长率在提高的判断得以成立的话，那么政府的调控就要发生一些改变。

　　首先是目标上，年初人大报告定的3%通胀率就可能低了，因为它的经济增长目标是8%。如果现在11%成为经济潜在增长率，那么超过3%以上的通胀，我们应当能接受。

　　今年以来，政府的宏观调控一直控制顺差，但看起来效果并不明显。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顺差的问题出在顺差之外，外部不平衡是内部不平衡问题的延伸。巨额顺差的症结在于内部储蓄、消费和投资的结构问题。

　　投资与储蓄的缺口是外贸顺差。实际上，为什么顺差那么大，还是在于内部需求疲弱，消费增长不够和投资不够。解决之道是进一步刺激启动消费，同时投资能否再快一点儿。

　　当然有人认为，投资再快的话，会引发经济过热，推高通胀，在未来形成又一轮产能过剩。如果我们之前所论述的关于经济潜在增长率提高的判断成立的话，那么我认为，投资增长并非完全是坏事，实际上可以改善外部不平衡。

　　从实际情况来看，2007年上半年投资增长25.9%，低于2006年同期近4个百分点。同时，实际消费需求增长并不是太高，扣除物价，实际消费增长仅为12.2%。

　　第二个解决之道是降低储蓄率，即降低政府、企业和个人储蓄率。降低政府储蓄率主要在于扩大政府公共品，如医疗、教育、社保和卫生事业的投入；降低企业储蓄率一是减少企业利润，二是增加它的投资；降低个人储蓄率一是增加个人消费，二是提高投资回报率，加强公司债和资本市场的建设，增加个人财富。

　　刘福垣：上半年连续的紧缩政策出台，提高存款

　　为什么越不断调控，顺差反而越大呢？问题在于压抑了国内投资。顺差越大，表明内需越不足。事实是，上半年的紧缩政策控制虽然控制了投资增速，但是使得大量货币流入资产市场，推高资产价格，而不能形成生产性资本。这造成了内需不足，引发进口疲弱。

　　同时，消费启动并不明显。原因是社会保障没有到位。目前社会保障是商业保险、强制储蓄，企业扣20%，个人扣8%，只包括了1.8亿城市养老人口和1.1亿失业救济人口的账户，8亿劳动者还有很大的缺口，而且流动人口根本就没有包括。社会保障不健全，消费需求难以真正启动。

　　所以要解决中国经济外部失衡问题，宏观调控应该谨慎运用紧缩政策，而是要加快投资增速，加快政府公共服务品的建设。

　　现在我们主要面对的是环境污染和能耗的问题。所以，我们更应该鼓励上马一些高科技、规模大和效益高的大项目，以大替小。小、乱、脏差的工厂，是造成环境污染和能耗高的重要因素，靠行政手段关闭是不行的。因为这些项目有市场需求，要靠大项目在市场竞争中挤压小、乱、脏差工厂的市场空间，这样才能降低对环境的影响和提高资源效率。所以宏观调控政策应该控制和提升投资的质量和结构，而不是打压投资需求，不是打压投资总量。中国经营报记者：刘晓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