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央行首席经济学家：21世纪属于印度和中国

　　——访印度中央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首席顾问纳林德·贾达夫博士

　　文 / 本刊记者 高宏存 李超男

　　他来自印度种姓制度中最低贱的等级，但他突破了种姓制度的所有藩篱，成为印度中央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兼首席顾问。他也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阿富汗、埃塞俄比亚等国央行的顾问或首席经济学家。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曾建议所有的政治家和社会改革者学习他的自传和经济学著作。他，就是蜚声国际的纳林德·贾达夫博士。

　　4月8日，贾达夫博士在繁忙的北京访问之际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对贾达夫影响最大的三个人

　　中国商界：贾达夫博士，早上好！很高兴您能接受中国商界杂志的专访。您在国际上已经有很大的影响，但就我们的读者而言，他们很想了解，您是怎样的一个人，您是在怎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谁对您的成长影响最大？

　　贾达夫：很愿意接受你们的采访，也希望通过你们的杂志让中国读者了解我，了解我的祖国。我出生在印度一个最卑微的家庭，属于印度种姓制度的贱民等级，社会最底层。我的父亲是个普通的铁路工人，没受过一点教育，没有多少文化，但他敢于向命运抗争，他接受并参加了安贝德卡尔博士领导的“新佛教运动”，用行动反抗种姓制度的歧视和禁锢。他虽然自己没有文化，但他尽最大努力把我们兄弟姐妹七个人全部送到学校接受教育，就凭这一点我们就十分尊敬和爱戴他。我自己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首先应当归功于父亲，他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第一人。其次就是我的母亲，她养育了我们众多兄弟姐妹，一生勤劳，千辛万苦，她是一个伟大的母亲。

　　此外，在我的思想成熟过程中，所受影响最大的人就是安贝德卡尔博士了。他是一个值得我们全印度人乃至全世界人民尊敬的先驱者、改革家。他领导的“新佛教运动”影响巨大而广泛，他提出的口号“教育、团结、行动”鼓舞号召了几代印度人。我父亲正是在安贝德卡尔博士的感召下才由一个文盲转变为一个坚定热忱的反种姓歧视者。

　　印度的“新佛教运动”

　　中国商界：我们知道，印度的种姓制度有很悠久的历史渊源，反抗种姓制度的斗争也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您怎样评价安贝德卡尔博士的“新佛教运动”？

　　贾达夫：种姓制度，特别是贱民制度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印度文明的发展，因此，一些有识之士本着改革印度社会、振兴印度文明的愿望，与贱民制度进行了不折不饶的斗争。这其中，以甘地和安贝德卡尔所领导的贱民运动最为著名，影响最为深刻。

　　甘地是印度著名的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在领导印度人民采用“非暴力”的手段争取印度的独立与自由的同时，他将“不可接触制度”看作对人性最大的暴力，将取消贱民制作为他建设性纲领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为此付出了不懈的努力。然而，从本质上说，甘地是不反对种姓制度的，他所领导的贱民运动也是作为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而存在，是从属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全局的，因此，在程度上不是很彻底，也不是很深刻。在贱民运动上表现得最为坚决的是安贝德卡尔博士以及他所领导的新佛教运动。

　　中国商界：为什么要把反种姓制度的斗争叫做“新佛教运动”呢？

　　贾达夫：“新佛教运动”的兴起，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

　　安贝德卡尔出生于印度印多尔市穆赫镇的一个贱民家庭。特殊的出身使他对印度教的等级歧视与种姓压迫有着更为深刻的体会。他自幼聪明好学，深受“帕克蒂”思想以及佛教思想等其它平等思想的熏陶，少年后游学英美等国又深受西方自由、平等观念的影响，致使他的一生都与“争取贱民的平等”“反对种姓压迫”联系到一起。他执着的理想就是追求“无种姓的社会”。

　　安贝德卡尔强烈批判印度教中的种种弊病，尤其是印度教教义中的不平等现象，在他看来，不平等是印度教的灵魂，印度教经典、种姓制度以及与之相连的不可接触制是不平等现象产生的根源，贱民是处在印度教社会最底层的人。因此，他从根本上坚决反对印度种姓制度，并且认为只有贱民才可能解救贱民。他的理想，就是通过改革实现宗教与社会领域的平等，建立一个无种姓、无不可接触制、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

　　安贝德卡尔不仅在思想上批判种姓制度，反对瓦尔那制，谴责不可接触制并抨击婆罗门特权，在实践中，还领导了一系列宗教改革运动，如1924年，为了给贱民争取取水权力而发起的“马哈德水塘事件”；1927年为表达对印度教经典的蔑视而发起的“焚烧摩奴法典事件”，以及1930年要求神庙向贱民开放而发起的“纳克西入庙事件”。与此同时，他还成立了“被压迫阶级福利会”和“社会平等军团”等组织，为贱民争取平等权利；他发起和成立的独立劳动党也是第一个反映贱民要求的独立的政党。

　　安贝德卡尔领导的贱民运动后期，由于对印度教范围内实现改革的目标已经绝望，他毅然走上反对印度教的道路，发起贱民团体的“宗教改宗运动”，即新佛教运动。1956年10月14日，借庆祝释迦牟尼逝世2500年之机，安倍德卡尔率领数万名马哈尔贱民在那格普尔举行盛大的皈依佛教改宗仪式，设想在贱民中普及新佛教，进而在整个印度实现佛教的复兴，建立平等自由的社会。

　　安贝德卡尔在新佛教运动中所表现出的毅然决然的勇气，在印度历史上引起震撼，他也因此成为印度贱民心中的神。现在，印度各地有几千座安贝德卡尔的彩色雕塑。

　　然而遗憾的是，在安倍德卡尔逝世后，改宗后的印度贱民仍不能解除对种姓印度教在经济上的依附，在社会上仍被排斥，这场浩大的改宗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安贝德卡尔所领导的贱民运动所造成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在他的影响下，出现了一批散布在印度各地日益茁壮的基层组织者，他们接过了改善贱民境遇的接力棒，在种姓制度的温床，基层村庄开展活动，教授贱民对抗命运的知识与策略。

　　一本自传感动了全世界

　　中国商界：我们看到过您在2005年出版的那本自传——《不可接触的贱民：我们一家在现代印度走出种姓制度阴影的胜利之路》(《Untouchables: My Family’s Triumphant Journey Out of the Caste System in Modern India》)，这是一部感动全球亿万人的著作。您说的“胜利之路”是不是指印度的种姓制度现在已经有了相当的改变？

　　贾达夫：是这样的。由于一系列贱民运动的积极影响，加之印度独立后政治家们在对待种姓歧视问题上所采取的正确态度，相比独立前，印度贱民的境遇要好得多了，至少在公共领域，贱民的境遇比起几十年前确实有很大改善。在印度宪法中，制定了不许实行种姓歧视以及废除不可接触制等条款，在一些学校中，专门为贱民提供相应的名额，印度国会中也规定要有一定比例的贱民代表。自1996年以来，联合国明确把建立在种姓制度基础上的歧视现象等同于种族问题，如此等等，贱民作为人的平等权力开始受到重视与维护。1997年出任印度总统的科切里尔·纳拉亚南甚至是贱民出身。同时，经济的发展所导致的种姓制度的松弛也给一些贱民改善自己的地位提供了机会，一些贱民通过致富购买田地，创建企业，投身选举，从而获得了一些权力职位，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受人歧视的悲惨境地。

　　中国商界：在自传中您特别谈到了您父母亲从不动摇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您能不能给我们的广大读者谈谈在您传奇的经历中最重要的人生经验？

　　贾达夫：自传中我讲得最多的就是我的父亲达穆，因为他对我们几个兄弟姐妹的影响至关重要。他从来没觉得自己的孩子低人一等，也从不怀疑自己的孩子会在生活、学习或工作的各个方面比不上那些高种姓家族出身的孩子，相反地，他认为，只要我们也去学校接受同样的教育，只要我们足够努力，我们也会成功。而我正是在他的这种精神感召下，发愤苦读，坚持不懈，滴水穿石才取得了今天这些小小的成绩。

　　中国商界：您的自传可能有些读者朋友们还不太了解，您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贾达夫：当今世界上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印度人，每六个印度人中就有一个是“不可接触的贱民”。几千年来首陀罗——印度种姓制度中地位最低的——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一直被称为贱民。他们的生活鲜为人知，这本书道出了这些没有发言权的人——首陀罗的心声。书中讲述了我们一家为平等和正义而奋斗抗争的故事。

　　1948年，当大多数首陀罗还对他们的低贱地位听天由命的时候，我父亲就在安贝德卡尔博士的感召下开始反抗不平等的种姓制度并且倾其毕生精力以求消除它。我根据父亲的日记和家中发生的点点滴滴写下了父母成功的一生——他们伟大的爱，他们从未动摇的勇气，他们的斗争和他们最终的胜利，即把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孩子从种姓制度的束缚和压迫中解救出来。从这本书中，读者朋友们可以看到印度贱民们的真实生活——饥饿、卑贱、恐惧、辱骂、殴打。所以说，印度的社会结构和体制需要进一步的改变，应该停止用有色眼光看待首陀罗，印度的年轻一代应接过他们祖先用血和泪点燃的火炬，继续前进。

　　21世纪属于中国和印度

　　中国商界：印度财政部长P Chida-mbaram最近发布了2007-2008年财政预算建议，作为央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您怎样评价印度中央银行为控制通货膨胀所采取的措施？

　　贾达夫：如果你看一下印度明年的财政规划，你就会明白计划内开支将要增长47%，而非计划内开支大约6%，这样就增加了多余开支。早些时候，财政赤字巨大，印度中央银行成了卡姆德合奴(Kamdhenu)(一种神灵，被认为能满足所有人的愿望和要求)，货币印刷增长速度较快，但是现在这种现象已经弱化，因此，对中央银行财政计划(即印刷纸币数量计划)的依赖也相应减小，通货膨胀在需求这一方面就不大可能发生了，在供应方面，消费税也减少了。

　　中国商界：国际市场石油价格在近六个月来已经有所下降。如果石油价格再行上涨，通货膨胀会不会再次失控，政府所做的努力会不会付之东流？

　　贾达夫：当然会。这对国家经济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中国商界：如果石油价格再次猛涨，该采取什么措施减轻它的冲击力？

　　贾达夫：只有三个选择：转嫁给消费者；纳入政府预算之内(政府做替罪羊)；石油公司面对这一问题，没有第四种选择。我们的政策是平衡上面所提到的三个方面并且继续前行。

　　中国商界：印度中央银行一直在提高利率以此来控制通货膨胀，请问在印度这样的大环境下会起实际或现实作用吗？

　　贾达夫： 我想会的。价格是供求关系的产物。通过提高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可减少需求增加供应。换句话说，就是提醒人们要量入为出。

　　中国商界：您如何看待今日中印两国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各层次的交往？

　　贾达夫：到2007年为止，印度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57周年。在这近六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印中两国的关系一直在缓慢而稳定地发展。本着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两国人民在经济、文化的各个层次、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进步和提高，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

　　两国领导人共同阐明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潘查希拉原则，不仅继续是印中关系的基石，而且指引着世界走向和平、稳定和发展。

　　中国和印度都是文化传统非常悠久的发展中的大国，在历史上都曾经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这些年来在经济的飞速发展中我们两个国家都有突出的表现。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自从1980年代起步后，一直持续快速地发展，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印度是一个传统稳定的社会，从1990年代的经济改革以来，也获得了经济的飞速发展，虽然在发展的启动上印度慢了半拍，但发展也取得了令世界震惊的成就。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各有特点，相互间的补充促进作用很大。中印两国加强在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交往，一定会促进两个国家的共同进步。我坚信，印中两国的明天会更好！21世纪是属于中国和印度的世纪。

　　中国商界：谢谢您，贾达夫博士！

　　(采访结束，记者请贾达夫博士为本刊题词。)

　　(签字后，贾达夫博士特意向记者解释：21世纪属于“我们”，就是属于中国和印度。)

　　印度的种姓制度

　　种姓制度是印度社会特有的一种等级制度，它是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产物。按照这种制度，每个人一出生就属于一个特定的等级，职业也是世袭的，各等级间界限严格，不能通婚，不能交往，甚至不能同井而饮、同席而坐。即种姓是指职业世袭、内部通婚、不准外人参预的社会等级(身份)集团。种姓在古梵语中称“瓦尔纳”，意为“肤色”、“品质”；印地语叫“阇提”，意为“种”、“出生”；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意译为“种姓”；葡萄牙人称为“卡斯特”，意为“族姓”、“出身”。早在奴隶制时期，印度社会即已分四大等级：“婆罗门”(僧侣)掌握神权，主持祭祀，是人民精神生活的统治者；“刹帝利”(贵族、武士)，掌握政治、军事实权，是古印度国家的世俗统治者；“吠舍”(农牧民、工商业者)，多属被剥削的小生产者；“首陀罗”(奴隶、杂工、仆役)，是没有任何权利的被压迫、被剥削者。

　　这种制度主要盛行于印度教教徒中。被印度教奉为圣书的《摩奴法典》，把这四个等级的起源归于梵天(造物者)身体的四个部分，即婆罗门出自他的口中，刹帝利出自他的双臂，吠舍出自他的双腿，首陀罗出自他的双脚。印度教的经典还认定前三种等级的人是可以获得“再生”的，而首陀罗则没有这种权利。

　　随着阶级分化和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后来在恒河流域的一些王国里，原来的四个等级又被细分为许多等级(亚种姓)。结果种姓日益增多，制度日趋复杂。在原来的种姓之外，又出现大批“不可接触者”，即最受歧视和压迫的“贱民”，他们绝大多数人没有土地，没有权利，只能在农村当佃、雇农，或在城市从事“不洁”行业，如洗衣、制革、屠宰、清扫等，他们的人身和用过的东西都被认为是“龌龊”的，他们不能同其他种姓的人接触，不能进入寺庙、学校等公共场所。

　　现代的种姓制度共分三大等级，即大体由原来的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所组成的高级种姓，由原首陀罗组成的低等种姓以及被称为“贱民”或“不可接触者”的第三等级。印度的种姓制度不仅维护阶级压迫，而且破坏了人民团结，阻碍了社会发展，对整个社会起着极大的分裂作用，是一种极其腐朽的社会等级制度。印度独立后，曾经制定法律禁止种姓歧视，不过在今天封建关系占主导地位的印度农村里，种姓制度仍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在印度社会中仍有很大影响。因而彻底消除种姓制度的弊病，还有待于印度人民作更大的努力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