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祖国使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更加巩固

　　回归祖国使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更加巩固

　　——访汇丰银行香港及中国执行董事、香港银行学会会长王冬胜先生

　　-　本刊记者　张 林

　　王冬胜先生1951年生于香港， 1980年自美国大学毕业后回香港，加入花旗银行，一做就是17年。 1997年加入渣打银行，出任中港区个人银行业务主管之职，2001年升任为渣打银行香港区总裁及总经理，历任渣打银行董事及大中华区总裁，同时兼任香港特别行政区银行公会主席、银行学会理事会主席、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成员等职务。2002年获委任为太平绅士， 2003年获香港董事会颁予杰出董事奖。2004年，王冬胜加入汇丰银行，担任汇丰银行香港及中国执行董事。2005年，王冬胜代表汇丰银行出任交通银行非执行董事。

　　记者：作为一位资深的银行家，您见证并参与了香港回归祖国10 年来的整个发展历程。首先请您回顾一下10年来香港金融业的发展变化。

　　王冬胜：为了清晰地看到香港回归以来银行业所发生的变化，我们不妨先回忆一下回归前香港经济的大致状况。在1991～1997年，也就是香港回归前的六七年时间里，香港的经济一直比较好。当地的工资水平连续以8%～10%的速度上涨，还有很大的在建项目，如新机场建设、金马大桥等。当时的失业率很低，只有2%左右。

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也很兴旺。这段时期香港的经济景气度很高，但同时香港也变成了一个成本很高的城市——劳动力价格高、

房价高。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几乎就在香港回归祖国的同时，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风暴并殃及香港，香港经济从此进入了一段相当艰难的时期，香港经济突然衰退，居民收入骤降。这次冲击对新成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东南亚国家普遍出现了严重的经济问题甚至政治问题。亚洲惟一没有出现问题的主要经济体就是中国，在亚洲货币纷纷大幅贬值的环境里，人民币始终保持稳定。于是国际上很多的资金通过香港涌入中国，香港作为一个“桥梁”，一时积聚了大量资金。1998年8月前后，香港金融市场受到国际炒家的大规模攻击。香港政府动用政府基金在股市、汇市和期市三个战场同国际炒家展开了殊死搏斗，并且最终成功地狙击了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维护了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捍卫了港币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较量，显示了新生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维护香港金融市场稳定方面的决心和能力。

　　到2000年网络经济泡沫破灭以及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经济的衰退，再次使香港经济遭受重挫。2001年香港经济增长从2000年的10%骤然跌至0.6%。经济低迷，负资产人士增加，财政赤字，失业率高企。1997～2003年间，香港的楼价最多下跌了70%，银行的抵押贷款面临极大压力。2003年爆发的“非典”疫情再次考验香港社会，许多香港人对香港的未来几乎完全丧失信心。

　　2003年年中，摆脱“非典”困扰的香港终于否极泰来。2003年6月底，温家宝总理前往香港，参加香港回归祖国6周年庆祝活动，并出席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签署仪式。 CEPA的推出为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融合扫除了障碍，为香港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由行”政策放宽，对香港经济复苏产生了突出效果。

　　2003年以前，香港很多人在珠三角投资办厂，产品通过香港出口，在这个过程中，香港的投资者和商家赚了钱，但普通居民实际上没有分享到太多好处，反而失去了许多就业机会。2003年“自由行”政策出台，内地访港旅客人数成倍增加，给香港本地居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很多内地游客来香港，它们在香港旅游购物，不仅让当地商家赚到了钱，还给香港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使香港居民直接受益，香港的经济也逐步摆脱颓势，工薪阶层在经历多年的减薪后，也终于开始获得加薪。2004年香港经济增长率高达8.6%，本地商品总出口增长16%。同时企业恢复盈利，消费者信心上升，特区政府财政赤字扭亏为盈。随着经济环境趋好，香港的银行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与香港的经济发展一样，2003年以前的香港银行业同样历尽风雨。比如，1997年前，香港的楼宇按揭业务利润较高，息差达到 3%以上，因此银行纷纷扩大按揭业务，银行资金大量用于楼宇按揭业务，最多占到所有银行贷款的40%以上。随着银行间按揭业务竞争的加剧，按揭贷款的利率也不断降低，息差由原来的3%以上降到后来的1%左右，使银行的总体利润大幅度降低。由于楼宇按揭变得无利可图，银行纷纷转战信用卡业务。在2001年前后的香港，通过银行卡透支的方式借款，年利率高达24%，因此所有银行都大力拓展信用卡业务，争相向客户发放信用卡，并给予很高的透支额度。由于《破产法》对破产人的惩戒力度放松，一些人在多家银行同时办卡并且恶意透支，用完信用额度以后申请破产，加上经济环境不好本身导致的个人破产案增多，信用卡拖欠比率大幅上升，从而给银行造成大量坏账。2001～2003年，香港的许多银行都出现了信用卡风险问题，资金损失很大。当时我正好担任香港银行公会主席，我们积极推动建立银行客户信息资料库，将所有银行卡持有人的信息资料收集起来并使之共享，这样银行就可以知道客户的信用状况和负债情况，防止同一客户在多家银行同时大量透支。

　　总体而言，1997～2003年对香港金融业来说是十分艰难的时期。香港虽然抵挡住了国际金融大鳄的狙击，挺过了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但自身经济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直到CEPA的推出，香港金融业才迎来了新的转折点。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近年来香港银行业的发展情况。

　　王冬胜：自2003年下半年以来，香港经济明显好转，给银行业带来了生机。不过在新的机遇面前，香港银行业必须对自身进行改造。比如，以前做楼宇按揭或信用卡贷款，这些都是效率很高的业务，因为这些业务一旦办理完，其后这些客户还贷只需通过汇张支票甚至通过ATM机或者网上银行即可办理，省去了很多人工手续。随着楼宇按揭和信用卡业务的退潮，银行被迫开拓新的创利空间，比如发展财富管理业务。由于财富管理是一项综合性业务，涉及到基金、保险等多个领域的投资，技术含量较高，对银行员工的数量和素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前一名员工办理一笔窗口业务只需几分钟，现在仅仅为一位客户介绍理财业务通常就需要几十分钟，而且往往一次还办不成业务。拓展财富管理业务给整个香港银行业的格局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各个银行开始整合分支机构和员工队伍，以便集中力量发展财富管理业务。与此同时，银行在集中的过程中关闭了很多分支机构，给一些居民造成了不便，银行出现了排队现象。为此，银行大力推广电话和互联网理财服务，把许多过去的柜台业务转为网上自助办理。这种转变，再次给银行的基础设施和员工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近年来，香港银行业在电话理财、网上银行、自动柜员机、支付体系方面的投入增长很快，一个现代化的、适应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银行业体系正在加速完善之中。

　　记者：您如何评价当前内地与香港银行业间的合作？

　　王冬胜：记得2002年9月，我代表一家银行到内地希望找到伙伴进行合作，但是没有人愿意合作。5个月后，我再次到内地寻找合作伙伴，碰到的银行几乎都想与我们合作，但是它们只想要我们的技术和资金，不要我们的人和管理模式。仅仅过了几个月，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大约在2003年7月左右，内地有银行告诉我们，说希望我们的人员参与其管理，甚至加入其董事会。到了2004年1月，内地银行又建议我们派人员共同管理某一个部门。上述变化表明，这些年内地银行业的开放步伐迈得非常快。近一两年，国际银行纷纷来中国内地寻找合作伙伴，其中有的合作发展非常迅速而且很有深度。比如，汇丰银行与交通银行的合作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现在双方的高管交往密切，建立了定期的会晤机制，共同拓宽合作领域，推出了许多新的合作项目，汇丰银行还有一些人在交通银行任职。

　　内地与香港金融联系日益密切的另一个表现是，很多内地企业把香港作为一个直接融资的平台。近几年，随着香港经济的复苏，香港金融市场日益活跃，很多内地企业包括主要的银行都到香港上市融资，特别是中国工商银行的IPO创下了全球IPO融资额的新纪录。内地企业来港上市，不仅筹集到自身发展所需的资金，也给香港股市注入了活力。过去，香港

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量一般在80亿～150亿港元左右，而现在每天的交易量达到了500亿～600亿港元。股市活跃也给银行提供了发展良机。股市带动了银行的基金业务，而且银行的互联网平台可以用于股票交易，从而为银行创造了丰厚的非利息收入。众多内地企业在香港IPO募集大量资金，也给香港银行的投行业务提供了良好机遇。

　　过去，由于港币与美元挂钩，美国调整利率，香港势必跟进。但现在香港市场上汇集了大量资金(其中很多是为了购买内地企业在香港发行的新股)，资金供应充沛，因此港币的利率不必再紧随美元利率。现在，尽管港币的利率已经低于美元利率，但人们并没有因为其中的利差而追逐美元，因为用港币投资股票的收益远远高于利息收入。现在香港股票市场中有40%多是内地上市企业的股票，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对香港金融市场将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虽然现在香港与内地是“一国两制”，但两地的经济却已经休戚相关。目前，两地工商界的联系空前紧密，许多港商在内地大量投资。比如，随着内地房地产市场升温，香港所有的大型地产商都在内地投资；几乎香港所有的制造商都在内地(主要是珠三角地区)投资建厂，雇用内地员工超过1200万人。香港企业在内地投资，需要从银行融通资金，这就给香港的银行发展借贷业务创造了机会。

　　两地经济联系的加深，也推动了相关政策的变化。以前，香港允许内地的金融机构在港自由开设分支机构，但内地对香港银行在内地设分行有所限制。近两年内地对香港金融机构的准入放宽了，内地金融监管部门鼓励香港金融机构通过本地注册方式在内地开设机构。最重要的是，现在人们的观念变了，以前香港人习惯站在香港的立场考虑自身的发展，而现在我们逐步学会从全中国的发展大局来考虑香港的发展，从而给香港发展找到一个更好的定位。

　　记者：回归祖国对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带来了哪些影响？

　　王冬胜：香港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国际性的金融中心，全球重要的金融机构云集香港，使香港拥有国际化的金融体制、先进的金融管理经验、丰富的金融服务品种以及充沛的资金来源。许多希望在中国投资的外国企业(包括外国银行)大都先在香港开设分公司或分行，把香港作为进军中国的“桥头堡”。同样，国内企业想到海外发展，一般也是先在香港设立一家办事处或分公司作为窗口。由于香港有完善的、与国际接轨的法律制度，内地企业与国际伙伴的许多合同都在香港签订。另外，香港汇集了众多的拥有国际经验的人才，他们也成为内地企业争夺的目标，这也促使像香港银行学会这样的职业培训机构加快培养适应新形势的金融专才。

　　我不认为内地有关城市的金融中心建设会挑战或削弱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因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需要具备很多的条件，如制度、经验和人才等，单单具备一些硬件设施是不足以形成金融中心的。软件其实比硬件更为重要。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是市场的成熟度。比如，1981年，香港的银行利率一度升至22%，银行遇到强大的偿还风险；1983年中英开始了关于香港回归的谈判，导致许多香港居民移民海外，港币迅速贬值；1987年美国发生大股灾，香港也受到影响；1997年香港遭受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所有这些难关，香港都一一渡过。香港居民也在经过这些历练后变得更加成熟。比如，面对近期内地股票市场的大幅波动。香港市场就表现比较平稳，这是因为香港的投资者比较稳健，大都具备理性的投资理念，他们深知股市的风险，股票价格超过了一定的市盈率，他们就不会去购买了，也不会因为在股市上的亏损而要求有关机构个人赔偿。

　　总之，回归祖国这一历史事件，极大地巩固了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可以说，没有回归，香港的经济金融就没有如此繁荣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