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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设想一下5年前的中国市场是什么样子，5年的时间大家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周围的经济环境又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同样的道理，5年以后会发生什么虽然谁也无法预料，但可以确定的是时间只能往前走。
广州留给人的印象往往是喧嚣的紧张的，中山大学的北门让人觉得不象是身处在这个城市，尤其在一个晴朗微曦的早晨，虽然珠江流经这里，虽然珠江的水质早已不那么清澈。
7：00，菲利浦.贾尔斯如约现身，他显然对这个环境和温度十分满意，很乖地把自己的脸迎着光线，配合摄影师完成各种表情。但是让他脱下外套的时候他表现出一个小小的犹豫，后来知道外套是专门穿出来的，为了遮盖衬衣上一处明显的油渍。
对于一个教授，你还能在小节上要求他什么呢？
菲利浦说自己是传教型的教授。
他觉得金融学这门课程是全球趋同的概念，不管在哪个国家，不管其市场发展处于什么阶段，学科涉及的理论有非常大的共性，具有相同的应用模式和操作体系，适用于任何市场的发展，所以他游走世界各地从来不用担心文化冲突之类的问题，唯一要考量的，是不同国家的金融现状，已经具备了大同的金融模式还是亟需建立与完备。
近年菲利浦的兴趣点越来越多集中在呈上升趋势的发展中国家，他把一个可以预料到的前景和进入这个前景必须具备的工具交给他的学生，然后就像一个先知一般等着他们去实现。而他的学生，大部分是所谓青年才俊亦或社会精英，比如，中山大学的EMBA们。
菲利浦这些年净是致力于把全部的精力应用到教学中，为了让自己的教学更加尽善尽美，他还必须让自己不断地学习，无论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加利弗尼亚大学亦或赫尔辛基经济学院，甫一走进图书馆或者翻开一本书，他的头一个反应就是，老天，我居然还有这么多东西不知道，我得赶紧开始。他就这么孜孜不倦同时又饶有趣味地，把自己职业生涯的全部时间放在世界各地的名校讲台上或者图书馆里。
行文至此，笔者忍不住想起香港电影《金鸡》里边梁家辉饰演的那位经济学教授，梁教授在经济形式大好时也偶尔享受按摩女郎的服务，但是头脑总是能够十分清晰地算计此种行为模式是否符合经济理论，而在经济危机到来之时，更能以自己毕生所学教导别人重整旗鼓。所谓教授，相同的名称下虽然形态各异，但骨子里对待学问的态度大体是一致的吧。
这个比方多少有些不合情理，但愿菲利浦没看过那部电影。
2001年菲利浦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上海和北京各停留一个星期时间，是应中国银行的邀请为其提供有关应对WTO的咨询工作。令他记忆犹新的是，有一次到银行兑换人民币，他排在6个人的队伍后面，看着前面窗口的营业员将垫复印纸、填单、盖章、核对这些简单动作一再重复，很小的一笔业务也至少要耗时5分钟以上。
菲利蒲惊讶于中国银行成本之高与效率之所形成的的巨大反差，指出中国银行改革首先要解决的便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否则，WTO之后外资银行的大量涌入势必会产生严重的冲击。
好在，当他2004年夏天第三次来到中国，在广州，他所看到的情形已经有的很大的好转。所以，当他在课堂上讲授一些在中国市场尚未出现的金融现象和金融工具让学生们感到困惑和无意义的时候，教授会诚恳地告诉他们：不妨设想一下5年前的中国市场是什么样子，5年的时间大家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周围的经济环境又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同样的道理，5年以后会发生什么虽然谁也无法预料，但可以确定的是时间只能往前走。
如果不进入那个目前只在理论中存在于宇宙的黑洞，时间当然不能后退，人在历史的长河也许只是一粒沙子，但至少在自身的生命历程中可以是自己的主人决定自己的方向，这一点美国人有着比中国人更强的把握力和自由度。你能料到吗？这位在金融学和投资学领域有口皆碑的著名教授原来竟是一名机械工程师。
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时候，菲利浦曾为国防部和航天局工作，工作内容是设计火箭前面的引导装置。干几年之后觉得乏味，想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就跑到哥伦比亚大学读MBA，之后又一发而不可收地读了PHD，他发现自己喜欢校园生活，于是索性毕业后留在了哥伦比亚大学教书，直到以后。
第一次走上讲台，菲利浦不能免俗地心里打鼓、两腿发抖，害怕自己说错话，害怕学生会提出尖锐的问题为难自己，
其实一个人的自信真的和实力有关，没有实力的人表现得再自信也是装出来的。菲利浦对学习的热情救了他自己，他永远不会忘记年轻时有一个老师对他说的一句话：知识资本的积累是靠学习完成的。不断的学习让他强大起来，他变得非常乐于把自己所学进行传授，偶尔也会有学生提出一些有难度的问题，但对菲利浦来说这已不成为一种威胁而是一种挑战。
他享受这个过程。
撰文/杨志红 摄影/张新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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