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深推进改革开放

　　栏目主持 本报评论员 王梓 本期主持 本报评论员 代忘

　　根据国家统计局7月19日上午公布的数据，中国上半年GDP达到10万余亿元，同比增长11.5%，贸易顺差达到1125亿美元。虽然面临着CPI上行和外汇储备“过多”的压力，但这些基本数据显示，改革开放29年后，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中国经济正在继续创造奇迹。

　　通过29年的艰苦努力，中国的改革事业已经进入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齐头并进的新阶段。国有经济改革早已涉入深水区，2004年以来的改革争论并没有阻挡改革的步伐继续迈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执政党明确的目标，顺应了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要求和公民参政积极性的提高。

　　6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发表讲话，强调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四个坚定不移对发展大局的重要性。在新一阶段改革即将展开的关节点上，针对过去近三十年改革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理论与现实挑战，我们应该如何解放思想，继续将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如何在总体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近日，本报邀请了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总编辑、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周为民教授，北京大学电子政务研究院院长杨凤春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行政学系主任毛寿龙教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甄小英教授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是为北京圆桌论坛第140期。

　　解放思想　坚持改革

　　《21世纪》：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将坚持“解放思想”放在四个坚定不移之首。在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的现阶段，您觉得我们在哪些方面需要在理论上取得突破？如何将这些突破真正落实到改革开放之中？

　　周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前苏联模式的根本否定和全面超越。当然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公有制，但必须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来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公有制，而决不能继续拿前苏联模式的旧观念来谈这些问题。所以，在如何认识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如何认识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等等基本问题上，仍然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继续清除前苏联模式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是最重要的。

　　杨凤春：对下一步改革来说，思想解放是动力来源之一，尤其是在意识形态、理论资源和话语权方面，思想解放的作用可能是主要的。思想解放意味着一种物质的力量，这个力量和国家的政治、政策发生关联的途径，就是一个学风的问题。

　　在一般社会层面上需要解放思想的，不光是旧的意识形态，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们也需要解放思想。那些有学问但没有常识的人，要转变成既有学问又有常识的人。学风的转换，事实上是学人的替换，一代人完成使命之后，就该让下一代人来思考新问题。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有沉重的思想牢笼。改革开放以后，西学进来，我们又在自己身上套上了很多新的精神枷锁。学界的学风要改变，要立足于生活，面向实际的问题，这样的思想解放才能落到实处。

　　具体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正确的认识改革，不要神话改革，应该更好的反思改革。现在的问题就是以前改革的不到位造成的。要反躬自问：究竟要什么样的发展，才能够减缓这20多年来过度的机会主义和财富崇拜对人们的心灵幸福造成的伤害？

　　甄小英：现阶段是三个东西重叠在一起，一个是社会经济结构深刻转型，一个是我国进入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跨越阶段，第三是全面开放，我国社会呈现出一些阶段性特点。我们现在遇到许多过去从未遇到过的情况，解决这些问题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当然必须解决思想，自主创新。

　　不仅经济、文化、社会建设方面需要创新，包括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党要依法执政的问题；包括坚持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完善执政党对参政党的领导方式问题，都需要解放思想，总结实践经验，不断改革创新。

　　《21世纪》：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改革也亟待推进。6月份的数据出来，全国房价普涨，同时“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等诸多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改革开放29年后，如何理解和应对中国社会面临的诸多挑战？

　　周为民：把“上学难”、“看病难”这些问题，看成是市场化造成的，这种流行观点是不对的。在医疗、教育这些领域，基本的格局是政府垄断。民办的医院和学校有一点，但根本不足以形成竞争。连最起码的打破垄断都还远未做到，哪来的市场化甚至还是什么过度市场化？

　　回想一下，在一切由政府垄断控制的计划经济年代，老百姓的生活有哪一样不难？政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组织生产和分配，还是样样难，样样缺。要讲关注民生，市场化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基本的民生问题。放开市场以后，民生上的那么多难事还难吗？都不难了。现在几个突出的“难”，恰恰是发生在仍然由政府垄断的领域(住房难也和政府既垄断土地又不能有效提供“廉租房”一类有关)。

　　既要保持垄断，又想尽可能地减少财政负担，让垄断部门自行去谋利生财，这两个一结合，事情就彻底乱了。问题的症结是这个。真正解决问题的方向仍然应当是推进市场化改革，不是说一夜之间什么都不管了，而是说这些领域都要开放，让民间的力量进来，逐步形成有竞争的市场，形成政府举办的部分和民间举办的部分之间的合理分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面对现在的一些问题，不能南辕北辙地进一步主张强化政府干预，政府越控制越短缺。

　　从改革开放之初，收入差距过大造成贫富悬殊的舆论就很强。今天进一步突出了。当然现在确实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已相当突出，对这个问题是要努力采取有效措施来应对。

　　但要搞清楚一点，尽管市场经济本身会造成收入差距，但现在收入与财产差距扩大的问题，主要不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的，主要还是由于一些非市场、反市场的因素造成并加剧了分配不公。讲收入差距问题要注意把收入不均和分配不公区别开来。因此，解决这样的问题，最基本的办法不是否定市场化改革，恰恰是要靠进一步推进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特别是深化要素市场的改革，来消除分配不公的体制原因。

　　毛寿龙：住房市场化改革带动了供给增加，很多人住上了好房子。不过，也导致了很多问题，比如现在城市土地基本开发得差不多了，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随着经济增长，住房价格肯定上涨。

　　不同的时期问题的表现可能是一样的，但其性质以及政策意义却不尽相同。就住房来说，过去是公房闲置，现在是好多的私房闲置，这好像都是闲置，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别。公房闲置，那是腐败问题，难以解决；私房闲置，那是政府管制问题，需要进一步开放和完善租房市场和二手房市场来进行解决。目前，住房的问题是消费基本是市场化的，但供给是高度管制的市场。关键还是需要进一步提升供给的市场化水平。

　　医疗改革前，很多看不了的病现在可以看了。但基本服务没有做好。看病难跟公共服务太集中有关系。医疗服务基本是垄断供给，没有市场化有商业化，在政府高度管制条件下，天价医院就出来了。总的来说，过去既没效率，也不公平。现在效率上有增长了，但是公平性并没有增长。这是政府需要面对的问题。

　　政府主要工作应该放在解决公平性方面，效率问题让市场去解决，不要希望通过控制效率来提高公平性。

　　《21世纪》：如何回应社会的平等诉求？

　　周为民：改革开放将近30年，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空前提高，这点必须看到。

　　旧体制下远远不是一个平等的社会。第一，在旧体制下，各种各样的制度和政策壁垒，把几亿的农民与城市隔绝开来，强制固定一种身份不平等，这种身份不平等带来全面的机会不平等。这个问题是改革开放后逐步解决的。

　　第二，旧体制下由家庭出身、成分上的“红与黑”造成巨大的社会鸿沟，多少人、多少大好青年，仅仅因为出身不好，就根本不能在社会上抬起头来，不要说上大学，在参军、招工等等各种机会面前都是被排斥的，甚至找不到“对象”，结不了婚。这种同样相当残酷的社会不平等也是改革开放以后解决的。

　　第三，旧体制当中，由等级规定的特殊待遇、福利、场所是普通民众绝对不可能染指、问津的。那些特殊的商店，有特权的人能进，外国人能进，老百姓决不能进。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明确按特权分配的等级标准在很多方面很大程度上为统一、单一的货币尺度所代替，这同样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第四，旧体制下，在普遍贫穷的“平均主义”中，仍然存在突出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这种差别甚至一度大到成为活着与饿死的差别。改革开放以来，两亿多绝对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

　　因此，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带来的巨大历史进步不仅仅体现在物质财富的空前增长上，而且也体现在社会平等程度、人的基本权利的平等程度的空前提高上。

　　现在，分配上的收入与财产差距是要高度重视的，要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按照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服务的方向推进政府改革并发挥政府作用等方面来采取切实的措施，各种专家学者，应当从这些方面多做研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不应当一再散布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造成了严重的不公平、不平等之类的错误论调，一再空喊笼统的公平口号。否则只会加剧社会不满和社会对立，而丝毫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杨凤春：和谐社会作为一个新的理念，是一个社会进步，执政党给人们造成了良好预期。

　　现在要让各种垄断减少一点，将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结构调平衡一点。这意味着特殊利益集团现在的既得利益没有了。

　　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中，一个特别大的难题就是，前二十几年的改革已经使某些特殊利益人群与特定的不合理制度关联在一起，这些人对改革的支持和反对不再是抽象的，是和特定的利益、特定人非常具体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又没有一个反力量来抵消他们对改革的反抗，所以要强调对公众、对弱势者的赋权和增权了。

　　从国家层面来说，现在需要解决的是绝对的不平等问题。除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之外，现在基于这种社会身份的其它不平等在扩大。

　　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两方面的工作都要做，一个就是给无权和少权的人赋权和增权。另一方面要改变人们的贫富观念。政府的发展观在改变，社会公众的贫富观也需要改变。中国穷怕了，就想一下子要富起来。政府的GDP主义，并不仅仅是政府的一厢情愿，也是对某种社会心理和价值追求的回应。什么才叫富呢？按照现在的理解，应该是美国消费主义才是富，但这对中国来说根本不合适。中国是资源约束很强的国家，消费主义是死路一条。

　　《21世纪》：如果以打破垄断为主要诉求，您觉得下一步改革的核心环节是什么？是政府改革吗？

　　周为民：下一步改革应当是在要素市场上深化市场化改革。

　　中国经过将近30年的改革，现在的一个基本战略任务，就是要尽快推进要素市场上的改革，尽快形成健全的要素市场。一般商品市场已经发展得相当充分了，要素市场的发育完善还远远不足。旧体制那种垄断的、管制的控制方式在刚刚从形式上建立起来的要素市场中大量地存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作用就得不到发挥。这就带来了一系列的扭曲，除了损害社会经济效率，还带来寻租腐败、官商勾结、分配不公这些很严重的政治与社会后果。实际上，现在几乎一切深层次问题都集中存在于要素市场。

　　讲改革攻坚就要在要素市场上攻坚，而要素市场攻坚基本问题就是政府改革的问题。行政权力的控制方式要退出要素市场，市场机制要在要素市场上充分发挥作用。要素市场问题的核心是民众财产权利，所以更基础的问题是充分承认民众的财产权利，并要有很好的法律和制度来保障它。民众作为不同要素的所有者，能够自主地参与市场，这才有一个良好的要素市场的基础。

　　形式上要素市场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旧体制的因素迅速进入市场，实际控制着资源配置。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些特殊的利益和特殊的利益集团，进一步的改革就很难。这是一个主要的阻力。

　　再一个严重的障碍，还是旧体制的思想观念、前苏联模式的的深刻影响。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一直存在这样的阻力和障碍。所以改革以来在思想理论方面的主要工作，就是要尽可能地清除这样的障碍。

　　现在改革处在关键的半途，面对种种困难和复杂的矛盾。这时候，一些落后、错误的观念又重新起来，对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怀疑、动摇的情绪和思潮又重新滋长起来。所以现在又必须重新回到20多年前所讨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上，来进一步澄清思想。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讲话，突出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立场，全面重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鲜明提出四个坚定不移，我认为是极其重要，极有针对性的。推进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在经济体制上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推进民主法治、依法治国，这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把这些当成是什么民主社会主义的东西来赞扬，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把它们说成是什么新自由主义指导的资本主义的东西来批判和否定，这在政治上是更严重的错误。

　　杨凤春：实现和谐社会就意味着政府要改革。如果早二十年进行改革，那时的阻力主要是观念层面的，不难。现在是实际利益，砸一个有特权者的饭碗很难。

　　从中国长远发展来说，下一步的改革不仅是政府改革，也应是政治层面的改革。从1990年代到现在，人们在政府领域做了许多工作，但有意无意混淆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把政治领域的问题削减了，把它变成了一个政府问题，或者是一个行政问题。政治改革与这些问题不是一回事情。政治改革也就是说让无权者有权，权利不充分的人能够有充分的权利，让过度挤占别人权利的人退出不该占有的空间。简单地讲就是社会上各个不同部分人之间的一种相互的关系，这个相互的关系必须重新调整、调试，让他们和谐地存在。

　　毛寿龙：从面上来说，中国改革开放是一个全方位推进的进程。实际上，现在已经不存在核心的改革开放问题，而是全方位的改革开放问题。当然，在所有的改革开放中，政府改革，依然是至关重要的。

　　就政府改革来说，需要改变沟通机制。目前，不仅老百姓缺乏参与决策的渠道，上下级的官员要沟通也很难。现在整个机制不是一个沟通的机制，是一个命令等级结构。地方官员还没有很好的渠道影响中央的一些决策。这需要在制度上进行改变。比如说，中央集中药监局系统的权力是正确的，但是如果缺乏地方的参与和监督，集中的权力很容易腐败。如果有地方的参与，让地方的人员和机构，也参与中央的审批和监管，有较多的参与面，前药监局长是没有腐败机会的。

　　另外，对于市场经济来说，中国的政府结构层级太多。中央和直辖市的层级只有两层，所以直辖市的民情很容易上去。而农村与中央隔着非常多层，其结果是广大的农村往往很难在中央的政策上体现出来。我觉得最好所有政府都面向老百姓，然后上面的层级都是辅助性的。决策权要尽可能落实在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的层次上。这样，不仅可以减少层次，也可以在制度上拉近政府与百姓之间的关系。

　　甄小英：政府当然要改革，现在有些地方的政府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行政审批、招商引资、干预微观经济上，要切实向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转变。此外，在人们的公共需求迅速增长，而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又存在公共资金大量流失的“漏斗”。如：政府行政开支过大，一些地方政府追求过于豪华的城市建设，还有包括楼堂馆所在内的大量豪华建筑物的建设。据有关学者研究，仅这三项漏斗中流失的公共投入资金，按照保守估计，不低于2万亿元。2005年国家财政用于文教、科学、卫生，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国防支出加起来一万亿左右。从漏斗漏出的资金，比这三项财政支出总和要多出一倍。当然，这些支出很大一部分靠地方政府预算外财政支撑。

　　解决这些问题，除加强行政监督外，还要加强民主监督和新闻监督。首先是信息应该更透明。应明确媒体权利和应该承担的责任，进一步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

　　政府职能转变，难点是一些部门既得利益的形成。要解决一些地方出现的“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问题。最近重庆率先建立政府立法回避制度，这很好。

　　民主政治与科学发展

　　《21世纪》：近期的多起环保事件、黑砖窑奴工事件都引起了普通民众的极大关注。如何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公民尤其是市民阶层权利意识的觉醒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周为民：环境、生态、资源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要通过改革在体制上形成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条件。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要进一步推进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改革；三就是要形成体制机制上的良好的条件，使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能够有一个正常的、充分的表达机制和渠道，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一种社会各方协商、共同解决问题的机制。这其实也是总书记讲到的，怎么有效的、有序的扩大这种公民参与、社会参与的体制。

　　这是推进民主的一个过程。着眼于民众的财产、健康、人身自由等方面的基本权利的保护，着力从法律和制度上来维护，不要什么都靠上访来解决，那并不是法治社会中最好的办法。在司法过程中，最关键的就是要破除地方保护主义以及行政干预。在环境问题、生态问题上，要避免和民众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加剧。

　　毛寿龙：市民阶层权利意识的觉醒是一个普遍的变化。对政府来讲，关键是要做好利益赔偿工作。需要建立起损害赔偿机制和政府的行政、法律、立法、救济机制，这是最关键的。

　　中国的住房市场化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与住房相关的维权也因此而开始。1992年以来，业主开始组建业委会来维权，到现在为止15年了，但一直很困难。这一过程还在艰难地推动中。业主维权、环保维权对公民积极参与是一个机会，对政府也是一个机会，可以让更多的人给政府以更多的力量来整治环保。公共管理也会有更多的力量，不至于孤立无援。现在环保部门就有点孤立无援，一定要有人参与，从而让环境保护政策拥有社会基础。

　　杨凤春：迄今为止所有对这些问题的考虑，大部分是建立在政府管理技术的改进上面。如果不能及时启动政治机制，有些问题可能干脆就被掩盖掉了。

　　政治机制就是在目前的这种社会状况下，要让更多人的诉求能够有效的进入政治过程和政府过程。可是为什么一些问题很难解决？很多人并不能够设身处地来讲这个问题。

　　从这个方面来说，社会的自组织能力，社会公众的自我救助还是重要的。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到了这一步。

　　甄小英：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维权意识、民主意识、政治参与意识都大大地增强了，政治体制改革怎样与民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既要创造新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民主载体、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还要通过完善民主制度和法治来保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不少需要完善的方面，在保证代表权利、进一步完善选举程序方面都有改进余地。多党合作制度还需不断增强包容力，各民主党派的成员构成，要随着社会阶层的变化、新阶层的产生不断地调整，要给新的社会阶层提供一个体制内合法的、制度化的政治诉求的渠道。这次，执政党的党代表选举程序有很多改进，过去一些地方“同意的不动笔，不同意的才动笔”的类似问题已经改变。另外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制定了。

　　《21世纪》：您觉得应该如何有序地推进公民的参与？

　　杨凤春：从操作层面来说，应该放开一些空间，应该帮助社会把权利增大。如果早20年谈这个问题，可能它表现得不突出，现在问题比较突出了，政府知道好多问题再照原来的方法去管，管不下去了。现在是公众增权的一个比较好的机会，政府有可能在一些领域中间会配合社会的变化，这是有可能的。

　　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社会相对和平的、平稳的社会谈判的机制。政府要帮助社会提高自组织能力。如果有很多社会自组织存在，很多个体都被容纳到自组织中间，自组织之间又可以整合，从而简化社会谈判的过程。

　　社会成员起码可以分做两大类，一是现在基本上还在现有组织格局中的社会成员，单位人或者是村社人。真正的在家里种地的，没有什么问题。还有另一种人是完全的自由人。中国历史上出问题的就是游民，重要的是这部分在各种矛盾和各种利益的结合点上讨生活的人，比如说现在城市管理中间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城管和小商小贩的矛盾。小商小贩实际上是一个自由人，同时他们讨生活的点，又是一个资源冲突和矛盾冲突最剧烈的地方。要有比较好的组织形式能够吸引和容纳他们。

　　毛寿龙：对民主制度大家都有共识，但很难推动。现在小区要去搞维权，谁去维权？小区要搞投票，谁去投票？就是没有人觉得能够从民主中得到什么东西。民主是一个民情的培养过程，也是一个通过实践，逐步学习的过程，这是比较长期的任务。

　　目前，政府需要根据现实状况和老百姓的生活经验，提供一些相关的法律制度和治理结构的基础。在这方面政府也是在不断的学习过程当中，不可能指望问题还没有出来，有先见之明的政府就都设计好了。比如说物权法对小区管理的相关条款，其实是跟小区维权有关系的，是在适应老百姓的需求。

　　在理念上，中国跟国际在慢慢接轨，比如有关人权的看法，提出以人为本是很大的进步。在制度上中国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推进民主不可能有什么独特的道路。民主不可能是一部分人特权，党内民主推进可以让新产生的领导人有更多的权威，也可以改善现在的决策效率，给决策层以民主的支持和监督。这都有利于民主的进步。

　　基层民主是一个基础，是公民学习民主的学校，这个要搞得好的话，国家的民主会有更好的社会基础。

　　甄小英：我觉得党内民主可以稍微加快一点。许多社会精英在党内，一些民主制度和形式的创新，可以先试点，总结经验，再在党内全面推开。完善党内民主，很重要的是切实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党内权力的授受、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要充分体现党员意志。在完善干部人事制度方面，还需不断推进，如完善选举程序，扩大差额选举的范围、扩大差额的比例等。党员的知情权、选举权、重大决策的参与权、监督权等都需进一步完善。

　　我们不是为民主而民主，民主政治建设要为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要与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协调发展。民主是在国内长出来的，不是从国外搬过来就能行的。可以借鉴他国的一些经验，比如选举的程序等。要充分发挥我们自己的长处。我们的民主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英国1688年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240年后妇女才有选举权，包括瑞士这样的国家，1971年妇女才获得选举权。我国建国以后，不到5年的时间里颁布了宪法，明确规定包括妇女在内的年满18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

　　《21世纪》：您认为这方面改革的难点和动力分别在哪里？

　　杨凤春：现在表现比较突出的危机，比如各种有可能危及社会稳定的抗争。比如社保、医疗、大量的失业人口，还比如像高房价，已经超出大部分人的承受范围，很多人面临生存的困境和压迫，在张力达到了极限的情况下，可能有一种比较好的机制出来。

　　还有人们的信心危机，比如说现在大家感觉食品、治安不安全等。当政府无法提供足够的食品安全的时候，可能一些消费者维权的组织会发挥比较大的作用。还有像人口管理方面的危机，不合理的人口政策，就业政策等等，当很难生活的人越来越多，会形成一个流动的大群体，这些人可能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因素。政府不会坐视这种不稳定因素发展，最后有可能形成一种制度的改变。

　　农民和农民工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可是第一代城市移民能够忍受，城市毕竟是一个更文明的地方，为他们带来了一个文明的新世界。第二代与他们有重大差别，他们在城市大长,同时又像很多城市孩子一样，是消费主义者。他们会有更多的诉求。对于中国改革，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时间坐标。

　　甄小英：对执政党来讲应该始终有一种居安思危的意识。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和苏共的执政经历都是前车之鉴。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能一劳永逸。这些党上台执政确实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但是人民的选择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人民会不断的进行选择，历史也会不断进行选择。一个党要长期执政，必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改革的精神加强自身建设，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并领导人民适应时代要求，不断通过改革，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民群众总是要求不断破除那些束缚自己创造更加美好新生活的陈旧思想习惯、体制机制等各种阻力，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农民的创造。党内党外都不乏改革的动力。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1世纪》：您怎么理解“中国特色”？它是否意味着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有哪些方面“交叠共识”？

　　毛寿龙：中国特色有很多层面。技术层面来说，中国法治进步、市场化道路、政治发展，肯定会有自己的特色，但不要把中国特色弄成挡箭牌。有一个与此对应的说法是“国际惯例”，这意味着更多向国际开放。有时候国际惯例占上风，有时候中国特色占上风。实际上就是选择一个开放的中国，还是选择一个封闭的中国。如果只强调中国特色，就很难学好。

　　温家宝总理说我们要吸收世界各国的普世文明，包括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那是国际惯例。民主与法治如何运作，每个国家有自己方式。运作机制是慢慢形成的。

　　杨凤春：现在一讲到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改革，人们就面临着很多观念和物质的前提条件的限定。这可能会滥用“中国特色”，成为拒绝改革的口实。当然各个国家的道路是不一样的，社会发展有随机性，但也有一些共同的东西。民主建设一定是许多小事情积累而成，许多小细流汇成一条大河。有人一开始就把水搅混了，说中国不能搞民主，认为目不识丁的人去选举容易被人收买选票，这非常没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