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价格的提高会增加农民收入吗

　　李志红

　　问题的提出

　　如何持续增加农民收入是社会各界十分关注的重点问题。2004年以来，粮食价格出现了快速上涨，农民收入也同时扭转多年颓势，实现较快增长。于是有人认为应将解决农民增收与粮食价格联系起来，认为粮食价格的持续提高将直接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但纵观我国1978年以来反映市场粮食价格变化的粮食零售价格指数、反映社会物价总水平的社会商品零售价格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变化(见图1)，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在粮食零售价格指数波动的同时，物价总水平(以社会商品零售价格表示)也经历了几乎同步的波动，然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却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变动趋势，也就是说粮食零售价格的提高并没有直接带来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提高。

　　本文通过运用发展经济学家A·O·赫尔希曼提出的“价格—价格螺旋上涨”理论分析粮食零售价格对物价总水平的作用和物价总水平对粮食零售价格的反作用，探讨粮食价格和物价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粮食价格和物价水平的相互作用

　　粮食价格对物价水平的作用

　　发展经济学家A·O·赫尔希曼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平衡增长过程中的通货膨胀问题时提出了“价格—价格螺旋上涨”理论。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经济中的两个部门之间，出于保持相对价格水平、维持本部门利益的需要，一个部门产品价格的上涨必然引起另一个部门产品价格的上涨，结果会出现的“价格—价格螺旋上涨”，这是造成通货膨胀最基本的因素。

　　我国1978年以来，粮食生产部门已发生了数次“价格—价格螺旋上涨”。粮食的供给价格弹性较小，其价格上涨一般不会迅速有效地大幅增加产量。同时，由于粮食作为居民基本生活品和重要的工业原料，其价格的变化将对食品等轻工业部门的生产和所有劳动者的收入都会产生明显影响。因此，粮食价格的上涨对工业和第三产业等的产品价格和服务价格具有很强的膨胀性拉力。粮食价格的上涨造成原有价格和产量结构变化，而产业部门又不能通过提高效率适应价格结构变化，同时不愿放弃相对价格体系中的利益份额，纷纷提高本部门产品价格，粮食生产部门就很可能又再次提高价格，最终造成“价格—价格螺旋上涨”。这一点已经为中国近年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过程的实践所证明。

　　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发现，粮食零售价格指数和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的确存在比较明显的相关关系，每当粮食零售价格指数上升1个百分点，将导致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升0.429个百分点。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粮食零售价格指数对物价总水平有着十分明显的影响，粮食价格的变动是物价总水平变动的重要原因之一。粮食价格提高，物价总水平随之会上涨，粮食价格增幅下降或者绝对值下降，物价总水平涨幅也随之有下降动力。所以，如果我们有意识地提高粮食价格，就要面临物价总水平提高的风险。

　　物价水平对粮食价格的作用

　　“价格—价格螺旋上涨”理论表明，粮食生产是一个供给弹性小而膨胀性拉力大的产业部门，而且我国的非农业部门由于存在大量瓶颈部门和效率低下等问题，对于粮食价格的提高、打破原有的相对价格比例和产量结构平衡的情况，既不能迅速调整产量，也无法通过技术革新、加强管理内部消化，更不愿损失原有的部门利益，从而只能提高产品价格。因此，出现以下循环局面：粮食生产部门先提高价格，力图改变原有的相对价格比例，而非农部门产品价格也相应大幅提高后，相对价格比例并未改变多少，于是只好再次提高粮食价格。

　　从另一个角度看，进行粮食生产需要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农民的日常生活也需要消费工业品。实际上，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同时，这些在农村销售的工业品的价格也都同样在上涨。农民要维持和提高原有的生产投入和生活水平，就必须增加购买支出，从而增加农业生产的成本，最终在销售农产品时，就必然要求有一个更高的价格。

　　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1978年以来，粮食价格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除个别年份外都处于不断上涨的状态，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化肥价格上涨过猛，从而使得这一时期的物价上涨集中反映在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类产品上，社会商品零售价格的上涨成为导致粮食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

　　有人测算，在20世纪90年代初，包含粮食收购价格在内的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中， “有很大一部分(约3/4左右)是补偿商品零售物价提高对农产品收购价格影响的，属于农产品价格实际提高的部分只有约1/4。”

　　综上所述，粮食价格的提高会引起物价总水平的同步上涨，物价总水平的上涨又会反过来促使粮食价格的进一步提高，于是物价总水平再次上涨。如此以来，真正陷入 “价格—价格螺旋上涨”。这同时也可以看到，粮食价格上涨很大程度上又被非农业部门转嫁到产品价格上，转嫁到农业生产资料和其他商品上，这也是导致农民并未从粮食价格上涨中获得很大收益的重要原因。

　　粮食价格和物价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如果仅从1978年以来粮食零售价格指数本身来看，粮食零售价格已经比改革初上涨了很多，但如果从粮食零售价格上涨对农民实际收入增长的作用看，则会发现这一作用十分有限。

　　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粮食零售价格上涨的同时，农村商品零售价格也在上涨，并且很多年份其上涨幅度甚至超过粮食价格上涨幅度，而且滞后现象明显。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波动更是剧烈。农村零售商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提高，使得农民同期的支出大大增加，从而使粮食价格上涨对增加农民实际收入的作用大大减小。

　　1985年，粮食零售价格增幅首次达到了两位数，但同期农村商品零售价格也上升了 7%之多，使得实际增收只有3.6%。而1988年，虽然粮食零售价格上涨了14.1%，但同期零售物价上涨17.1%，使得实际收入反而下降了3%。在经过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粮食价格上涨带来正的增收效应之后，从1997 年开始，粮食价格变化的实际增收效应基本上都是负的。

　　不仅从农民买卖商品的价格上来看，农民获益并不大，从农民实际获益的量上来看，也是如此。农村零售商品价格变化，使得粮食零售价格提高让农民增加收入的同时，也增加了支出(完全是由于价格上涨增加的支出)。以2005年为例，粮食零售价格提高，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4.37元(1978年价，下同)，同期农村商品零售价格提高，使农民增加支出243.9元，增收增支相抵，农民从农产品中人均净增收71.5元，净增收仅占增收总数的23%，这说明20多年来粮食零售价格提高的好处，大部分被零售物价的提高拿走。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即在粮食零售价格波动的前期，也大致为农村商品零售价格波动的周期的前期，粮食零售价格提高使农民增加的净收入占增加的总收入的比重较大，而在周期的后半期农民从粮食价格提高中增加的收入多小于增加的支出，或是收入减少的幅度大于支出减少的幅度，净收益为负数。1978～2005年这24年中，只有12年中农民从粮食零售价格中获得的收益为正，其余都是负的。其中1981年在经历了小幅增长后就连续3年减少；1985年到 1988年，前两年增长后也是连续两年的减少，4年间，农民从粮食零售价格提高中人均增收74.5元，由于零售物价上涨增支却达64.7元，净增收9.8元，只占到增加的总收入的13%。而到1990年，6年增收只有94.2元，而增支却达101.1元，净增收为-6.9元。24年中只有1991年到1996年人均收入经历了6年的净增长，净增收总额达到147.5元，但是接着也进入了20多年中最长的净减少时期，收入减少66元。

　　20多年来，农民从粮食零售价格提高中增加的收益对其收入增加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小，农民增收越来越得益于其收入结构的变化。

　　农民收入结构，即各种不同的收入占农民收入的份额。表2综合反映了1993年以来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从构成上来看,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收入仍然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二者相加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从1993年到2003年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始终在95%左右。但是,这二者的比例则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工资收入在收入中的比重不断增加,由1993 年的21%增加到2005年的25%。而同期家庭经营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却从74% 下降到68%。

　　与农民收入构成所发生的变化相比,农民收入来源对增长贡献的变化则是根本性的。在农民收入的4项来源中,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增长的贡献呈现较大波动, 其对收入的贡献有时为正，有时为负,但工资收入和家庭经营的贡献却发生了“稳定的” 和“质的”变化。工资收入在1995年时对农民收入的增长贡献还只有29%多一点,但这一数字呈现出迅速增加的趋势,在2001年之后基本上在60%左右。与之相比，家庭经营性收入的贡献则发生了完全相反的变化,1994年时,农民收入增长的一半以上可以由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增长来解释,但这一数字呈现迅速下降的趋势，在2000年,家庭经营性收入甚至已经无法为农民收入的增加提供任何显著的贡献。在之后的几年里，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增长也仅能解释农民收入增长的约1/4。更进一步地分析还可以发现，目前,家庭经营收入对收入增长的微弱贡献也主要归功于家庭经营中非农产业收入的贡献。

　　结论和启示

　　粮食零售价格的变动不是孤立的，它会引起社会商品零售价格的相应波动，而社会商品零售价格的波动反过来又会促使粮食零售价格进一步发生变化，这使得粮食零售价格的提高实际上并没有给农民增加多少实际收入，因为农民的支出也相应增加了，收支相抵，就所剩不多。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看到，单单粮食零售价格的提高并不会使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粮食价格的大幅提高不仅要承担将导致的宏观经济不稳定，而且农业生产资料等的价格会随后出现明显上涨，从而农民实际收入难以因此提高多少。况且农民的收入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包括粮食在内的农产品获得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小，已经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增长点。工资性收入不仅在农民收入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而且农民收入的增长几乎完全要依赖工资性收入的增加,这也意味着农民收入问题已经不是粮食价格的问题，也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三农”问题,而是一个和就业以及城市化等宏观形势紧密相连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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