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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不开放焉能兼顾城乡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7月08日 14:56 经济观察报

  周其仁 北京大学、长江商学院教授zhouqiren2005@yahoo.com.cn

  医疗服务要兼顾城乡,惟有坚持开放。这个结论,是从历史经验里得来的。说来不容易相信,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可是医疗服务的全面开放,至今也没有破题。现在讨论医改,不要把这一点忘掉了。

  还是从1965年那个“拐点”谈起。此前,医疗服务重城轻乡,引来毛泽东的严厉批评,然后把医疗服务的重点转向农村,却又轻视城市、轻视高等医学教学和科研差不多达十年之久。回顾起来,重城轻乡或重乡轻城,都谈不到医疗服务的城乡兼顾。这是上一期评论的话题。

  深入分析一下,1965年以及随之而来的十年“文革”,我国城市人口的比重不过20%。全部城里人加到一起,也逃不出毛主席讲的那个 “少数人”。既然只不过是少数人而已,全国医疗服务的重点转向农村,稍稍作一点安排顾及城市,岂不就兼顾城乡了吗?为什么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为克服重城轻乡,非重乡轻城不可呢?

  除了那个年代的思维方式和政治背景之外,客观上的原因,是我国医疗服务资源总量之严重缺乏。关键指标我们引用过了,1965年全国每千人平均拥有医生1.05个,1970年降为0.85个。要是用“医师”的口径(即住院医师以上、不包括最初级“医士”在内的专业医生),1965年全国每千人0.70个,1970年降为0.43个;到1978年也仅回升到0.64个,比13年前的1965年还要低!

  事情要这样看:要是城市化程度高,人口集中居住,每千人0.70个医师或许不算太差 (WHO的资料,2005年全世界192国家中,尚有84个国家每千人平均医师不足0.70个)。可是中国农村占地广袤,乡村人口绝对量虽然巨大,但居住极其分散,加上交通条件差,所以难以集约利用医生和其他医疗资源的服务。在这样的限制条件下,即使发大狠心把城里医生全部赶下乡,农民拥有的医师数目至多也只能增加20%——城乡之间根本摆不平就是了。

  那么,为什么不动员更多的医疗服务资源,同时满足城乡人民的需要呢?答案当然是“一穷二白”。可是,封闭还是开放,结果还是会有很大的不同。我认为1978年之前怎样也摆不平的城乡关系,是不开放环境的直接产物。道理简单,经济落后本来导致医学人才不足,再不对国际医学的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开放,怎么可能更多更快培养本国医学人才?

  本来1950年代外交路线的“一边倒”,中国即使没有与西方世界交流医学的机会,还可以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交流,那时也还有一小批留苏医学博士或副博士,可以充实国内的医学教育和科研队伍。不料1960年代中苏交恶,对苏东的开放也就此结束。大体上60-70年代,约20年间,我国的医学差不多与世隔绝。

  一代中国医生的履历变化,或许可以帮我们看出端倪。“万婴之母”林巧稚,我国妇科专家的第一把手,1929年就毕业于北京协和——当时最著名的教会医学院。吴阶平,周恩来总理生前的医疗专家组组长,1942年毕业于协和,又于1947-1948年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傅连璋呢?作为中央苏区最著名的红军大夫,在被毛泽东亲自动员参加革命之前,是

福建长汀教会医院院长,看病的本事学自洋传教士。就是1965年时任国家卫生部长的钱信忠,也是1928年在上海同济大学附属的宝隆医院开始他的学医生涯的。这么说好了,那一代中国的知名医生,不是留过洋、就是在洋人办的医学院里学过医。不那么知名的也一样,反正不会用拉丁文开处方,在那个时代是不能称作医生的吧?

  现在国际知名的肿瘤专家吴旻,比上面几位差不多年轻了一辈。他1944年进入抗战时期迁往四川李庄的同济大学学医,1957年又

留学苏联,以一篇论文同时获苏联医学副博士和博士学位,在莫斯科一时传为美谈。比吴旻再年轻一辈的,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比如上期评论提到过的钟
仙剑
谝淮瘟粞в⒐歉母锟藕蟮1979年,距他大学本科毕业,已经19个年头过去了。我们要从北京医学院当年钟南山的老师们那里,才能追寻到近代中国医学开放的元素。

  没办法,人类的医学知识、经验和技术,从来就是在开放的条件下积累、发展起来的。不过,开放从来就不限于科学技术这样单一的层面。举个例子,寄生虫经蚊子叮咬而传播疾病,是19世纪医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原来形形色色的热带病,总被看作是炎热的气候导致的腐败。那么,是谁最早发现了这一点,并从此开创了“与细菌学相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寄生虫病学?《剑桥医学史》说,是苏格兰人曼逊(P.Manson);又说,是曼逊在1866年远赴中国厦门担任海关医生——他在厦门一共待了12年——研究当地一种“橡皮病”时,完成这一重大发现的(《剑桥医学史》中译本第301页)。

  不消说,这很容易勾起我们对近代中国史的回忆——那些令中国人感到屈辱的记忆。中国的海关居然由英国人把持,所以才需要曼逊这位苏格兰人不惜远度重洋到厦门来当海关医生。历史说,没有强大主权的“开放”,差不多每个事件都与屈辱的记忆相连。

  也许要等到国家的主权和人民的自信心足够强大,人们才可能把曼逊参与的殖民活动,与同一个曼逊作出的科学发现,冷静地区别开来处理。中国海关被洋人把持是一回事,外国医生发现蚊子叮咬传播疾病,是另外一回事。断然拒绝前者,欣然接受后者,是可以并行不悖的。道理简单,因为任何关于疾病的知识,无论是哪国人在哪种情形下的发现,都应该学来、“拿来”为救人性命服务的。

  以上观点,同样适用于近代中国的教会医院和医学院。查过了,从1835年美国公理会专职医师伯驾在广州开办眼科医局 (今中山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前身)以降,到1920年全国有教会医院326所,药房244处,每年诊治的病人在100万到200万之谱,其中包括14.4万住院病人(见郝先中,“西医东渐与中国近代卫生事业的肇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37卷第1期(2005年1月)第29页)。怎样看呢?也是分开处理。一方面,若没有清王朝丧权辱国的 《天津条约》,不给外国人传教置产的特权,这些教会医院没有一家可以办得起来。办起来了,治病救人为传教服务,说是“文化侵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不为过。

  但是另一方面,教会医院毕竟治过不少中国人的病,救过不少中国人的命。教会医院还通过示范,给中国人带来了 “医院”、“医疗慈善”、“公共卫生”等全新的概念;教会医院第一次引入手术麻醉、外科消毒、新法接生等西洋医术,成为西医东渐的载体,由此增加了中国民众诊治办法选择的空间。更不要说上文提到的,以协和为代表的教会医院,培养了第一代中国西医,也留下了一个现代医学教育和科研的重要传统。最令人感佩的,是教会医院并不止步于广州、上海和北京等大都市,而是深入内地不少小城镇。几年前我在山西跑的地方不少,像太谷、左权、霍县、高平这些县,若问那里的县人民医院的来历,居然都是上世纪初就创办的教会医院。

  不消说,这样分开处理的理念,在1978年之前绝对是不合时宜的。那时流行的意识形态不是开放而是封闭。本来确立国家主权之后,大胆开放才是正道,可惜耽误了。城里合格的医生也不多,国际交流和培养又断流多少年,还要顾及占人口80%的农村,怎么做得到兼顾呢?

  本来确立国家主权之后,大胆开放才是正道,可惜耽误了。城里合格的医生也不多,国际交流和培养又断流多少年,还要顾及占人口80%的农村,怎么做得到兼顾呢?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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