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仲进

　　两位分析师的预测为何有天壤之别

　　本杰明.韦德莫尔和拉维.萨拉西有许多共同点，两人都是大投资公司的证券分析师，涉及的领域都与技术有关。但是，对于日本的因特网巨头软银，他们的看法则迥然不同。

　　2000年2月，软银在股票拆细之后股价还高居4.5万日元，也就是说相当于每股365 美元。萨拉西预计，到年底软银的股价可能会飙升到13.3万日元，而韦德莫尔则坚持认为会下跌到6700日元，两位分析师的预测真是天壤之别。今天，各地的科技股大幅下挫，软银的股价只有4500日元，哪位分析师对软银公司的判断更为准确不言而喻。

　　现在在香港经营自己的计算机公司的萨拉西，当时为美国投资银行莱曼兄弟公司工作。他发布乐观预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莱曼兄弟不但是软银的顾问公司，而且与软银有许多业务上的合作。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韦德莫尔为HSBC 证券工作，与软银没有这样的业务关系。“我不受任何人制约，”韦德莫尔说，“我们这里的投资银行业务部门规模不大，没有任何人站在我的背后俯视我，告诉我要把股价看高一线。”

　　在经历了金融危机和因特网泡沫之后，亚洲终于醒悟过来，认识到投资银行研究报告的危险性。问题有时出在运气不佳或者错误的分析，但是常常源于自身利益，分析师的雇主们与上市公司有业务关系。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全球问题，但在亚洲更为明显。

　　“投资者不再要投资银行的分析报告，”一家证券公司的研究主任史蒂芬.布朗说，“那些报告现在被认为没有价值。”

　　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西方一些大投资银行的研究开始黯然失色，但在快速发展的亚洲，它们的权威无人置疑。此外，亚洲的很多公司甚至不能容忍投资银行的温和批评，而投资银行也不想失去自己的生意。于是，公司报告常常充满了激动人心和自我陶醉的语气。

　　在亚洲市场上，没有严格执行研究部门与投资银行业务相分离的规章制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尽管投资银行坚持认为他们一直划清界线。

　　投资银行是如何粉饰调研报告的

　　尽管大多数投资银行宣称研究和银行业务是分离的，但另外一些投资银行对两方面的冲突更加坦诚。

　　今年2月，CSFB(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使中石油(CNOOC)成功上市。在最近寄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他们公开炫耀自己的研究报告在提高中石油的股价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在上市3个星期之后发表了CSFB的研究报告，中石油的股价两天之内上涨了11%。”

　　另一个例子是香港的盈科数码动力，在亚洲与软银齐名的又一个因特网偶像。投资银行BNP Paribas Peregrine认购了盈动以及一些子公司的股份，帮助董事长李泽楷出售公司的一些资产，并安排公司的贷款。与此同时，在亚洲密切关注这家公司的分析师中，该投资银行的分析师一直坚持对股价进行最乐观的预测。BNP 香港研究部主任亚德里恩.尼安的言论经常出现在香港的媒体上，甚至在股价从24港元跌到3 港元的时候，他还告诫投资者不要放弃盈动。香港媒体也负有部分责任，因为没有注意到BNP对促进盈动股价升上的自我利益。

　　投资银行还会在它们的报告里使用巧妙的术语，显然是为了避免冒犯自己的客户。例如，2000 年6月负责承销价值50亿美元的中国联通[微博]上市的摩根斯坦利，在股价下跌至8 港元后，今年1月把该公司的目标价位“修正”为25 港元到19港元。尽管做了修改，摩根斯坦利还是用“买盘强劲”来推荐这只股票。

　　摩根斯坦利亚洲电信研究主任马克.舒普尔指出，该银行已经开始告诉客户们，竞争对手中国移动[微博]——主要承销商是投资银行高盛——更具有购买价值。他承认中国联通的覆盖率不是很理想。他说：“事后认识到，当中国联通股价下跌时，我应该降低它的等级。”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能使这样的问题变得更糟糕。在亚洲的新股市场上，中国几乎处于垄断地位。除日本之外，去年在亚洲募集的470亿美元当中，中国几乎占了一半。对外国开放大陆的银行业务，将进一步给投资银行施加更大的压力，为了不失去任何新的机会，它们对公司或宏观经济表现的批评语气将更加缓和。

　　当然，也有许多分析师值得人们敬重。UBS 沃伯格公司的房地产分析师富兰克林.兰姆，一直是对香港市场的悲观预测者。在香港，房地产大亨几句威胁的话，也会使投资银行家们害怕得浑身起鸡皮疙瘩。在兰姆对市场的分析表示悲观之后，UBS将要承销的一名客户推迟了新股发行时间，这肯定不是令他的同事们高兴的事情。

　　然而，像兰姆这样的分析师为什么名声显赫，原因就是在一个人云亦云的行业中他们与众不同，勇于直言不讳。

　　一位证券公司的人士表示：“一家投资银行的底线是获得投资银行的业务，研究部门不可能不加以配合。”

　　亚洲的市场管理者正在考虑采取措施

　　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呢？亚洲的市场管理者正在考虑采取措施，强化法律和法规的实施，以使调研报告更为公正，这是整治市场和改进公司治理的一部分。同时，机构投资者正在加强自己的研究机构，而专业化的小经纪公司也在进入该地区。

　　过去，自我治理(self-governance)一直是管理投资银行研究部门的指导原则。在大多数市场中，如果涉及给一家公司发行新股，投资银行必须加以披露。这种情况现在可能要改变。在美国，证交会的管理人员威胁说，如果投资银行不守规矩，他们将制定更严厉的研究披露的法规。新规章包括禁止发行商影响研究的幕后操纵，强迫银行更明晰更详细地披露与公司之间现存的或将来的业务关系。证交会还可能禁止分析师参加上市公司的路演。“披露对中小投资者来说是最重要的，他们可能不知道银行与公司之间的关系，”香港JF资产管理的首席投资官罗杰.埃利斯说，“我们心里总是有一丝怀疑。”

　　香港证券及期货委员会(SFC)也提出了类似的措施，尽管不可能马上就发生变化。SFC 也在考虑类似于美国法规的“公正披露法”，该法可能会阻止分析师比普通人获得更多的公司信息。内部消息总是极大地刺激分析师发表热情洋溢的报告，因为他们的投资银行业务部门常常利用这种信息做买卖。

　　由于管理者的行动缓慢，投资者很可能采取他们自己的措施来降低投资银行研究报告的风险。亚洲大的机构投资者，如GE Capital(通用电气资本)，近年来不断加强自己的研究能力。“我们从不轻信投资银行告诉我们的东西，” JF资产管理公司的埃利斯说，“投资银行的分析总是难以做到客观，因此我们自己的研究对我们更有用。”此外，华尔街上司空见惯的行业专家和以调研为主的经纪公司已经在亚洲出现。

　　所有这一切可能会迫使投资银行整治自己的行为。莱曼兄弟公司最近在华尔街语气坚决地重申将致力于客观的研究。CSFB 的安德鲁斯说，在选择承销公司的过程中，银行也必须更小心谨慎。他说：“关键是承办好公司，再明智地定价。利用研究使投资者做坏买卖，到头来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