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经济失衡：推进生产要素价格改革

　　李文锋

　　一、当前经济运行症结与要素价格不合理密切相关

　　当前我国投资过热、顺差过大、流动性过剩等经济失衡问题互为因果，密切相关。投资过快增长，导致产能增加，并加快外贸出口增长，而出口增长造成贸易顺差过快增长，并导致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给人民币升值带来压力。同时，升值预期引发热钱流入，而热钱流入和贸易顺差导致了流动性泛滥，助长了国内房地产、股市等资产泡沫；泛滥的流动性加剧了银行放贷压力，而银行放贷又进一步刺激投资增长，并导致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显然，投资过快、顺差过大、流动性过剩等当前经济运行的症结，已经不是单个问题，而已经成为机制性问题。

　　这一机制性问题又与我国生产要素价格偏低密切相关。从资源类要素看，根据国际

能源组织有关资料，我国工业电价水平为5.1美分／千瓦时，是日本、意大利等发达国家的62.5%，是阿根廷、韩国等发展中国家83.3%，是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资源型国家的76.9%。我国城市水价仅为国际水价的1／3。从劳动力看，我国劳动生产率相当于英国的6%，但工资仅为其4%；劳动生产率为韩国的13%，而工资为其8%；劳动生产率为印度的3倍，但工资为其2.3倍。从土地看，在一些发达地区，土地征用、土地出让和市场交易三者的价格比已经达到1∶10∶50。一些地方政府将土地征用与出让价格差视作“第二财政”，竞相违规压低土地价格和征地补偿标准，拖欠截留征地补偿费。

　　生产要素价格偏低，一方面，造成效率低下，粗放型增长得以维持。据估计，目前我国能源消耗系数比发达国家高4倍-8倍，能源的使用效率仅为30%，而发达国家的能源使用效率则为50%，我国每创造1美元国民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我国平均每立方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仅为世界水平的1／5。同时，在这种要素禀赋环境下，依靠廉价要素资源就可以获得利润的企业，不仅丧失了技术创新的动力，而且形成了对投资和要素投入的依赖路径。另一方面，不能反映真实生产成本。有学者估算，因为生产要素价格低估，国内企业至少不合理地节省了20%-40%的生产成本。如果这些成本充分显现，并假设企业自身消化其中的50%，我国商品价格至少会上升10%-20%。换句话说，即使名义汇率水平不动，人民币实际汇率将升值10%-20%。要素价格偏低，直接造成实际汇率低估，并对名义汇率构成升值压力。

　　二、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难以解决贸易失衡

　　依靠名义汇率升值“减顺差”效果甚微。理论上讲，本币升值有助于减少出口，增加进口，并使得顺差减少。但我国的实际情况并不理想。从2005年7月21日到2007年2月28日，

人民币汇率从8.2765元／美元升至7.7321元／美元，共升值6.6%，而2006年贸易顺差达到1774.6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今年1月-2月又增加396亿美元，创造单月新高。日本在1985年-1990年期间，日元年均升值5.2%，但贸易顺差仍达到4026亿美元。可见，单纯的本币名义汇率升值，并不能有效缓解顺差的过快增长。目前人民币“缓慢升值”在不断强化升值预期，这会使投机性流入更多，顺差更大。

　　实际汇率低估对名义汇率构成升值压力。通俗地讲，名义汇率只是实际汇率的影子价格。如果实际汇率低估，名义汇率必然有升值的压力，反之，如果实际汇率提高，名义汇率就会稳定或趋向贬值。我国实际汇率低估，一是生产率提高的因素。过去20年，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达到6%以上，高于发达国家3%-4%的水平，更高于发展中国家1%-2%的水平。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2000年至2005年，中国的人均产出增长了63.4%，超过印度的26.9%。据国际商业组织“大企业联合会”的研究报告，2006年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速全球第一，达9.5%，高于印度的6.9%，美国的 1.4%、欧盟的4.1%。依此看，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具有内在的动力。二是价格体制的因素。目前，我国95%以上价格已经放开，但煤、电、油、气、水、土地等资源性商品价格，以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仍受到不同程度的管制，低于真实的市场价格。可以说，生产要素价格扭曲造成了我国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的背离，使汇率难以成为调节贸易失衡的有效政策工具。

　　三、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是解决经济失衡的关键

　　改进生产要素价格机制，反映真实的生产成本，实现实际汇率的价值回归，不仅可以缓解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压力，也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经济运行的“症结”。

　　一是减少顺差。根据有关专家研究，汇率调整一般只能使贸易双方的相对价格水平在百分之几十的范围内变动，而由生产要素价格差所决定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商品价格差距却高达百分之几千，如果汇率变动幅度10%，对生产要素价格差距的影响也就是0.1%。因此，灵活运用生产要素价格杠杆，可对贸易顺差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二是促进消费。劳动者收入过低、增长缓慢是当前消费不足的直接原因。以制造业为例，我国人均工资水平仅高于印度、巴基斯坦和埃及，相当于发达国家的3%-4%，新兴工业国家的10%，即便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也仅为马来西亚的1／4，巴西和墨西哥的1／3。在一些地区，农民工工资近20年没有变化。因此提高工资水平，有利于直接扩大消费。

　　三是调节投资。据估算，1999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净资产收益率不断攀升，从6%上升到目前的20 %左右，在全球各主要国家中也是最高的投资回报水平。投资回报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其他生产要素报酬率增长缓慢，资本得以更多分享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带来的红利。提高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报酬水平，也就相对降低了投资回报率，直接起到降低投资过热的效果，对劳动、土地和资源依赖程度高的领域，效果将更为明显。

　　四、统筹兼顾，稳步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

　　从目前来看，推进我国生产要素价格改革具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从2003年到2006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分别为1.2%、3.9%、1.8%和1.5%；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涨幅分别为-0.1%、2.8%、0.8%和1.0%；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涨幅分别为2.3%、6.1%、4.9%和3%。与改革力度较大的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比(1994年CPI涨幅24.1%，RPI为21.7%，PPI为19.5%)，通货膨胀率仍处于较低水平。

　　二是较高的企业利润率。2006年，各类企业利润保持了30.1%的增长，其中中央企业实现利润7546.9亿元，同比增长18.2%。从珠江三角洲地区实际情况看，土地、劳动力等生产成本提高后，企业仍有很大利润空间。据德意志银行分析，2006年我国占出口总额60%的纺织和机电产品的利润均比2005年有所上升，其中纺织行业出口利润率由2005年的3.5%提高到2006年的3.6%。

　　基于以上分析，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推进要素与资源价格改革有一定空间。应该看到，生产要素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面广，涉及到企业生产、人民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必须统筹兼顾。同时生产要素价格的改革，也是一种体制和机制性的改进，不能一蹴而就，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必须稳步推进。改革面临的突出困难和风险主要有以下方面：

　　通货膨胀风险。生产要素价格放开，会引起下游产品价格普遍上涨，风险最终要由消费者来承担。如果工资改革不能同步进行，对实际收入下降的担心会造成消费萎缩。一旦通货膨胀程度超出社会承受范围，将对宏观经济运行造成严重冲击，甚至可能会出现20世纪70年代席卷西方国家的滞胀现象。

　　出口竞争力下降风险。企业生产成本的全面上升，最终体现在出口商品价格的提升。如果生产要素价格与人民币汇率升值同时出现，中国制造的优势会大打折扣。跨国公司将把投资转向周边亚洲国家或者其他具备成本优势的地区。刚刚培育起来的“世界制造基地”面临被“抽血”的威胁。出口下滑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将浮出水面，经济增长、税收等都会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

　　失业率上升风险。由于企业难以在短期内消化新增生产成本，获利水平将会下降，容纳就业的能力也会随之降低，裁员、缩小生产规模等情况就会出现。这不仅与政府扩大就业的愿望相左，经济萧条的风险也会同时增大。

　　土地的实质控制权问题。土地价格市场化的根本在于土地实际控制权的归属，地方政府如何从相关利益中拔出身来，转变职能，切实维护广大农民的土地权益，确保土地价格充分体现土地资源的稀缺性，这是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的基础。

　　垄断行业改革的阻力。我国的水、电、气、石油等资源的价格标准，大多由政府批准定价，没有体现资源本身价格，也没有体现对环境造成损失的补偿。许多企业既是获得廉价要素资源的既得利益者，也是资源定价的重要参与者。这些企业何去何从，影响到相关部门职工的切身利益，是改革成功的关键。

　　对这些困难和可能出现的风险，应有充分的估计，做好长期应对的准备。从生产要素价格改革的方向看，应逐步弱化政府定价职能，根据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形成主要由市场定价的机制。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贸易学会)

　　来源：

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