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金融开放要把握好节奏和次序

　　本报记者 李霞

　　随着中国迈入金融全球化的门槛，中国金融改革面临的环境已完全不同于过去。在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海外对中国金融开放的压力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如何在改革与开放的同时，确保金融的稳定和生态改善，关系着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

　　金融改革环境今非昔比

　　问：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目前的金融改革所面临的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

　　夏斌：21世纪特别是近三四年，中国金融改革面临的环境已完全不同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概括那一时期中国金融改革的特征，一是经济处于刚起步阶段，既缺乏人才、技术，又缺乏资本。因此，积极吸引外资是中国金融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政府及时推出B股，海外大量举债贷款，运用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等等。二是当时国内任何一项新的金融制度与改革政策的出台，几乎对世界经济与金融环境没有什么影响，仅仅是引起海外人士注意而已。

　　但是，今天的情况大不一样。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变化？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格局与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中国在全球经济的地位与影响发生了微妙变化。这些微妙变化具体概括有三个方面：世界货币流动性增多；

人民币升值过程中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看好中国、投资中国、购买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资金投资的主要选择。

　　经济建设基本不缺资金

　　问：面对新环境，中国下一步金融改革中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是什么？

　　夏斌：中国货币调控难度进一步加大。必须认识清楚，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中国是应该防止货币过多，引起高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升？还是应防止货币过少，引起通货紧缩？这是下一步金融改革与开放中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近4年的数据表明，从总量看，中国当前的经济建设基本不缺资金。2003年至2006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约10%，广义货币供应量年均增长约17%。货币供应的增长速度完全能够满足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在目前的

汇率制度下，外汇储备迅猛增长，中央银行对冲操作难度越来越大，导致担忧货币供应太多。因此，从货币政策角度看金融改革，重要的不是总量问题，而是传导机制、结构问题。一些企业资金短缺，不是总量问题，而是金融体系与金融制度尚存在严重不足，不能把高储蓄转为对企业的有效投资。

　　改革首先要看好“国门”

　　问：您提出“中国的金融改革首先要看好‘国门’”，所谓“国门”应当怎样理解？

　　夏斌：中国的金融改革首先要看好“国门”。所谓“国门”，就是汇率市场化、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和放开外资对中资大金融机构持股比例限制的三个改革进程。这三项改革最终要实现完全市场化，但彻底的市场化需要一个过程，要结合

中国经济内在的承受能力，把握好节奏。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中国金融又是弱项，弄得不好，最容易使中国经济出现全局性难以收拾的问题。而相对于对内开放，目前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的速度并不慢。

　　在正确把握金融对外开放节奏与次序的同时，必须加快国内金融改革与全方位创新。其紧迫程度是中国金融过去28年间从未遇到过的。理由有三：一是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结束后，中国已宣告迈入了金融全球化的门槛，中国金融运行与金融改革已不仅仅是中资金融机构一方在孤立地进行，而是在“与狼共舞”的时代，不改革，就会被打败。二是中国金融体系严重滞后与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存在明显反差与矛盾。中国经济仍在高速成长，靠的是投资拉动、外贸带动和大量外资的支撑与补充，但这种状况是不可能持续的。三是在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海外对中国金融开放的压力之大，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我们要迎接更大的开放，必须改变很多制度；为了适应这些新制度，必须要壮大自己的机构，培养自己的人才。在这些方面，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