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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运行中长期性问题需综合治理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7月10日 00:37 金融时报

  程瑞华

  当前的宏观经济运行正处于由过快向过热的转变过程之中,一些问题是短期的,如股市暴涨、通胀压力增大等;而不少则是存在多年的长期性问题,如经济增长方式、流动性过剩以及能源和环境问题。

  针对短期性问题,可以主要依赖货币政策予以灵活调节,但对长期性问题则需要财政政策、能源政策、环保政策,以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诸多手段“多管齐下”、“综合治理”。

  主持人 本报记者 程瑞华

  特约嘉宾 亚洲

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 庄健

  从2004年开始的新一轮宏观调控,初步缓解了经济由局部过热转为全局过热的压力,我国经济增长的态势已经有所改善,今年上半年,国家继续加强并改善宏观调控,进一步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和

城市建设规模,抑制钢铁生产能力盲目扩张,适当限制部分初级产品出口过快增长。那么,这一系列政策措施效果如何?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连续的宏观调控,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又应该从何处着手?就此类问题记者与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进行了对话。

  记者: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长从2006年第四季度的10.4%强势反弹到了11.1%,而且增长动能在4月份得到了延续:零售年同比增长了15.5%,工业生产增长了17.4%,而且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5%。那么,从这些统计数据看,您认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有哪些突出问题?

  庄健:一是前几年“高增长,低通胀”的格局已有所改变。在经济增长继续保持高位运行的同时,通货膨胀压力开始增大。一季度GDP增长11.1%,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实际增长18.1%。伴随肉、禽、蛋价格的明显上升,居民消费价格已连续4个月超过货币当局宣布的调控上限3%,5月份CPI同比上涨3.4%,为近年来单月增幅的最高水平。5月CPI的大幅上涨很大程度是由于猪肉价格上涨所引起,但粮食价格走高的隐患在中期内依然不能消除,除此以外,居住价格的增长也会成为CPI上涨的一个推动力,5月份居住因素价格对CPI同比增长的贡献率约为16%,近期房地产销售价格的过快增长正逐步向租赁价格传递,因此租赁价格的上涨必将对CPI产生推动作用。

  二是货币流动性过剩现象更加严重,导致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股市非理性暴涨。2007年5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6.4%,涨幅较大的主要城市包括深圳12.3%、温州10.9%、北京10.3%和南京9.2%等。继2006年上证股指上涨160%后,今年沪深股市双双一路上扬,至5月底,上证指数一度突破4300点。在大量媒体报道“一夜暴富”故事的刺激和诱惑下,越来越多的散户股民涌入股市。

  三是外贸顺差持续扩大,与主要贸易伙伴的摩擦增多,外汇储备大量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8013.4亿美元,同比增长23.7%。贸易顺差累计达到857.2亿美元,预计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顺差将超过千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0%以上。由于外贸持续顺差、外商直接投资继续增加,再加上部分国际“游资”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的外汇储备持续大量增加,到3月底已高达1.202万亿美元。

  四是经济增长继续依赖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拉动,继续依赖投资和外贸出口推动,能源效率未出现明显改善,各种环境污染问题仍然大量存在,在部分行业和部分地区环境污染问题甚至有进一步恶化的危险。

  记者:针对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宏观管理和调控部门出台了若干有针对性的措施。您如何评价这些措施的作用?

  庄健:首先是货币政策。针对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先后5次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每次上调0.5个百分点,目前存款准备金率为11.5%),先后两次分别提高存、贷款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累计上调0.54个百分点达3.06%;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累计上调0.45个百分点达6.57%)。5次存款准备金率上调成为央行回笼资金的主要手段。在1.52万亿元的净回笼资金量中,通过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回笼的资金量占比达到了54%,达到8300亿元,是去年同期的5.33倍。此外,央行还发行了2.64万亿票据来吸收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在上半年发行的2.64万亿元央票中,三年期央票的发行量为7480亿元,占了近三成。然而,由于上述货币政策的调整幅度较小,其实施效果较为有限。特别是流动性过剩问题还涉及汇率、出口退税和外贸政策等诸多方面,通货膨胀问题则涉及国际粮价和国内农副产品的市场供求状况,单纯指望货币政策的调整解决这些问题是不现实的。

  而针对股市泡沫、外贸顺差过大和外汇储备过多等问题,财政方面则先后出台了如下一些紧缩措施:一是5月30日财政部公布将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从0.1%上调到0.3%。一日之内,沪指下跌6.5%,900多只股票跌停;二是自6月1日起,对142项商品加征出口关税。其中重点是对80多种钢铁产品进一步加征5%至10%的出口关税。对209项资源性产品和部分涉及百姓生活的日用品进口商品实施较低的暂定税率;三是自7月1日起,下调2831项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此次税率调整覆盖范围之广(占海关税则商品总数的37%)、措施下达之急(不设过渡期)、针对目标之明确(矛头直指贸易顺差),均为历年来所罕见;四是计划发行1.55万亿元特别国债购买2000亿美元外汇储备资金作为即将成立的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资本金。这相当于央行10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实施效果(每次0.5个百分点,紧缩资金1500-1600亿元);五是计划减少甚至取消实行了8年之久的存款利息税(20%),这相当于一次性提高存款利率0.6个百分点。

  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的力度更大,指向更为明确,结构性调整的意图明显,相信会比单纯采用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程度更为显著。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财政政策的刚性较强,缺乏一定的灵活性,一旦宏观运行局势逆转,财政政策的反向调整较为困难。

  针对能源效率提高不快问题,国家发改委4月要求各地清理违反规定自行出台的发展高耗能产业的土地、税收、电价等优惠政策;5月,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8部门开展全国性清理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的专项大检查,检查各地落实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调控政策情况、落实差别电价政策情况等;6月,国办发出《关于严格执行公共建筑空调温度控制标准的通知》,要求除医院等特殊单位以及在生产工艺上对室内温度有特定要求并经批准的用户之外,所有公共建筑内的单位,包括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都要执行夏季室内空调温度设置不得低于26℃、冬季室内空调温度设置不得高于20℃的规定。

  针对环境污染问题,继今年初首次实行区域限批政策之后,环保总局再次举起“限批”大棒。7月初,国家环保总局宣布对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水环境污染严重、环境违法问题突出的6市2县5个工业园区实行“流域限批”;对包括6家污水处理厂在内的38家重污染企业实行“挂牌督办”。与此同时,针对企业的“不环保不贷款”绿色信贷政策,也将由环保总局和银监会联合出台。

  相比财政货币政策,有关部门针对能源、环境所采取的措施更多地带有行政色彩。但在目前的体制下,完全采取价格、利率、税率、法律等市场化手段解决能源、环境问题显然是不够的。况且,能源和环境问题带有明显的涉及范围大、外部性强以及具有长期性等特点,需要多部门的协调作战才能取得真正的成效。

  记者:下一步宏观调控政策应该如何掌握?

  庄健:当前的宏观经济运行正处于由过快向过热的转变过程之中,一些问题是短期的,如股市暴涨、通胀压力增大等;而不少则是存在多年的长期性问题,如经济增长方式、流动性过剩以及能源和环境问题。

  针对短期性问题,可以主要依赖货币政策予以灵活调节,但对长期性问题则需要财政政策、能源政策、环保政策,以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诸多手段“多管齐下”、“综合治理”。

  记者:那么,对于一些涉及全局性、宏观性和长期性的问题,宏观管理和调控部门又该如何协调?改革如何深化?

  庄健:首先是产业结构不协调问题。尽管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阶段,但对走什么样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并不十分明确,或者在各地执行中存在较大偏差。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重工业拉动,第三产业相对落后,农业现代化进展缓慢,是造成能源消费居高不下,环境污染现象严重的主要原因。宏观管理和调控部门应进一步研究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问题,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其次是需求结构不协调问题。2002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多地是依靠投资和出口需求支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降低到40%以下。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40%以上和20%左右。显然,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利于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不利于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不利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与互动,也是不可持续的。然而,要解决需求结构不平衡所带来的外贸顺差过大、外汇储备过多和流动性过剩问题,单纯依靠货币政策是难以胜任的,必须在财政政策、收入分配政策以及劳动就业政策等方面进一步采取相关措施。如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通过财政转移、社会救助和慈善事业等力量减困扶贫,以及深化城乡劳动力市场改革等。

  三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问题。伴随经济增长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社会各阶层对投资渠道和理财产品的需求日益旺盛。实际上,之所以出现居民储蓄在银行和股市之间来回“搬家”,主要的原因是居民缺乏更有效的投资渠道和利于创业的机会和环境。尽管政府早在2003年就出台了《中小企业促进法》,但实际可操作的措施并不多。目前,中小企业融资难、担保难、经营环境差等问题依然十分严重。事实上,不有效解决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问题,中国经济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就业问题以及产业结构调整问题都会受到拖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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