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必须有相应的变革。从货币政策方面来说，最根本的就是逐步取消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限额控制，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扩大公开市场业务，实现货币政策调控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让市场在货币政策调控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取消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限额控制、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和扩大公开市场业务为标志，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基本实现了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市场开始在货币供应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变迁，它将对我国的金融改革和发展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

　　坚持货币政策目标

　　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变革首先表现在，面对复杂的经济环境，货币政策始终坚持“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货币政策的稳健性原则。

　　一般来讲，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目标有四个：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这也曾经是许多国家的货币政策目标。然而，这四大目标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除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目标一致外，其他目标之间都存在矛盾。由于对目标间冲突协调的难度的看法不同，各国中央银行也就有不同的货币政策目标。

　　1993年以前，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是双重的，即“稳定货币，发展经济”。1993年，国务院明确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自此，中国人民银行一直为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而努力。1994年，通货膨胀率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零售物价指数达到21.7%，消费物价指数达到24.1%。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有效地治理了通货膨胀，并于1996年实现了经济“软着陆”。从1998年起，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物价水平持续走低的现象，到1999年12月份，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已经连续27个月和21个月负增长。为抑制通货紧缩趋势，中国人民银行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支持经济增长。从2000年上半年起，经济形势出现了重大转机，社会需求全面回升，不仅抑制了通货紧缩，而且取得了经济低通胀、高增长的初步效果。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增长方式正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但与此同时，经济运行中体制性和结构性的矛盾也日渐突出，长期积累的金融风险开始暴露。这就决定了在新的形势下中央银行必须进一步提高调控技巧，同时做好防范金融风险、防范通货膨胀、防止通货紧缩等工作。

　　建立健全中介目标体系

　　货币政策目标是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来实现的。从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到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之间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有必要及时了解政策工具是否得力，这就需要借助于中介目标的设置。所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指中央银行设置的可供观测和调整的指标，是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可传导性金融变量，主要包括基础货币、货币供应量和利率。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机制变革的一个重要标志，主要表现在：取消了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限额控制；建立了以基础货币为操作目标、货币供应量为效果目标的中介目标体系；公开市场业务成为中央银行吞吐基础货币的主要渠道；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改变基础货币的供应渠道。基础货币是流通中的现金和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的总和，是银行体系创造存款货币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先后发生了三次变化：第一，再贷款。1984—1993年，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再贷款曾是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渠道，中国人民银行由此提供的基础货币约占基础货币增量的80%以上。近年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8年和1999年该比例分别下降到24%和-9%。再贷款规模的缩小，既与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充足有关，也是货币政策主动调整的结果。调整的原因主要是再贷款与实际经济活动较少直接联系，并带有一定的信贷分配色彩。第二，外汇占款。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之后，外汇占款一度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1994年外汇占款增加额在基础货币增加额中的占比高达78%，1997年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1998年和1999年其比重分别下降到13%和28%。实际上，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目标约束下，外汇占款不可能成为中央银行主动调控基础货币的工具。第三，公开市场业务。1999年，中国基础货币的主要供应渠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公开市场操作成为中央银行吞吐基础货币的主渠道。全年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净投放基础货币1920亿元，占全年基础货币投放的52%。2000年，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债券回购市场累计成交额为2.3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2倍。公开市场业务的发展，增强了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有效性，中央银行可以根据经济形势和金融市场价格的变化，灵活调整证券买卖的规模和方向。

　　基础货币供应渠道从再贷款到公开市场业务的变化，不仅意味着货币政策工具本身的变化，更意味着货币政策调控机制从计划到市场的变化。它使金融市场在对基础货币和货币供应量的调节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

　　科学确定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目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没有明确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而一直使用信贷计划和现金计划。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开始公布M0(流通中的现金)、M1(狭义货币)和M2(广义货币)三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指标。从此，科学确定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目标，就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一项重要任务。

　　就近两年货币政策执行情况看，不仅货币供应量增长基本达到预期目标，而且货币流动性(M1／M2)也有所增强。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受金融改革深化和居民货币收入增长等因素的影响，货币流动性曾一度呈逐渐减弱的趋势，1999年5月末下降到34.53%，为1996年以来的最低点。从理论上讲，中央银行调整流动性有两种办法：一是提高M2的增长率，以带动M1的增长；二是在维持M2增长率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提高M1的增长率，使M1增长率略高于M2增长率，促进储蓄向消费和投资转化。中国人民银行采用了第二种方法，通过降低利率、征收利息税等途径，增加现金投放，分流储蓄存款。从1999年7月起，货币流动性开始逐月增强，2000年末达到39.48%，为近年来最高点。

　　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近年来，中央银行不仅通过降低利率，扩大了国内需求，而且通过调整利率水平，尤其是放开货币市场利率，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幅度，为利率市场化铺平了道路。积极稳妥地推进利率改革，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体系，是中国人民银行下一步的重要工作。

　　从总体上看，我国利率改革已在三个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第一，放开金融市场利率。我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是从放开对货币市场的利率管制开始的。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首先放开了对同业拆借利率的上限控制，实现了同业拆借利率市场化。此后又相继放开了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和票据贴现利率。第二，培育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的前提是中央银行具备控制存贷款利率的能力，这就要求由金融市场来充当货币政策传导的中介。从1997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建立并逐步完善了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目前这两个市场的日成交量达到100亿元左右。第三，逐步扩大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1998年以来，对中小企业和县以下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已经扩大到30%，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幅度扩大到50%。

　　自199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已连续七次降低利率，不仅累计减少企业利息支出2500多亿元，也为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创造了条件。根据国际经验，利率市场化的顺序一般为“先调整、后放开”，即首先使利率尽可能充分地弹性化。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一般比较匮乏，利率市场化的初始效果是抬高利率水平，进而会抑制投资。因此，利率市场化进程大都从降低利率开始，然后逐渐向市场利率靠拢。这样，可以避免放开管制后利率水平的过快上升。

　　改革货币政策工具

　　在现代银行制度下，中央银行能够用以支配、影响经济运行的货币政策工具通常可分为两大类：一般性政策工具与选择性政策工具。前者的特点是经常使用且能影响整体经济的信用和货币状况，主要包括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和存款准备金；后者则有选择地影响特殊经济领域中的信用和货币状况，主要包括信贷政策等。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改革、再贴现政策的完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迅速发展和信贷政策的重大调整。

　　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存款准备金制度是指中央银行依法通过调整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比率，改变货币乘数，影响货币供应量的一种政策手段。在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始于1984年，最初的动机是集中资金。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对这一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将法定准备金账户和备付金账户合并为法定准备金账户，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13%下调到8%；同时，降低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将以前法定存款准备金年利率7.56%和备付金年利率7.02%统一降低到5.22%。1999年，又将存款准备金率由8%下调到6%。通过这些改革，基本理顺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资金关系，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存款准备金制度的作用。

　　完善再贴现政策。再贴现政策是指中央银行通过直接调整或制订对合格票据的贴现利率，影响市场利率以及货币市场需求，调节货币供应量的一种政策手段。自1986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开办对商业银行的票据再贴现业务以来，票据市场已发展成为货币政策操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00年，中央银行再贴现率余额达到了1258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1.52倍。商业银行承兑票据量和贴现量则分别超过了6700亿元人民币和6300亿元人民币。由于再贴现业务以真实票据为基础，而真实票据是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因而它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货币创造与经济活动的一致性。同时，再贴现业务还有利于中央银行通过选择票据种类、实行差别贴现率来实现结构调整的政策意图，这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支持重点行业和中小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发展公开市场业务。公开市场业务是指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买进或卖出有价证券，用以增加或减少货币供应量的一种政策手段。1996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试办债券公开市场业务，以财政部当年发行的短期国债作为交易工具，公开市场业务正式启动。接着又相继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1998年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净投放基础货币700多亿元，占全年基础货币投放的21%。1999年公开市场业务进一步扩大，中央银行通过该渠道投放基础货币的增加额为1920亿元，占全年基础货币投放的52%。

　　调整信贷政策。信贷政策属于选择性的货币政策工具，能够影响商业银行资金运用的方向。近年来，我国信贷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信贷投向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根据这一精神，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有关加强和改进对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政策，通过间接信用指导，推动银行业进一步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支持力度。第二，支持发展消费信贷业务。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汽车消费信贷管理办法》、《个人住宅贷款管理办法》等，积极推动消费信贷业务的发展。各商业银行相继推出个人住房贷款、汽车贷款和教育助学贷款等业务。信贷政策的这两大变化，正在并将继续对我国经济增长新格局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

　　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改革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初步建立了“政策工具→中介目标→最终目标”的间接传导机制和“中央银行→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企业和居民户→国民收入”的间接传导体系。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货币政策自身还无法完全解决货币政策传导的效率问题。

　　从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中可以看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际上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即金融领域和实体经济领域。当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整基础货币时，首先改变的是金融领域的货币供应量和利率，然后影响商业银行的放款行为和金融市场的融资条件，并通过它们的变动影响到实体经济领域，即引起企业和居民资产结构的调整以及投资和消费的变化，从而改变整个社会的产出和价格。因此，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效率不仅取决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市场化取向，而且取决于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的市场化行为，即它们必须对市场信号作出理性的反应。如果它们不能完全按照市场准则运行，即不能对市场信号包括中央银行的间接调控信号做出理性反应，那么，中央银行就不可能通过对货币信贷条件的调节来实现其政策目标，货币政策传导过程就会受到梗阻，货币政策效果就会被减弱。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完善程度取决于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进程。

　　实际上，货币政策是一个总量政策、需求政策，而目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所存在的却主要是体制问题、结构问题。这一现象表明，要真正建立和完善以市场为基础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不仅要积极完善市场化的政策工具本身，更要积极创造能使这些政策工具有效发挥作用的条件和环境。在这方面，我们还任重道远。王宇《人民日报》(2001年05月22日第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