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投资率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文/罗云毅

　　在上一期专栏中，我们谈到了中国的高投资率是一种长期现象。但这一结论只是一种客观性的描述，并不包含或好或坏的价值判断。如果要从宏观政策分析的角度对高投资率做出是福是祸的评价，就必须进一步考察高投资率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对这个问题最直接的正面回答就是较高的投资率会带来较高的经济增长。

　　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看，经济学界对高投资与高增长之间的密切内在联系，即高投资带来了高增长的认识是高度一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教授在他的代表作《经济学》中曾明确指出，“用宏观经济学语言说，相应于收入的高消费会引致低投资和慢增长；相应于收入的低消费会引致高投资和快增长。”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则直截了当地宣称，“没有高投资率，美国的工业将会在技术上落后。”

　　从实践角度分析，我国在改革开放近30年中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伟大的中国奇迹，而高投资率毫无疑问应是推动这一奇迹出现的最重要经济因素之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投资篇中关于各年主要产品建设规模和新增主要生产能力的记载可以见证这一点。另外，世界银行关于一些主要国家1980-2003年期间的统计数据也表明了高投资率与高增长率之间的趋势性联系(参见下图)。

　　即使质疑高投资率的人通常也不会否认高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但他们往往更多地将高投资率与社会经济发展中某些负面的现象联系起来，从而对高投资率忧心忡忡，因此本文将重点放在讨论他们的各种疑虑上。

　　1.高投资率与生产能力过剩

　　由于投资的本质在于形成生产能力，因此高投资率与产能过剩之间的关系就非常引人注目。一些人从高投资率推导出产能过剩似乎是很自然，但这一判断非常值得研究。

　　首先，我国当前的投资率的确很高，但是否真的存在整体性的生产能力过剩呢？目前，我们虽然没有一个公认的用以衡量生产能力过剩与否的指标，但可以借用关于商业周期态势的判断框架进行考察。在一般情况下，如果一个经济体形成整体性的生产能力过剩，从而供给能力超过需求水平时，通常会出现商品积压、企业利润水平下滑、就业困难、收入水平下降等现象。而从这样的角度考察，我国现在显然还没有出现整体性的生产能力过剩。例如，下图表明，尽管近些年来我国投资率不断上升，但存货增加占GDP的比重却一直呈下降趋势，没有显现商品积压的迹象。又如，据白重恩教授等国内外学者研究，我国1985-2005年期间的资本回报率在15%-20%之间，不仅高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而且近年来又上升到新的高度，表明经济增长的空间还相当大。再如，我国城镇就业人口自进入新世纪后一直以每年1000万左右的速率增加，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稳定在4%左右，2006年比2005年还有所降低，同时实际工资水平的年均增幅保持在10%以上，看来也不像整体性生产能力过剩的样子。

　　其次，在一些行业我们确实可以看到过剩生产能力的形成，而且应当承认与该行业的投资高速增长密切相关。但值得考虑的是，我们能够从某些行业因高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过剩直接推导出全社会整体性的生产能力过剩、进而投资率过高吗？如此理成立，那我们是否可因存在某些明显投资不足的行业(如水利、教育、公共卫生、环境保护、装备工业、清洁

能源等)而推导出整体性的投资不足，从而投资率过低呢？这样简单地从局部推导全局的逻辑框架显然也是值得考虑的。

　　再次，还应看到，尽管我们创造了

中国经济奇迹，但人均产出要追上发达国家其实还有几十年的路要走。怎么样赶上发达国家？斯蒂格利茨教授说得好：“没有相当数量的资本品积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从欠发达状态迈向发达状态。”资本品积累即生产能力积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就是没有足够的资本品积累。如果考虑到人均水平，就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说我们已经出现了资本品过剩、进而产能过剩呢？

　　最后，我们认为，虽然现在的所谓生产能力过剩现象不是整体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但对此“近忧”也不能忽视。不过，从长期看，就投资率与生产能力的关系而言，更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创新问题。因为在高投资率条件下，如果一方面短缺部门逐步消失，另一方面因技术创新不足使得可容纳更多投资的部门逐步减少，那么结构性的过剩就有可能较快转化为“整体性”的过剩，这是真正值得我们担心并需下大力气解决的“远虑”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