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认为，今后中国的劳动力增长和资本增长都很有限，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全要素生产率(TFP)。

　　TFP即全要素生产率。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提出，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提高，核心是如何进一步提高TFP。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增长得益于TFP大幅增长

　　胡鞍钢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有很大的特点：第一是增长率非常高；第二是波动性很大。“所以，中国经济不光要研究可持续性问题，还有稳定性问题。”

　　“在过去的250年，有的国家发展得快，变富了；而有的国家发展得慢，依然贫困。就中国而言，30多个不同省市区经济发展的差距也很大。那么，经济增长的来源究竟是什么呢？如何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胡鞍钢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增长之所以高于改革前，关键在于TFP的大幅度增长。“根据官方的数据，我们自己的研究发现，在1978-1995年之间，资本的贡献大约是55%左右；人力资本大约是5.4%；劳动力的贡献比较小，大约是9.5%；TFP大约是29.4%。我们发现，实际上中国资本的增长率并没有高于改革前，而且比改革前要低一些，主要是TFP明显增加，是由一个负值变成了一个正值，其贡献率达到近30%，几乎是三分之一。这个结论接近其他学者的研究，但低于世界银行[微博]的研究。世界银行研究的结果是40%。”

　　中国今后经济增长的关键仍是TFP

　　胡鞍钢介绍，世界银行2000年底发表的《增长的质量》研究报告，明确提出了一个新的经济理论框架。这个理论框架强调了三种资本的概念，“第一个就是我们通常比较关心的物质资本；第二个是人力资本；第三个是自然资本。”

　　胡鞍钢认为，从今后来看，中国劳动力的增长已经不太可能，尽管未来劳动力供给的绝对数还会比较高，但增长率并不会很高。第二，从资本增长来看，中国国内的储蓄率大概是40%，也不大可能再增高，因为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国家，也是高的国内投资率国家，在这方面已经是世界第一。“那么，中国今后经济增长的关键，主要是TFP。”

　　胡鞍钢分析，经济增长实际上还受到这样几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个是制度框架，包括所在国家或地域的文化等等。第二个是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有效的政府管理。这两个方面本身也会有效地促进增长，相反则会阻碍经济增长。第三个是教育和公共服务的分配是否合理。教育基尼系数越高，受教育的年限就越低；反之，教育越公平，平均教育年限就越高。“这也就是说，在资本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投资率和储蓄率)，我们可以通过改善人力资本、减少自然资本的损失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进而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

　　中国总体上已经开始形成增长模式的转变

　　胡鞍钢认为，从总的角度来看，中国已经开始形成一个增长模式的转变。这种转变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正在从一个非常高的自然资本损失状况开始向相反的方向转移。”胡鞍钢说，“我们最近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库计算，有两个重要的发现。第一个重要的发现是，中国自然资本的损失量占GDP的比重非常大；第二个发现是，中国自然资本的损失量占GDP的比重呈急剧下降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初期，自然资本损失量占GDP的10%(包括二氧化碳等排放量)；按照现在的绿色GDP账户算下来，1985年高达近20%；而后则大幅度下降。1998年的最新数据显示，大约只有4.5%。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由于结构性的调整，特别是能源结构的调整，‘九五’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上升了36个百分点，而能源却下降了7个百分点，其中煤炭消耗下降了14个百分点。比我们的预想更早地出现了煤炭消费绝对数下降。这就说明，中国走过了一个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的过程。”

　　第二，中国已经进入对人力资本进行改善的过程，正在强化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我们对人力资本进行计算的结果表明，中国的人力资本存量自改革以来提高了30-40%。预计今后初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基尼差异系数将迅速下降，但高等教育的地区间差异则会拉大。”胡鞍钢说，“人力资本短期内供给曲线是垂直的。就是说，假如我们现在突然想发展IT产业，需要大量IT人才，这些人不可能突然出现。中国现在的计算机博士每年毕业人数还不到200人。所以，我们必须考虑如何来改变这条曲线，通过政策方式积累人力资本。”

　　胡鞍钢认为，今后可以实施两个重要的战略措施：其一，扩大高校改革规模，放开市场，鼓励民营，既鼓励外资，也鼓励向国有公办或国有民办的方向转变，进一步使得高等教育从奢侈品、精英教育走向普及和大众化。其二，在基本解决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推进12年普及教育。

　　提高TFP必须提高政策质量和政府质量

　　胡鞍钢提出了一个重要思路：经济增长无论是资本的积累、自然资本的积累还是人力资本的积累，都有待于一个良好的制度框架。

　　他认为，中国加入WTO并不是无代价无成本，这些成本应该考虑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得受损者得到必要的补偿。

　　“中国要想提高经济增长水平和增长质量，有三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提高政策的质量和政府管理社会的质量。”胡鞍钢说，“要改变现在这种由政府独家管理社会的状况，让多个社会组织共同管理和治理社会，包括企业、社团、公民自身，甚至国际组织。政府要重塑社会关系，改变政府与企业和居民传统的控制关系，变成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目的是实现公共资源最大化和公共福利最大化。第二个方面，是要通过制度建设从源头控制腐败。第三个是‘透明的革命’，把一个看不见的政府变成一个看得见的政府，让老百姓了解政府收入的来源和出处。”(茹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