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业常绿

　　追求可持续发展与追求盈利如何相得益彰，请看本刊首次推出的绿公司实践报告

　　文 《环球企业家》专题研究部

　　四年前，当WWF(世界自然基金)中国项目的实施总监朱春全第一次和国有企业打交道时，心里十分紧张。因为在他印象中，国企在环保方面的意识并不先进，而且对非政府组织(NGO)多少有些排斥感。更何况他面对的中粮集团，要宣讲的环保内容又非在中国市场看得见摸得着——中国每年都要进口大量的棕榈油，而在全球市场流动的棕榈油有些原材料是来自非法砍伐的马来西亚热带雨林，朱春全希望中粮能避开这个“陷阱”，并以自身行动抵制破坏自然的行为。

　　出乎朱春全意料的是，中粮的高层对此非常欢迎，在朱演示PPT的时候不断点头赞同，当场表示愿意合作，甚至可以资助WWF参与这种“拯救行动”。“因为我们要做成真正国际化的大企业”，中粮高管对朱说。

　　对站在朱春全背后的这类NGO来说，这四年来，一直都有听到类似这种事先不曾预料到的好消息——不少中国企业和跨国公司都开始真正意识到，环保、节能、减排等“绿色实践”其实并非外界要强加给自身的责任，而是一种企业和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动力，并且也能最终转化成企业在生产、营销、品牌等之外的另一种核心竞争力。

　　比如IBM已在寻找一种从开始就减少废物排放的生产工艺；诺基亚在所有新发布的手机产品中停止使用聚氯乙烯(PVC)；苹果和联想也做出类似承诺。这种在各自领域进行“绿色实践”的企业名字还可以列出一长串：丰田、本田、通用汽车、高盛、BP、壳牌、沃尔玛、宜家、家得宝、海尔、中化、中远⋯⋯

　　而最新的案例是，一些公司内部开始专门设立首席可持续发展官(Chief Sustainability Officer，CSO)，他们的职责不仅仅是环境监督者，还要帮助公司从中盈利。具体而言，他们要与经销商和消费者们结盟，一起创造绿色产品，而且他们有权力终止交易，拥有对产品研发和广告活动的投票权——通常是决定性的一票。

　　比如自从今年3月成为陶氏化学公司的首个CSO以来，戴维·肯勒(David E. Kepler)就一直和陶氏的技术、生产以及财务人员讨论关于替代燃料和绿色产品的问题。“我们通常能达成一致，”他说，“但如果为一个关键的环境问题发生争论的话，我会获胜。”杜邦的CSO 琳达菲·舍尔(Linda J. Fisher)则“破坏”了杜邦一桩收购一家公司的计划，因为被收购公司的业务不够“可持续性”。

　　而当通用电气的两名商业主管为开发绿色产品资金紧张发愁时，通用电器的CEO伊梅尔特大笔一挥，直接拨给“绿色创想”业务的副总裁一笔研究款。他说，“我的大门对这种项目永远是敞开的。”联想则在合并了IBM的PC业务后，COO弗兰·奥沙立文(Fran O‘sullivan)立刻找了一位高级总监麦克·皮尔瑞斯(Mike Pierce)全职推进和环保、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大小事宜。

　　对这些公司来说，这些环境主管们有着不同的背景——杜邦的CSO琳达菲·舍尔曾经为环境保护署工作；汇丰可持续发展小组的主管则来自WWF；家得宝则从销售团队中找人；在通用电气，有两个人分摊绿色工作。一人负责绿色产品，一人负责公司行为是否合规和外部沟通；其他公司则将工作合二为一，如希尔顿酒店公司品牌执行副总裁一方面负责监督希尔顿减少其近3000个酒店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工作，一方面也从采购建筑材料到洗发香波，都采用绿色环保标准。

　　而自从去年10月份成为家得宝环保创新的副总裁以来，朗·贾维斯(Ron Jarvis)一直努力地卖绿色产品、开绿色商店以及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教育消费者。他还负责购买和出售木制产品。因为熟悉业务，朗·贾维斯成功地赢得了销售人员的尊重。

　　以上种种不难看出，将公司“变绿”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潮流趋势。这不仅是关乎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也是关乎到我们每一个切身实际的话题。基于此，《环球企业家》历时两个月，首次在国内进行一项有关“绿公司”的调查。本次调查试图了解在中国市场运营两年以上的企业(包括本土企业和跨国公司)在绿色实践方面的整体表现。

　　在绿色和平组织中国分部的帮助下，我们首先筛选出50家在环境保护方面表现良好的企业。然后参照国际媒体同行的标准和指标，进行加权分析，最终为读者列出其中表现最好的十家企业。它们来自IT、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