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部长李善同日前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指出，中国与日本及其他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增长空间和潜力仍然非常大。

　　经济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告别了快速增长时期，很多经济指标与与日本比也差不多了，可能也会像日本一样一直往下走。但李善同认为，“日本病”不会传染给中国。“日本现在的问题是投资回报率已经非常非常低，所以它整个经济上不来。”

　　改革进展不很理想，原因是结构问题制约得比较厉害

　　李善同认为，中国与日本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尽管中国的改革的确进展得不是很理想，但原因是结构问题制约得比较厉害，现在有很多问题不是一下子能够解决的。”她分析，“如果是没有增长潜力了，再怎么刺激也不行，那就只能顺势而下，进行一些小调整。但是，如果是因为结构因素制约了增长的话，那么，解除了制约增长的结构因素，仍然可以保持快速增长。”

　　李善同说，“实际上，中国的发展空间非常大。只要政策适宜，投资回报率还是很高的。这两年经济增长仍然还是很快的，尽管产值可能有水分，但电力增长和交通增长快却是事实。”

　　她认为，目前至少有三大结构性难题直接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第一是农民收入增长难。李善同认为，农民收入问题是当前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制约因素，整个经济不景气与农民收入增长非常缓慢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是一个卡。很多问题都卡在这里。”

　　“但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政府多投入一点资金就能够解决的。与我们长期的政策调整以及这两年的政策调整都有关系。现在农产品成本比较高，原因是农民生产规模小。但要提高生产规模，又有劳动力外移的问题，而劳动力外移又是与城市化进程联系在一起的，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李善同说，“从去年的数据上看，农民的交通、邮电和电信的消费增长非常快，说明国家给农民修路和农村电网改造等等措施起了很大作用。但是，真正影响农民消费的还是收入问题。农民的收入始终上不去。现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商品过剩了，实际上是消费不起。如果农民的消费上来了，商品过剩的情况不会这样厉害。”

　　第二是资本市场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不能够真正地把资金有效地吸引到生产领域。“现在资金并不是非常短缺，单纯看M1、M2和M0增长都很快，但是资金真正到生产部门的贷款增长并不是太快。这就说明货币传导机制乃至整个资本市场还存在问题，资金的有效利用并不理想。”李善同认为，金融部门在配置资源上还有潜力，问题的症结在于银行过分强调风险。

　　第三是财政方面的政策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这几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虽然有所上升，但实际上中央财政不足5%。中央财政手里可调用的钱还是太少，潜在的财政负担还是非常重。”

　　据李善同介绍，发达国家的财政收入占到GDP的比重已高达30-50%。“因为我们现在是发展中国家，不能与发达国家比。但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国家做的很多事都是要财政出钱的。”李善同认为，目前加强税收征管已经做到头了，但可以考虑开辟新的税源或对税制再做一些改革。 如果改革措施对微观层面有所关注的话，效果会更好

　　“改革开放打破了大锅饭和平均主义，对于调动人的积极性非常有好处，但与此同时，由于宏观政策与微观实践上出现了过度时期的脱节，收入差距拉大之后，又带来了农村贫困和城市贫困问题。”李善同说，“过去是企事业办社会，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都承担了很多福利功能。这样的话，实际上保持了一种社会福利的公平，保障小孩都能上学校，医疗，住房等等。但在改革过程中，过去由政府部门来承担的这一部分责任主体，现在还没有培育好。”

　　“过去退休人员都是由单位来管，现在简单地把这一部分推给了街道。国外的社区起很重要的服务作用，但是中国的街道是与过去的体制相配套的，并没有形成社区的概念，既没有服务的观念，更没有服务的能力。”她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是因政策不到位引起的。

　　李善同认为，现在的改革措施对微观效应考虑不够。“我们更多地是考虑对政府财政的影响，而对社会各阶层的感受缺乏分析，对社会不同阶层会造成什么影响关注得不够。譬如医疗改革，每个阶层的负担都比过去重了。但这种负担给不同阶层带来的影响却大不一样。北京现在月收入上万元的人已经不少了，但是还有很多工薪阶层，有的下岗职工月收入甚至只有几百元。”

　　她说，任何一项政策都应该考虑在社会各个阶层将会产生的微观效应。改革措施出台前，都要做微观效应分析。“但我们现在没有这样做。”

　　“每一个阶层的人决定是否支持新的改革项目的时候，都会考虑这项改革是不是对自己本身有好处。”李善同说，“一项税收见人就收10%，还是以累进的方式收，肯定对各个收入阶层的人影响不一样。对低收入阶层来说，收入下降的同时负担却在加重，这就会出现社会问题。”

　　另外，李善同认为，在改革过程中不可能总是盯着高收入层次，还应该考虑如何稳定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问题。“这个群体是国家扩大消费的主要面，任何一个国家要稳定市场需求，一定是要考虑稳定中等收入群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