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东亚复兴后的隐忧

　　10年前的一场金融危机，让东亚“四小龙”低下了它们高昂的身躯。许多人都预言这场危机暴露出的结构性缺陷，如腐败、任人唯亲以及裙带关系，必然导致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停滞，就像1980年代中期拉美国家债务危机之后出现的情形一样，拉美国家由此经历了十多年的经济困境。人们预期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将面临同样的境遇。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1998年之后，东亚地区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非常强劲：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年均增长率超过了9%，2005年的GDP以现行汇率计算达到了4万亿美元。

　　其他经济指标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出口不断增长，占到全球总额的1/5，平均每年超过2万亿美元，东亚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开放的贸易区。东亚地区还是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外汇储备接近1.6万亿美元。

资本市场持续发展，国内金融部门的资产达到了9.6万亿美元。与1998年相比，该地区贫困人口减少了3亿人(以人均每天消费不低于2美元为标准衡量)。中产阶级在经济事务中开始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整个地区都在推进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改革，并且对未来的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一个经济复兴时代正在东亚地区展开。恰如欧洲在文艺复兴时期通过知识的重新发现获得了新的思想和经济发展，现在的东亚越来越重视创新。在贸易与金融、观念与技术、城市发展、居民

理财以及公共部门需求等许多领域，东亚地区的变化速度都令世人瞩目。2005年，东亚的经济规模重新占到全球经济的40%，东亚曾经在1820年取得过这一重要地位，然而此后便开始进入一个长时期的衰落过程。

　　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似乎很难长久维持，但是为什么东亚地区有这么多国家都获得了成功(除了朝鲜和缅甸之外)呢？鉴于这些国家之间的差异如此之大，很难用所谓“共同的经济特征”作出全面解释。东亚的新兴市场国家既包括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也包括仅有250万人口的蒙古。人均收入从不到400美元的老挝，到24000美元的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可能是世界上最自由放任的经济体，而越南却是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否有所谓的“东亚独有特征”导致了该地区经济的长期增长呢？

　　已经有大量的文献试图去回答上述问题。引用最多的可能是世界银行在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一书。《东亚奇迹》解释了亚洲表现最好的8个经济体取得的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功，其大致结论是认为这些经济体实现高增长，是因为它们把“最基本的事情弄对了”。书中还进一步说明，基础政策只是这个“成功故事”的一部分，“政府利用各种形式的干预(不论是系统性措施，还是通过多种渠道)来促进经济发展”。这本书最后总结到，愿意进行实验并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来调整政策，是东亚国家取得经济奇迹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么今天这些国家将如何调整其政策呢？

　　不断变化的经济图景

　　很显然，2006年东亚地区的经济图景完全不同于1990年代。现在，东亚地区更加富有，市场规模更大，个人财富更多，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与此同时，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推动力，生产、贸易和金融，转向了中国和东北亚。东亚的地区化进程通过两国或多国间的经济贸易协定获得了快速发展，在过去的10多年里，一共签署了24项新的协议，还有超过34项的协议正在协商过程之中。东亚的地区化进程部分起源于1997—1998年的金融和货币危机。在那个决定性关头，许多政策制定者第一次看到了全球化收益背后所隐藏的风险，或者更宽泛地说，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风险。但推动东亚地区化进程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市场化进程。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同时，正是市场带动了东亚地区内部贸易、金融和创新的快速发展。就单个国家而言，东亚国家吸取了经济危机的教训，在继续参与国际一体化的进程中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就整体而言，这些国家都试图通过地区一体化来保持其全球竞争力。

　　尽管许多国家减少了贫困并达到了中等收入的行列，但国际一体化推动的高速经济增长也带来了国内矛盾的激化，如城市贫民聚集、环境恶化、不平等加剧以及更多的腐败现象。这意味着东亚国家虽然通过全球一体化和地区一体化保持了经济竞争力，但它们仍然面临着如何通过社会一体化来保持可持续增长的挑战，这可以被称为第三种一体化，即在国内层面要维持凝聚力和社会凝聚力。

　　更加富裕的地区，

　　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

　　在1990年代，东亚新兴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2万亿美元，现在已经达到了4万亿美元。如果再加上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这一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9.5万亿美元，接近世界的1/4。由于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一地区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一旦越南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很可能在2010年左右实现)，那么东亚地区将有超过95%的国家成为中等收入国家。

　　一个必须正视的事实是，东亚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地区，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去寻找成为富裕国家的发展战略。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收入水平的变化必然意味着增长方式的转变。研究显示，有两种趋势推动着产业部门增长方式的转变。从一方面来看，随着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对产品多样性的需求就会增加，而且许多产品将在国内生产，这将推动产业部门的多元化发展。从另一方面来看，只有在专业化分工上取得成功，国家才会变得越来越富裕。究竟哪一种趋势占主导地位，这是一个实证问题。研究者普遍认为，答案取决于生产中规模经济相对于消费中对多样化的喜爱的程度。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国家在早期阶段进行多样化生产，即提高附加值以及就业在整个经济中不断扩展，拐点出现的具体时间在各个国家都不一样，但普遍会出现在国家达到中等收入的阶段。这时，国家开始进入专业化生产阶段，就业进一步扩大。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开始走下坡路。由此可见，如果中等收入国家想要致富，那么它们就必须在某一时点采取有利于专业化发展的新战略。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速度落后于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因此往往会被挤在夹缝之中，一边是作为竞争对手的低工资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在成熟工业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另一边是作为创新者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在那些正经历着技术迅速变化的产业领域中具有巨大优势。

　　这也是东亚国家今天面临的重大挑战。但我们有理由持乐观态度，在合适的环境条件下，采取正确的政策，就能够顺利实现这一转轨过程。从亚洲内部的情况来看，经验显示，所谓低收入国家在制造业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富裕国家在知识经济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现象并没有那么明显。新兴的工业化经济体仍然在制造业领域保持优势，甚至是在相当成熟的产业中也是如此；而中国和印度知识经济的成功经验则说明，在知识经济领域，富裕国家也并不是独家垄断者。对于中等收入国家而言，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跨越这两种战略模式。

　　中国正在推动

　　地区一体化和地区主义的发展

　　中国的转轨经验被认为不具有普遍性，但是，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引人注目的发展奇迹，是东亚地区最主要的经济体之一，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发展中国家的一半，出口占1/3。特别是2001年11月加入WTO之后，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市场为亚洲国家的出口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同时，中国也是一个主要的竞争者。东亚地区的政策制定者们都在重新思考其国家战略，以便应对中国的经济增长。

　　中国在东亚复兴的故事里占有非常独特的地位：巨大的国土面积，对大陆经济的高度开放以及地区化倾向。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三大贸易国，2004年超过日本成为东亚最大的贸易国。对东亚国家来说，中国已经成为它们主要的贸易伙伴国。中国是日本的第二大出口市场和最大的进口国，是韩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国。过去的10多年里，中国的进口以每年18%的速度增长，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了34%，这一比例超过或接近另外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日本(9%)和美国(12%)的三倍。中国从东亚的进口数量超过其进口总额的一半以上。正是由于中国，东亚的贸易有一半以上发生在区域内部，一体化水平几乎与欧盟处在同一水平。

　　东亚地区内部贸易不断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种零部件从一个国家运到另一个国家，在一个庞大的地区生产网络进行加工组装。这个生产网络最初形成于80年代中期的广场协议之后，后来由于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开始采取对外国投资的优惠政策，导致这一生产网络急速扩大。在1990年代，外资厂商的出口份额占到中国和东亚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出口总量的30%—90%。现在，日本跨国公司在亚洲的分支机构将其80%以上的产品出口到其他亚洲国家，同时它们从亚洲生产厂商那里进口的产品达到了其进口总量的95%。

　　自1990年代以来，东亚的经济图景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这一地区的经济规模巨大，收入水平得到了全面提高。东亚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要开放，地区贸易发展迅速。与此同时，东亚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也在不断增长。东亚先是加入了全球一体化的进程，现在又在进行地区一体化。中国在东亚的发展进程中占据着中心地位，但是东亚地区合作的制度框架相对而言还不成熟，各种特定安排很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

　　不断变化的知识图景

　　在现实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东亚在地区一体化和地区合作方面，围绕着贸易自由化、早期贸易协议里“纠缠不清，乱成一团”的复杂条款、对外国投资者的税收优惠以及新的地区金融安排等诸多问题上都存在激烈争论。同时，政策制定者还要关注在国内需要做出哪些调整以应对一体化和快速发展带来的各种矛盾。经济学家对上述许多问题的争论贡献很少，换句话说，他们从东亚的成功中所学到的东西要远远多于他们所教授的东西。新古典增长模型关于如何取得经济成功的“万灵药方”——宏观经济的稳定、储蓄、开放和教育——似乎无法再为政策讨论提供真知灼见。

　　经济增长来源于充分利用了专业化和创新所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特别表现在由商品贸易、货币流动和观念传播推动的国际一体化进程之中。国际一体化导致空间和社会层面的巨大变化，对国内一体化、城市化进程和收入分配都将产生重要影响。如果这些问题得到有效管理，那么国际一体化带来的空间和社会变化不仅能够通过生产的集聚效应，形成更大的规模经济，而且将为更快的技术信息传播提供动力。但是，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管理，那么空间和社会的变化很可能引发规模经济的负面后果，如拥挤、污染、社会动荡以及腐败，这样就会极大地降低投资与增长的资源潜力。

　　规模经济在东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形成规模经济的原因之一是产品市场。产量的增加(行业层面的规模经济)会带来效率收益；大生产商能够降低宣传、营销和产品开发等单位产品生产的固定成本，由此形成更大的规模经济(公司层面的规模经济)；当公司相邻集聚时，它们不仅能够创造出专业化水平更高的中间产品市场，而且降低了运输成本(积聚效应)。

　　形成规模经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力市场。大城市里的工人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这是因为他们不仅有机会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工作，接受技能培训以适应市场需求，而且他们也更容易了解同类企业的相关信息。

　　我们不难发现，所有这些因素都在东亚地区发挥着作用。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中国南方小城东莞。在过去25年时间里，这座城市一直保持着年均25%的增长率，今天的经济总量是1980年的144倍，其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它充分利用了规模经济效应，并且通过良好的公共政策避免了经济发展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预测东亚地区的中等收入国家将会出现三个转变：首先是多样化趋势减缓，然后出现逆转，因为很多国家在生产和就业方面将更加专业化；其次是投资的重要性下降，创新会越来越重要；第三，教育体系将从为工人提供技能培训转向使他们适应新技术，为今后能够生产新产品做好准备。当东亚国家想要从中等收入水平继续前进，那么成功的战略转型的标志就是实现上述三个转变。

　　如果没有规模经济，那么东亚地区中等收入国家在继续保持其历史性高增长方面将面临艰难挑战。基于传统比较优势积累的发展战略很可能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这是资本边际生产率下降的自然结果。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的中等收入地区就是最好的例证，十多年过去了，它们仍然未能摆脱这个陷阱。

　　充分利用规模经济能够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提供机会。但是，对于经济规模足以对总体经济增长产生不同影响的中等收入国家来说，存在所谓的规模经济吗？我们认为，贸易类型、思想和创新的传播、新的金融工具以及城市发展等现象，都与东亚经济体表现出的增长转向(即转向以规模经济为基石的经济增长)高度一致。客观地说，分配不均(国家内部从平均化增长走向收入不平等的趋势)和腐败问题同样是规模经济的症状表现。

　　一般来说，规模经济很难进行测量，但在能够进行测量的地方，还是很容易发现规模经济对东亚地区的经济成功发挥着关键作用。电子、计算机和通讯都是典型的具有规模经济的行业。经济史学家认为大部分的技术进步都是微小和累积改进的结果，但是，这些微小和累积的改进很难为东亚经济提供其所需要的动力。某些技术进步是革命性的，如蒸汽机、电力以及现在的计算机。

　　东亚正处于当今革命性变革的中心。就短期而言，主要厂商都从生产的规模经济中获得了巨大收益。从中期来看，当使用者越来越熟悉创新者之后，他们就能够通过学习很快掌握如何使用新技术。这样就不难解释为什么韩国既是世界上最大的高技术产品生产国之一，同时又是世界上网络化水平最高的国家。我们还发现，一些东亚经济体集中于技术生产，这使它们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成功地从中等收入国家成为了高收入国家。

　　贸易与技术

　　在产品专业化日益发展的过程中，规模经济作为一个附加因素决定着出口什么和进口什么。经济学家认为贸易越来越不仅依赖于要素禀赋差异(传统比较优势)，而且越来越依赖于生产中的规模经济(现代竞争优势)。

　　东亚地区的贸易结构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同时贸易总量持续扩张。技术水平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和纺织、玩具和体育用品、木制品和纸产品)的重要性正在逐步下降，即使中国也是这样。这些产品目前仅占该地区总出口量的15%。而高技术和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如计算机、办公设备和通讯设备)增长最为迅速。从整个国际贸易机件类产品的统计数据来看，这些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已经占到东亚地区出口总量的一半以上。

　　有两个相互关联的技术发展可以很好地解释机械产品的贸易变化，它们深刻改变了机械机件产品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和销售方式: 规模经济和纵向专业化。机械产品的规模经济存在于行业层面(取决于工程设计)，公司层面(如内部的研发能力)以及经济层面(城市的积聚效应)。行业工程人员总结认为，产品领域的规模经济可见于科学仪器、电子设备、非电子设备、钢铁和药品。恰恰是在这些产品领域，东亚的出口份额不断增加。从另一方面看，诸如木制品、鞋类、皮革制品、服装和纺织品等产品没有出现规模经济的趋势，这些行业的出口份额正好是在不断下降。

　　纵向专业化是指将生产分解为不同部件，然后组合为最终产品的潜在趋势。如果每一个零部件都在成本最低、多样化和创新水平最高的地方由专业化厂商进行生产，那么最终产品的成本会降低，同时质量也会提高。如果纵向专业化导致在公司外部进行零部件生产，于是就产生了所谓的“外包”。如果在另外一个国家进行生产，又被称为“离岸”。为了控制成本，离岸生产要求在供应和贸易关税方面降低运输成本。此外，必须保证购买者能够找到成本最低的零部件生产商，这反过来又要求有效降低信息成本和搜寻成本。

　　商业模式的变化也促进了离岸生产的发展。以前为了保证有稳定的存货供应，纵向一体化的公司通常会收购工厂的生产线。现在由丰田公司开创的精细化生产技术充分强调零部件供应商的创新和高质量，并与发达的物流体系联系起来，从而将存货成本降到最低。这样它们就可以在厂商层面、行业层面和经济层面(积聚效应)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同类制造企业会聚集在一个地方，它们相互补充，共同形成了当地庞大的技术工人储备。每一家企业自己都进行创新，而且可以在别人创新的基础上再进行创新。

　　在东亚地区，国家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形成了离岸生产的趋势。成本优势(如低工资)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他因素也非常关键，这包括有利于外资设厂的友好环境、高效的物流体系，可预期的经济政策(如果对当地投入品征税，那么就会有低关税和关税返还等政策保障)以及发达的服务部门(负责提供零部件运输和配送)。由于需要有诸多因素的支持，因此，在东亚地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主导整个生产链条。每个国家都会找到自己的生存位置，同时又可以参与和分享整个地区增长带来的各种机会。

　　离岸生产越来越重要之后，中间品贸易的增长速度会超过生产总量的增长速度。贸易根据总产量的净值来衡量。如果一件产品被运往另外一个国家进入下一个生产环节，然后又被运往第三国完成最后组装，那么这一产品就会在国际贸易统计中被重复计算好几次，这正是当前全球化生产的真实情况。从1992—2003年，零部件全球贸易总额从4000亿美元增加到了1万亿美元。用一个相对更广泛的定义来概括，中间品贸易占到了全球制造业贸易的30%。东亚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零部件贸易的增长速度要比最终产品贸易的增长速度快很多。在规模经济水平最高的行业里(如电子设备)，零部件贸易现在已经占到该行业出口总额的80%。对东亚五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样本公司问卷调查显示，东亚的外包水平要比世界其他地区高出40%。

　　如果贸易是由规模经济驱动的，那么这意味着贸易成本的微小变化可能导致贸易流量发生巨大变化。一些跨国研究认为其弹性系数在2-4之间，这就是说，贸易成本每降低1%，有可能使贸易总量提高4%。

　　1997-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地区的贸易成本大幅度降低。实际上，自1994年以来，东亚地区的关税平均降低了50%以上，目前仅占进口价值的5%左右。但在拉丁美洲，由于反对全球化，这一地区同一时期的关税水平实际上还略有提高。

　　由于大部分东亚国家拥有良好的港口和基础设施，运输成本占进口价值的比例比其他任何地区都要低。当然，运输成本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上升，这就是为什么生产网络倾向于集中在某一地区，而不会出现在相距更远的国家之间。贸易与距离之间的弹性关系表明，8000公里将阻隔90%以上在1000公里之内可以观察到的贸易总量。同样的弹性关系也适用于其他类型的经济交往，如持有股票、外国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例外之一是服务部门的分工贸易，因为服务能够通过全球通讯网络进行传输，距离远近对价格影响甚微。但是对于产品流动来说，相邻仍然会带来收益。

　　思想与创新

　　东亚国家的公司广泛依赖于国外的知识输入，特别是发达国家，它们占到了全球研发投入的80%。不同的国家和公司采取不同的方式获得知识，这取决于行业特征和发展阶段。东亚国家获得知识的一个重要手段是进出口。众所周知，出口企业往往比国内同类非出口企业拥有更高的效率，有时会高出非常多。但是这种因果关系却很难进行测量。也许是效率更高的企业自然会成为出口企业，这样才能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技术创新往往先于出口，甚至是带来出口。另外一种可能是，出口企业必须不断创新，才能应对来自全球市场的激烈竞争。这两种趋势在东亚地区似乎都发挥了作用。

　　许多出口企业，特别是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出口企业，是根据国外采购商的特定设计要求来进行生产和经营的。这类的初级设备制造在1990年代曾经占韩国电子产品出口的70%-80%，占中国台湾计算机硬件出口的40%。通过生产初级设备，这些公司获得了规模经济，并在国外采购者的帮助下积累起了自己的技术能力。一旦获得成功，它们就开始发展自己的独立设计能力(初级制造设计)，并逐步拥有了自己的产品品牌，在价值链中处于更高的地位。这一从制造、设计到品牌的发展路径被称为供方导向的产业升级。

　　纵向技术转移会同时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发生。如果有一家高效率的国内制造商(例如一家外资跨国公司)，那么国内供应商很快就会通过纵向转移获得相应的技术。对产品质量更高的要求，同时还要精确和及时运送，再加上控制成本的持续压力，这些都促使本地供应商改进生产管理和提高技术水平。

　　根据对东亚地区样本公司的问卷调查回答，东亚国家的公司认为获得新技术的重要来源就是进口新机器。这种情况有些是通过母公司来进行。案例研究显示，这类收购能够在更高的投资水平上带来更高的产量、就业、工资和生产效率；一项在印度尼西亚进行的研究表明，外资收购可以使生产效率平均提高46%。如果外资收购还能够有助于提高国内竞争者的生产效率(通过模仿或雇佣熟悉新技术的工人)，那么外资收购对整个经济的贡献就更大。但是如果外资降低了本地公司的潜在市场份额并导致它们放弃规模经济，那么也有可能抵消一部分由于效率提高所产生的正面效应。有证据表明，横向技术转移带来的影响很复杂，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地区内部研发也是创新的重要来源之一。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东亚国家的研发投入翻了一番，现在平均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2%，但在不同国家之间差别还是很大。正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更加富裕的经济体(如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更高(2.2%)，以国际比较的标准来看，这些国家研发投入的增长速度是相当高的。但是，一些中等收入国家，除了中国和马来西亚之外(这两个国家的研发投入分别占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4%和0.7%)，研发投入还很少。南亚国家就更少了。由于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研发投入将带来巨大收益(有些研究认为社会收益在78%以上)，即使对中等收入国家也是这样(特别当研发投入有利于吸收国外知识的时候)，因此，这一问题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就有效性而言，研发投入的形式与研发投入的总量一样重要。许多东亚经济体都采取了与发达国家相同的研究模式，即60%左右的研发来自企业内部，20%来自政府，20%来自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企业，而不是政府，承担着大部分研发成本。东亚国家是在相对较低的收入水平上采取了这种研发投入模式，因此可以假设，企业参与研发投入的比重越高，研发投入的商业回报也就越高。

　　国内吸收知识的能力越高，创新的发展就越快。这需要有受过教育的劳动力、高水平的学术机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研究机构与私人部门之间的有效分工。具备了这些条件，研发投入才能转化为更多的专利。实际上，东亚地区的专利数量最近上涨非常快，这些专利主要集中在电子、计算机和通讯等领域，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如中国，医药领域的专利也很多。这些专利不仅仅具有窗口示范效应，而且具有实际的经济价值。

　　金融与风险

　　当各个经济体之间是通过最终产品贸易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一个国家出现了问题，并不一定会对它的贸易伙伴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很容易在全球市场上找到其他供应商，无非是价格相对高一些，或者是质量差一些。但是，当各个经济体是通过中间品贸易相互连接在一起，国家之间的扩散影响就会变得相当大。零部件产品地区性生产网络要求有非常精确的专业化分工技术，它们是形成供应链条的关键因素，而发达的供应链条又依赖于产品配送的有效协调与准确及时。生产链条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断裂，就可能导致整个生产网络运行减慢或者停止。“经济感染”会从一个国家迅速传播到供应链条中的下一个国家。

　　这正是东亚经济今天面临的重大挑战。健康的金融体系有助于分散风险，减少可能产生的“经济传染”。与此同时，金融结构还要支持地区生产网络及相关贸易的发展，以及为创新提供资金。

　　在东亚地区生产网络发展的早期阶段，金融跟随在贸易之后。美元主导的跨国界借贷主要是提供给当地银行和跨国公司的分支企业，这些机构的信贷风险相对较小。但不久这些资金渠道就开始扩张。当资产价格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上升后，更多的信贷被分配给了非贸易部门，如房地产企业。这样，东亚地区的金融体系慢慢集中累积了两类风险。首先是货币风险，这是由于私人部门的外债不断增加; 其次是信贷风险，这是由于公司越来越多地借助杠杆效应扩展商机而导致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越来越不平衡。当公司收入主要来自本币而负债主要是外币的时候，公司就会面临汇率风险，这进一步加大了信贷风险。

　　当1997—1998年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冲击东亚地区的时候，经济动荡迅速在国家之间扩散开来。东亚地区的金融体系无力分离或疏散这一巨大冲击。正如格林斯潘所言：“东亚没有备用轮胎。”从那以后，政策决策者下决心建立起抵御经济波动的防护墙：通过更灵活的汇率来降低货币风险，建立大量的国际储备让货币当局能够管理汇率，避免过度波动。由此，亚洲的货币币值逐步得到调整，并避免了短期内的大幅波动，公司也有了更大的空间来适应市场力量。东亚新兴国家的外汇储备目前已经达到了1.6万亿美元，该地区大部分中等收入国家的外汇储备至少可以偿付它们一年的所有外债。

　　在解决信贷风险问题上就没有那么成功。银行更加健康，有了更多的流动性。就整个地区而言，金融部门的业绩指标得到了很大改善，如资产质量、资本充足率和银行赢利能力等等。截止到2005年，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五个主要亚洲国家银行的资本-贷款比例已经上升到了15%，作为决定赢利能力的关键指标之一的利差提高到了4%，不良贷款也下降到了中等水平。与此同时，公司通过降低负债比例和提高经营利润，大大改善了资产负债表的状况。东亚地区的债务-股本比例曾经在金融危机之前达到了90%，到2005年已经降到了50%。但是银行仍然不太愿意向许多借款人贷款，有接近20%的公司(在出口公司中比例甚至更高)反映，很难得到贷款以及贷款成本太高已经成为它们扩大经营的主要障碍。

　　就今天而言，亚洲经济的金融体系已经能够有效应对一体化所带来的关键挑战。各国拥有大量的储备，金融资源实现了多元化配置，东亚地区对资本外流和美元-日元汇率波动的抵抗力大大增强。但是，由于公司债券市场还不发达，未达到投资评级标准的大多数公司在进行扩张和创新时很难获得金融支持。东亚最终会有一个备用轮胎，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功能齐全的备用轮胎。

　　城市与宜居性

　　现今，人类的大部分经济活动都发生在城市里。在世界上21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巨型城市中，东亚就占到了7个。根据估算，东亚城市的年均GDP占总GDP产出的3/4，占出口总量的1/2—2/3。不仅如此，大部分产出还主要集中在某一个城市：曼谷占到了泰国GDP的40%; 马尼拉占菲律宾GDP的30%; 胡志明占越南GDP的20%；上海占中国GDP的11%。另四个城市，首尔、台北、东京和乌兰巴托，占其所在经济体GDP的1/4还多。

　　东亚城市产生的积聚效应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且在连接外部世界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中国120个城市(它们占到了中国GDP的3/4)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公司落户于这些城市之后，生产率得到了迅速提升。另一项关于中国城市的研究则发现，与港口的距离是决定收入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距离海岸超过400英里的城市，人均GDP仅仅是其他条件类似的港口城市的一半左右。偏远城市吸引外国投资也更少，中国的沿海省份吸引了80%的外国直接投资；在越南，60%的FDI被吸引到了胡志明等三座城市。对于一个依靠出口来带动增长的地区来说，为商业活动提供门户是非常关键的功能。除了日本以外，东亚拥有全世界25个最大海港中的16个，最大25个集装箱码头中的14个，最大25个货运航空港中的7个。

　　全球范围的实证研究显示，城市的宜居性指数与一个国家的人均GDP之间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这表明除了经济管理水平之外，只有当城市的居住状况(拥挤程度、污染和安全)逐步得到改善，才能维持长期增长。东亚的城市已经接近全球平均收入水平，但比起更富裕和更有效率的城市，如香港和新加坡，曼谷和马尼拉的快速公路网只有它们的一半左右。

　　这些问题在中等城市更为严重。毋庸置疑，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也有利于商业发展：上海作为非常受欢迎的商业投资地，也被投票评为中国最适合居住的城市。

　　在东亚地区，城市为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适宜的环境，甚至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东亚的城市还能继续发挥这样的作用？未来的道路充满挑战。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更大推进，东亚国家已经进入了工业化阶段，并达到了相应的人均收入水平。东亚的城市正处于“城市化赶超”时期，而且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村—城市人口转移。东亚在未来的20多年里，每个月都将有200万人涌入城市。与此同时，诸如贫民窟、服务低劣以及大量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等等问题会日益突出，超大规模的城市化要求省、市以及国家层面的各级政策决策者必须采取更为有效的方式加以应对。

　　大多数城市化发展并不是出现在管理良好的大都市地区，这些地区已经达到了其自然极限。根据预测，有一半以上的新城市人口将居住在少于50万人的城市里。尽管这种趋势会给东亚的发展带来更好的空间平衡，但问题是，这些中小城市能否利用好规模经济，或者它们也可能会因为拥挤、犯罪和糟糕的城市管理而无法获得积聚效应带来的好处。中小城市在基本服务和总体治理方面的表现似乎各不相同，差异很大。除非这些中小城市能够提升自己，与现有的贸易网络很好地连接在一起，否则东亚地区就很难在下个25年里继续保持其强劲的经济增长。

　　社会凝聚力与不平等

　　许多年以来，东亚在取得经济增长的同时迅速减少了贫困，提高了社会平等。2005年，东亚只有1.5亿人(占该地区总人口的8%)仍然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每天低于1美元)，有5.85亿人每天生活支出不足2美元。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那么东亚很可能在10多年后消除绝对贫困，在大约一代人的时间里解决更大范围的贫困问题。

　　但是，东亚地区内部的社会凝聚力问题却显得越来越严重。不平等不仅表现在收入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受教育机会和获得基本服务等方面，相对贫穷的地区以及农村越来越落后于城市地区。尽管东亚不同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很大，但整个东亚地区接近3/4的生活水平差距是由于国家内部的不平等造成的。在中国，农村与城市之间以及农村和城市自身内部的不平等都在上升。简而言之，许多东亚国家在加入全球一体化和促进地区一体化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在实现国内一体化问题上却正在遭遇失败。为什么会这样呢？

　　东亚地区不平等的上升，可以通过由规模经济推动的增长过程来加以解释。由于城市规模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递增，使得城市地区的收入增长超过了农村地区的收入增长。此外，地理位置的不同也会造成收入差距。上文中已经提到，在一国之内，贸易机会(以与港口的距离远近来衡量)与收入水平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在东亚地区，贸易增长的很大部分来自于中间品贸易，而中间品贸易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最终产品贸易。通过对东亚五个经济体(中国香港、韩国、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从1958—1998年发展经验的研究发现，贸易加剧了工资的不平等，在贸易发达地区就业的人口工资水平更高，收入更加稳定。

　　造成一国之内不平等的大部分原因，是由于城市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部分原因是因为熟练技术工人的工资上涨较快。在中国和越南，大学教育的收益回报在过去的10多年里迅速提高，但是，这很可能只是由于大学教育供给刚性而造成的暂时现象。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则都没有出现熟练技术工人工资快速上涨的趋势，尽管那里大学毕业生的人数也有惊人的增长。

　　城市地区不平等的另一来源是劳动力市场的重组。在贸易和一体化方面取得成功的国家，也都经历了更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和重组，劳动力市场成为了一个高度创新的体系。这对工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对中国五个城市(它们都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经历了大规模的劳动力市场重组)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年龄在40岁以下并重新获得工作的年轻工人的平均收入得到了提高，而那些40岁以上的工人的工资则低了很多，有2/3的老工人无法在12月内找到一份新工作，收入严重下降。

　　城市不平等的主要来源之一还在于存在大量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有研究表明，中国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规模占到劳动力市场的40%左右。妇女、流动人口、低教育群体、年轻人和老年人在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比例差别非常之大。如果这能够代表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化状况，那么非正规劳动力市场本身就成为了城市发展出现问题的一个重要表现。

　　在更为发达的经济中，不平等的状况会通过向贫困地区进行财政支付转移而得到相应的缓解。但是，由于东亚地区贫困人口还很多，尚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来实现收入再分配。相对富裕的地区将资金更多地投入到改善本地居住人口的生活质量和基本服务，由此来加强自身的吸引力，但这却使得不平等的状况始终无法得到改善。本地条件的改善会吸引国内和国外的更多资本投资。生产的集中导致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以及一国之内不同城市之间的不平等状况日益突出。在获得社会服务方面存在差异，也会使由于生产带来的不平等更加严重。这些情况都可能威胁到财富增长。

　　腐 败

　　除了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之外，东亚新兴经济体的腐败问题都比较严重。当然，准确衡量腐败存在很多困难，但是，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腐败已经成为东亚地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东亚能够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继续维持增长吗？

　　有人认为这是亚洲的悖论：严重的腐败与高速的经济增长“携手并进”，这是如何发生的呢？部分的回答是，那里形成了有组织的腐败。政治学家假设，如果腐败是有组织的和集中化的，那么就能够从公司获取经济租金，但同时又不会让腐败恶化到公司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无法生存下去。事实上，一个集中化的腐败组织同样有激励去促进经济增长，即使它会从公司那里剥夺走部分收益。

　　这一模型非常适合东亚的情形。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很高比例的公司(柬埔寨56%，印度尼西亚41%，菲律宾35%，中国27%)都认为腐败是影响它们商业经营的主要的或严重的障碍之一。但同样是这些公司，它们认为存在一定程度的腐败，政府效率和监管质量会比人们预期的要好一些！这其中传达的信息是：那里存在着普遍的制度化腐败。

　　在东亚的腐败图景之中，还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据估计，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和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哈托从高度组织化的腐败体系中可能攫取了数十亿美元，所有的贿赂首先是流入了高官的腰包，然后再在政府官僚部门内部进行分赃。韩国在1993年取消了产业规划政策，这大大削弱了政府官员与企业界的信息沟通。自从韩国建立了新型的民主政治体制之后，腐败的组织化特征显著降低。有人指出，1997年初韩宝钢铁公司的倒闭，就是因为它彻底失去了政府的保护。同样有报告指出，在中国，政府当局未能发现的贪污腐败案件估计占总量的30%—60%左右。

　　有组织的和可预期的腐败，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危害要低于非组织化的腐败，这一观点对东亚的中等收入国家构成了重大挑战——因为集中化的腐败更容易成为公众攻击的目标。从某些方面看，东亚社会对腐败的容忍程度要低于西方民主社会。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东亚国家的人民一直强烈要求保障政治权利和更大程度的公民自由，他们还通过分散和下放政府权力逐步减少了权力高度集中的现象。

　　分散化对于控制腐败有它自身的问题，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现在在东亚许多国家，地方政府负责了大部分的公共投资，并且在征税、监管等方面拥有很大的权力，这些都影响着商业环境。世界银行关于投资环境的企业问卷调查显示，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生产的地区分散化现象已经非常突出。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是东亚地区实行分散化改革最彻底的两个国家，然而对这两个国家的企业问卷调查却表明，分散化很可能带来更加严重的腐败。

　　从长期来看，民主和更大程度的新闻自由在控制腐败方面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更大的新闻自由能够将政府部门的腐败公之于众，而民主则使得公众通过将腐败的政治家赶下台来惩罚他们。当其他制度(如司法体系)更加完善之后，公务员将很难胡作非为而不受到追究。香港和新加坡检查起 诉公务人员方面已经有很长的历史，最近印度尼西亚和韩国也在检查起 诉高级官员方面显示出了更强的意愿，中国和越南也在逐步加大惩治腐败官员的力度。

　　但是，建立起能够发现和根除腐败的成熟的民主体制和其他制度绝非一日之功。在短期内，东亚国家面临的风险是: 虽然“人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抛弃，但“法治”的最终确立尚有待时日。要从高度集中的腐败政府转向分散化的廉洁政府，这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完美对称，东亚国家很可能由此陷入无序低效的泥潭而无法自拔：将权力分散之后，政府腐败依旧。因此，为了保证尽快完成这一转变，特别需要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否则就会让未来的增长付出高昂的代价。

　　稳步超越中等收入阶段仍然需要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对大多数国家而言，这意味要依靠“向心力”将各个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和地区范围内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东亚地区在贸易、创新和金融等方面已经建立起了强大的联系力量。但是，东亚国家还必须有效应对由于快速增长导致的国内摩擦，即社会和空间上的负面影响。就东亚来说，这些摩擦包括拥挤的城市，不断升级的社会矛盾和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

　　努力实现第三个一体化

　　东亚的经验表明，规模经济是带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这一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含义。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既会有赢家，也会有输家。规模经济仍然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基础，有利于吸引更多资本和投资的公共政策将会带来巨大收益。鉴于规模经济的重要作用，小幅度的政策调整也会带来很高的回报。政策制定者有很强的动力采取相应的行动以获得规模经济带来的优势。反之亦然，错误的政策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并且很难消除。因此，要做出正确的政策选择必须很好地理解是什么在起作用，什么不起作用。

　　对于东亚的低收入国家来说，开放、宏观经济稳定、高储蓄以及对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的投资，仍然是通向进步与繁荣的基本原则。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这些国家将继续从自己在全球和地区贸易具有的成本优势中获益。由于地区生产网络会形成国家之间更多的生产部件分工，从而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更完善的劳动分工，因此，低收入国家会从中发现更多的机会。东亚地区正处于高速增长时期，低收入国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是，我们也不能就此认为低收入国家会非常顺利地融入这一生产网络。如果低收入国家无法通过建立高效的后勤服务和更好的商业环境来确立它们的低工资成本优势，那么供应商很可能会开始选择更接近最终产品的国家，例如中国。

　　对于东亚地区的中等收入国家来说，它们则需要逐步实施相关重要战略：

　　● 开放 通过低关税和高效的基础设施来降低运输成本，已经成为东亚地区一体化和地区生产的重要支柱。考虑到中间品贸易和积聚效应的重要性，开放对于中等收入国家仍然非常重要。当然，规模经济更强调市场规模。与本国自由化所带来的静态效率收益相比，进入外国市场将越来越关键。在全球自由贸易尚未全面建立之前，东亚国家目前正在通过地区协议来扩大市场，这也正是南亚联盟致力于建立一个单一自由贸易区来抗衡中国的真正原因所在。地区协议有利于形成战略优势。

　　● 人力资本 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人力资本的积累都是十分必要的。当新思想和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高等教育就具有了特殊意义。知识工人的数量将有助于国家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吸收新思想，从而增长的更快。鉴于在早期阶段进入新的增长产业能够获得正外部性和其他收益，因此当国家面临技术人员供给短缺的时候，最好的做法是扩大开放，吸引移民进入。新加坡很早就采取了在全球范围内引进人才的政策。

　　● 金融管理 支持地区生产网络的理想宏观经济环境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稳定的汇率(消除货币风险并为单一市场奠定基础)、资本可兑换(使储蓄能够在整个地区内有效配置)、独立的货币政策(最大限度地防止衰退，保证公司投资于创新活动能够获得收益)。当然，在经济学理论中，这三个目标是不可能同时实现的。东亚地区正在逐步走向建立长期内更加灵活的

汇率制度，同时通过积累外汇储备将短期波动降到最低。其他的政策措施还包括进行管理性干预，在地区内建立更大范围的预警机制并进行金融合作等等。

　　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些政策建议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东亚地区的中等收入国家其实已经开始实行这些政策。当然，有些地区还是进步有限，也出现了部分预警信号。例如，有迹象表明，南亚地区的研发投入明显不足。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还没有真正融入地区生产网络，中间产品的进口也很少(可能的原因是在报关程序和后勤服务方面仍然存在很大问题)。在中国，沿海城市的贸易效率很高，但内地却正好相反。

　　地区协议正在讨论之中，但也有人担心谈判过程进展缓慢；如何在地区内建立更加协调统一的监管制度还有待时日。地区性制度框架仍然很薄弱。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而且东亚国家确实也需要继续努力完善贸易、创新和金融等领域基础结构，为地区生产网络的发展提供更大支持，但我们有理由对未来持乐观态度。东亚各经济体目前都在采取措施来逐步解决这些领域的问题。令人颇为担忧的是如何去应对来自各国国内的挑战。流行的观点是把增长问题归结到制度建设。但制度建设是个非常抽象的概念。中等收入国家在积极推进经济增长过程可能出现摩擦的有三个关键领域: (城市)拥挤、不平等和腐败。现代增长理论认为，即使政府采取了正确的措施，这三个领域仍然会带来很多问题。而如果以为最好的办法是视而不见，那么政府将犯下严重错误。

　　● 积聚效应 东亚地区的大城市必须改进居住条件；中小城市则需要改善管理和加强联系，从而可以吸纳大量希望回到这里从事生产的人们。中小城市的表现差异很大，这意味着还有很多可以利用的机会来促进更快的增长。城市要提供基本服务、基础设施和必要的监管，这样才能让公司不受拥挤、犯罪和拖沓等问题的无故干扰，从而降低各种成本。

　　● 社会和空间影响 在制度建设方面还需要考虑如何促进社会凝聚力。如果一国之内的不平等状况持续恶化，那么就会带来生产的高度集中；而地区内的不平等则可能变成一个长期无法解决的问题，最终将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现有的财政分权模式无法有效解决这些不平等问题，应该采取措施加以改革。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制度环境应该以平等的方式提供基本社会服务，这对于保证机会平等非常关键，而机会平等会为长期增长提供源泉。

　　● 更好的政府 制度建设的第三个重点是控制腐败。如果规模经济产生的经济租金被低效率的城市、不稳定的社会或者腐败的政府所瓜分，那么这些租金将无法用于支持经济的长期增长。毫无疑问，正确解决腐败问题并取得实质进展都需要时间，因此，各个国家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在这方面，香港、韩国和新加坡都是可以借鉴的成功案例。

　　东亚在全球一体化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功，并且会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前进。东亚正在进行地区一体化，也正处于自身的转型之中。东亚国家应该在国内一体化方面做得更好，这样才能保证同时实现增长和转型的成功。东亚需要第三个一体化，这是在每个国家自己的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