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平衡与不平衡发展道路的两难境地

　　张岭泉 单厚军 陈俊彦

　　在发展经济学中一直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发展理论：不平衡发展理论和平衡发展理论。不平衡发展理论认为，从区域经济增长的过程来看，经济增长并不是在各个地区普遍出现的，而是首先在一些区位条件较好、拥有独特的资源优势的地区率先发展起具有创新能力的主导产业部门，并带动相关部门的发展，形成很长的产业链，逐步形成区域经济的增长极。达到一定的规模后的增长极开始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周围地区辐射和扩散经济增长波，从而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

　　平衡发展理论认为，由于各经济要素间的相互依赖性和互补性，一味地侧重某一个部门或地区的投资影响了相关部门和地区的发展，由于落后的部门和地区的阻碍作用，所有的部门和地区都不会得到发展。因此所有的经济部门和地区应该齐头并进，共同发展。两种理论，两条道路，在决心建设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之际，我们面临着发展道路的两难选择。

　　两条道路的得与失

　　平衡发展和不平衡发展两种理论的争论焦点在于是否给予更多的发展自主权、优惠的税收政策、资源的集中投入等。我国建国以来一直实行平衡发展战略，即通过资源政策向内地倾斜来实现地区经济的平衡发展。但有限的资源对各个部门、各个地区而言如杯水车薪。到上世纪70年代末，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针对这一问题，我国一些学者提出了梯度理论。根据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将我国划分为三个地区区域，即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并最终把有限的经济资源重点投向了东部沿海地区：设立4个经济特区，开发沿海14个城市，再到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以及数十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科技工业园区的建设。

　　实践证明，这一政策是成功的，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始终呈现较快的增长趋势，年人均GDP也随着上升，人民综合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但是，根据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米尔达尔的“累积性因果循环关系”原理，由于主要经济资源投放在东部，中西部地区资金和人才的流失会首先使一些企业经营困难，进而减少这些企业职工的收入和需求，并将导致该地区所有为这些企业服务的其他厂商和雇员的收入降低、失业增加，结果进一步减少收入和需求，更多的厂商倒闭和雇员失业，他们离开这一地区，到别的地区去寻求发展。原本想迁入的厂商和劳动力现在也不愿迁入了，结果是进一步减少收入和需求。这种因果循环关系如果没有外力的干预，就会以累积的方式继续下去，形成恶性循环。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解决贫富差距过大、农民工与城市人的利益冲突以及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等问题，民生问题就完全可能持续恶化，这将会危及整个国家的健康持续发展。

　　政府的

宏观调控

　　为了避免发达地区经济的无限膨胀和落后地区持续的恶性循环，我国政府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经济的调控，并取得了很大成效。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国内外在经济特区的投资远远高于在其他地区的投资，而且从1980年开始的10年间，广东和

福建两省保留了绝大部分税收，其中福建省还获得了固定的补贴。广东省每年上交中央政府的税收大约为10亿元，而当时上海每年上交120亿元。在高投入低税收的政策保护下，广东省的许多企业得到重组，新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而上海和国内其他地区的经济则停滞不前。1990年，广东省的GDP跃居全国第一位，而上海则滑落到第十位。

　　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虽然经济特区一直是中央政府投资的集中地区，但同时也变成了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地。上海上交中央的税收由1986年的120亿元下降到1991年的95亿元。而广东省同期上交中央的税收增长了两倍。我国政府从不平衡发展战略开始转向平衡发展战略，1994年经济特区享受的优惠税收政策逐步结束，内地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1999年启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相继出台了“三免一补”、农村合作医疗、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针对西部和农村地区的优惠政策。今年我国12个省份取消了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实现公民身份平等，向城乡一体化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为建设

和谐社会清除了一大障碍。

　　中庸之路

　　总结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经验，我们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不平衡发展所产生的“良性积累因果循环”效应，同时也要避免不平衡发展所产生的“恶性积累因果循环”影响，实行适度平衡发展的政策，加大中央和省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走一条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庸之路”。

　　所谓“中庸之路”，即在发展自主权、优惠税收政策和资金投入方面既不能搞平均主义，也不能过分集中。过分集中，尤其是长期的过分集中，会进一步剥夺本来就落后地区的发展机会，加剧社会不平等，增大基尼系数；平均主义则忽略了效率优先的原则，最终结果是导致落后。

　　“京津冀都市圈”实际上指的是“8+2”结构，即我省除邢台、衡水、邯郸之外的8个市加上北京和天津。“中庸之路”就是要重点发展更具优越条件的北方8市，同时不忽略南方3市的建设。我们可以加大对北方8市的资金投入和税收优惠政策力度，并给予更多的发展自主权，优化、合理配置各种经济要素，遵循效率优先的原则，走不平衡发展道路，让部分地区的部分人们先富起来。同时，我们还要最大限度地规避不平衡发展所产生的风险。对于南方3市以及北方8市中的农村地区在科技、教育、卫生、住房、医疗等社会政策方面走平衡发展的道路，给予同等待遇。在税收方面，北方8市可以获得省政府的适当优惠，但不能推卸纳税的责任，而且要承担起纳税的重任。

　　我省虽然拥有环绕京津和地处沿海的优越地理位置，但是经济社会发展却属于中部地区的水平。这正是不平衡发展所产生的后果。中央在注重京津发展的同时，不能忽略河北的发展和利益，河北也不能只注重北方8市和城市的发展，而忽略了南方3市及农村地区的利益。落实“京津冀”发展一体化、冀南冀北发展一体化，城乡发展一体化才是实现该区域经济社会长久、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走适度平衡发展的“中庸之路”辩证地处理了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与二次分配的关系，本质上是合理地摆正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一次分配时强调效率是科学发展观的充分体现，二次分配时强调公平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中庸之路”走出了平衡与不平衡发展道路的两难境地。

　　(本文系2007年度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来源：河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