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帅

　　几天前看报纸，有报道说因为国家的重视和教育的产业化，教师现在已经被划分为"高薪阶层"，"穷教书匠"一词将成为历史名词。我不禁想起4年前的自己，那时我大学毕业，双向选择之后去了成都市一所口碑最好(升学率在成都市的普通中学里多年名列第一)的普中教书。据我所知，当时只要参加过一轮中考或高考、教学经验稍显丰富的老师，都在校外给学 生补课，一小时20元到50元不等，有点名气的教师还在电大、教育学院上课，一节课的报酬可以上百。就这些教师而言，早和"穷教书匠"的称号拜拜了。在完成学校每周不低于19节课的教学任务之外，他们只需在课余和周末，对换了面孔的学生再"复述"一遍已讲过的内容，每月的收入就可以达到4、5000乃至上万。我才进学校教书时，就有家长找到我要给她的孩子补课。可是那时的我对孔方兄并无十分的好感，加上她的孩子几乎视学习为"天敌"，就婉言谢绝了。我在中学的2年半基本上都保持了一种"铃响而作，铃终而息"的工作状态，加上寒暑两个暑假，实在是像闲云野鹤一般悠闲。尽管每个月只有1000多块钱，但也还比下有余。所以我认为教师的"穷"不是中国教育中多么突出的问题。

　　我1997年毕业于西南地区首屈一指的一所重点大学，学的是中文。按理说非师范专业的毕业生大可不必要去吃教师这碗饭，可初出茅庐的我却很向往教师那神圣而清闲的生活。在现代社会，已经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了，学不了陶渊明隐居田园，但因为自己的身心俱已不幸染上文人的酸气，所以心念一动，居然想去教书。当时我一贯意见相左的父母闻讯后，竟然立马实现了"国共合作"，并联合兄长亲友组成了"抗教统一战线"，劝我不要奋不顾身跳下"火坑"拿命运前途开玩笑。可是年少气盛的我视名利为缰锁，一门心思要实现自我，最终力排众议跨上讲台，担负起"传道授业"、"教书育人"的神圣责任。父母们远在川北小城，"天高皇帝远"，奈何！但初入校门，我就在大庭广众下被打击了一回。开学时例行的教职员工动员大会上，校长特意介绍新来的几名年轻教师。这时我突然听到后排传来一个声音："嘻嘻，又多了几个上当的！"随后那个方位就响起好几人附和的讪笑。我看看许多教师懒洋洋的样子，不禁暗叹："校风不正！"这所中学兼办了初中与职高。职高教育纯粹是学校为了弄钱开设的，所以老师教学如同儿戏，学生也多半是中考落榜生，奉父母之命读书，上课不是讲话就是睡觉，考试不是作弊就是交白卷。由于教师紧缺，我时常像万金油一样被教导主任安排去代课、代班主任，还半路出家地教起了职高的写作课、保险管理。尤其是这最后一门课，让我很受启发，顿悟原来书也有这样的教法，有时候半罐水响叮当反而可以吸引众听。我搞不清保险的什么原理和条款，于是就整堂课演绎保险的逸闻趣事，什么印度明星投保肚肌眼哪、保险诈赔案中间的杀人事件哪，竟然成功了减少了学生的"睡眠率"。如果学生偶尔问起有关保险的专业问题，我就很真诚地告诉他：这门课是学校内部出题考核，老师在关键时刻自然会圈出重点，面授机宜，不用这么钻牛角尖。学生很听话，马上不问了，毕竟只是15、6岁的娃娃嘛！在我学会和职高生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其实也带着自责反省过，觉得自己有误人子弟的嫌疑。但有什么办法呢？学校只要你能哄住学生上课，不闹麻烦就OK了；家长只要自己的孩子没跟人打架斗殴或闹出早恋纠葛，也懒得来学校"配合"老师的工作；学生呢，多数抱着破罐子破摔的心理，混！既然如此，一个任课老师那么认真干什么？三方面都讨不了好。在职高部教书，我几乎没字斟句酌地备过课，也极少批改作业，课时费拿得却比初中部还高，但我确实没享受过一点教书的乐趣。但我不止一次问过自己：这样的职高部办来干什么？就因为学校走得动上层关系，捞得到办学指标？就因为学生有一个高中文凭聊胜于无？中国的职业教育起步太晚，太缺乏规范，学校收费无须开朗民主，授课无须认真负责，学生和家长都成了受害者。但又奈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啊！

　　只有教初中孩子让我感到欣慰。初中部是在另一座教学楼上的另一个世界，这里课堂整洁，书声琅琅，一个个12、3岁学生额头明净，唇红齿白，见到老师就要甜甜地问好。初中的高升学率是学校引以为荣的金牌子，所以教初中学生也得有12分的认真。看着他们亮晶晶的眼睛，我摸着自己的良心说，绝对不可以对不起他们。初中我教了两个班的语文，从初一教起。学校贪图学生学费，收生过多，每个班都有58个人，教师教起来很吃力。每天堆在桌上的作业都有几个半人高，改得教师面青鼻黑。我原来还要一本本细看，发现不合规范的还要和学生个别谈话。后来发觉其他教师都不这样，才醒悟自己不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哪有那份精力？再说，有个别学生难以成材也是合理淘汰。我发觉中学的语文教育最注重的还是记忆性的知识，只有作文有一定自由发挥的空间。为了迎接由市教委设计的单元标准试题，我不得不把知识点一个一个、想方设法地"敲"进学生的脑袋去，为的就是他们能答出标准答案。这样一来，我的语文课自然少了很多文采与生趣，文学变成了文字，审美变成了机械记忆。虽然比起其他课程，喜爱我语文课的学生还是非常之多，但我却觉得很痛苦。我觉得自己时常是在"戴着枷锁跳舞"，更像一个为了三五斗细面的作坊主，逼着学生像驴子一样狠命地推磨，还要想方设法蒙住驴子的眼睛，以防它们发觉这生活是如此地辛苦与单调！学生总会有厌烦的一天，况且，调皮捣蛋的学生是任何功课都拴不住的他们的心的。所以一个负责的教师还必须要管住课堂的纪律，58张嘴都必须让着1张嘴说话，58个脑袋都必须步调一致地"录音"并能准确"播放"。我渐渐发现，自己陷入一个无聊的游戏之中--我的"神圣工作"蜕变成了诱惑、安哄、威胁甚至体罚(虽然我知道这违反教师法)等种种迫使学生当"顺民"的手段，我开始像市场上买菜的妇人一样计较起卷面上的一分一厘，我处心积虑地利用学生性格心理的弱点去控制他们，甚至正气凛然地联合家长一齐镇压学生的"不务正业"和青春期的朦胧感情。我成了一台缺乏人性的专政机器，可多数时间里我居然还能自我欺骗：也是为了学生好！

　　多数周末、节假日，初中部都要补课。公开的说法有两种：学生需要巩固知识(学校对学生和家长说)；教师需要补课费来补贴工资(学校对教师们说)。周一到周五上学校规定课程时，教师每节课的课时费是4.5元，但周末和节假日补课，一节就是20元，所以很多教师都争着要补。补课的费用当然来自学生，正应了中国那句老话："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原来教师和学生之间也存在着类似自然界的食物链关系！我还记得有一次学校要学生订购复习资料，说是什么最新题型，有很多下岗工人的子女并不想订。但没有办法，这是学校的硬性规定，班主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外加威胁利诱终于让学生们交齐了款项，原来他们是有回扣的--有时是由学校返还，有时是老师们约好了私下征订。所以对于国家教委屡禁不止的补课，其实还有一个没有明说的原因才起决定作用，就是学校想通过教师和学生敛财。一个学生在周末补一个月的课大概需要交60至100元，其中交给老师做课时费的只占总款项的10%到20%，其余的无头款全部落入学校所谓的"建设基金"中去了。当然，我相信学校会因此多出一两张水泥乒乓台子，但校领导的腰包肯定也会同时鼓起来。我还记得有一年寒假，校长和几个副校长、教导主任等各自带着全家老小，往返乘机到新马泰旅行了10天。值得注意的是，学校两个财会人员也带着全家老小荣誉"加盟"。本来这件事是绝密的，但不巧的是，学校有对新婚夫妇自费到新马泰旅游，于是不期而遇！我认为只要时间安排得当，学生并不需要补课。他们要学的东西还很多，都是书本上没有的，我想把周末和节假日还给他们。但是我不能，不是怕领导穿我小鞋，而是我不补了，自然有别的教师上--让学生们做一张卷子再一评讲就是两节课。我怕这样。我教到初二期中的时候，那天在简陋的教师宿舍里批改试卷。我从清早改到天黑，然后打开电灯，突然发现，早上才换的一支新圆珠笔芯竟然已经油尽墨干！我突然极度惶恐起来，像是看见了自己的命运。我额焦头烂，坐如针毡，在经过一夜无眠的思考后，我终于决定：逃！我知道我改变不了身外的大气候，素质教育号召了好几年，"面包"没有，"房子"也没有；我知道自己无法按自己的意愿去帮助我的学生；我知道我很自私，只想从无意义的游戏中解脱自己；我知道自己的极限已到，只有落荒而逃！我苦笑着留下一颗眼泪，我对着破晓的天色说：孩子们，现在是你们最关键的大考前夕，但老师最终还是做了对不起你们的事......

　　于是我就跟校长谈了，说要走。他当然不干，甚至威胁要扣留我的档案和户口。我不愿再多说，转身走出了他铺了木地板的豪华办公室--就这样离开了那所学校，离开了曾令我雾里看花的教育系统。不久，我听到那个学校发生了一件大事--有3封揭发信同时寄到了教委领导的手中，一是某职高生的家长指责学校收了学生3年的学费但其实很多学生只得到了2年教育，二是初中学生家长联名揭发该校巧立名目乱收款项，三是有教师匿名揭发学校违规补课。后来教委派人来学校查帐，查出了50多万的不明资金。当然，结果如何我们都不知道，最可靠的传闻是学校花了7万多元走关系，终于将此事摆平。我能确定的无非只有一点--那封匿名信，是我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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