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家

　　太多的英雄在过时的社会价值中寻找最后一点可以利用的东西，采取即兴创作，常常利用人们的浅薄的天性，企图打造出理想的社会

　　周海江 从制度到品牌

　　就在去年，年轻的周海江先生合理合法地完成了红豆集团的管理层收购，即所谓的MB O，实现了红豆集团从乡镇企业到民营企业的伟大转型

    应该是从去年开始，江苏红豆股份公司总裁周海江的经营思想开始呈现跃起之势。在此之前，其父周耀庭一直以新集体经济的概念引导着这家著名的苏南企业。

　　就是在去年，年轻的周海江先生合理合法地完成了红豆集团的管理层收购，即所谓的MBO，实现了红豆集团从乡镇企业到民营企业的伟大转型。从长远的眼光看，这一次制度转型的意义甚至超过了当初红豆的兴起，之后，红豆将在一个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下寻找新的发展。

　　只有周氏父子才深深体会到这样的转型来之不易。父亲多年来在管理方面的平衡技术换来的是今天的平稳。与其说儿子周海江在短暂时间内实现了企业的制度转型，不如说是父亲周耀庭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寻找制度转型的具体模式。父亲的中国传统为人处世哲学为企业打好了基础，儿子周海江的现代知识结构为红豆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提供了本质的方法。

　　这就是周海江的过人之处。早年，他其实是一名大学教师，之后在父亲的安排下，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接着又接受江苏省委组织部的安排，奔赴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进修现代企业管理。这样与众不同的学习经历，事实上也为红豆的企业转型提供了更多的安全支持。

　　今天的周海江已经越过令很多企业头疼的制度问题，直接进入到了一个更市场的领域：品牌。在周海江看来，品牌是什么？品牌是商标名称，是企业名称，也可能是企业家的名称。品牌在行业表现为竞争力，对消费者表现为号召力，对员工表现为凝聚力。一个企业要想创百年企业，靠的是品牌。一个品牌有三大知名度，一是企业知名度，二是企业家知名度，三是产品知名度。企业的知名度要靠企业家知名度和产品知名度来支撑，企业家知名度与产品知名度相比较，企业家知名度固然相当重要，但是，这个知名度所包含的无形资产不可以继承，它会随这个企业家停止工作而丧失；然而，产品知名度所包含的无形资产，能够供一代又一代人继承和累积，才有可能打造百年名企。

　　周海江很欣赏韦尔奇讲的一句话：当企业的内部变更慢于外部变更的时候，这个企业必然走向衰亡。创品牌要打造良好的企业文化。他把企业文化概括为四个层面：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包括企业理念和价值观等等；第二个层面是制度文化，企业的价值观、理念、管理、产权等等，要靠制度文化来实现，制度文化有别于传统的“制度文字”，因此，制度要体现以人为本，把制度建到员工的心坎上，否则制度文化就会变成制度文字；第三个层面是物质文化；第四个层面是行为文化，员工的着装、交往、言行举止等等，都代表着企业的行为文化。

　　从制度到品牌，年轻的周海江已经走在了别人的前面。

　　孙大午 不以盈利为目的

　　不以盈利为目的，而以发展为目标，以共同富裕为归宿

　　2004年的孙大午，多数情况下保持着肃然的神情，偶尔和在座的基督女牧师闲话耶稣，听牧师念《圣经》中的精彩章节，仰在座椅上的他，微闭双目、悠然沉醉。窗外，阳光灿烂，绿叶摇曳，大午集团宁静而安详。

　　孙大午说：“在看守所里，我看了50多本书，思考了很多问题。但我最大的担心，不是企业，而是从此见不到二老，他们都是近90岁的耄耋之人了。”

　　孙大午父亲孙凯今年84岁。每天上午9点，他都驼着90度的背，蹬着三轮，准时出现在大午中学校园里，在学生食堂周围捡拾垃圾。“这事儿不要拔高，什么崇高啊，高尚啊，都不靠谱。我父亲以劳动为光荣、以此为乐、乐此不疲，这是人的自由，是权利。我们谁也阻拦不了他，他一天不捡，身体就不舒服。”逢年过节，给孙子们压岁钱，老爷子给的最多，5个孙子，每人1000元。给完压岁钱，老人都要说一句，这是爷爷捡垃圾换来的钱。因为长年捡垃圾，他已经骑坏了两辆三轮车。

　　2003年11月，出得看守所的孙大午,其后，对自己的罪与非罪,不再妄加评论，保持着理性的缄默。

　　孙大午回到大午庄园后，等待他的已经不是昔日的“世外桃源”——大午集团下属的17个工厂中，有7个停产，其他的也开工不足。其中每年占大午集团利润近1/3的大午饲料厂，销售量已经锐减了40%左右。

　　而受影响最大的是这几年孙大午全心投入的大午中学，今夏的招生减少了1000 多名学生，此前孙大午向农民的借款主要用于建设这所学校。

　　根据法院的判决，大午集团必须在未来尽快还清企业向周围村民的借贷。但现在，大午集团已经无法复制以前的成功模式：不向银行贷款，直接向村民借贷；不依靠银行和政府，自力更生。这一度被人们称为“大午模式”。失去了“大午模式”的孙大午怎么办？

　　重获自由的孙大午很想去北京见见柳传志。2003年11月下旬，孙大午专程前往北京和柳传志谈了一次，谈得很投机也很畅快。当时，人在北京的孙大午还和民生银行接触过，无果而返。稍后，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派出一位副总考察大午集团。年底，孙大午和柳传志在联想控股办公楼里再度握手，联想控股慨然借给孙大午1000万元用于发展企业。

　　2003年12月，孙大午给全体员工发表了“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之路”的演讲。鼓励员工灾后重建、生产自救。

　　孙大午的企业经营理念一向跟外面大不一样。“不以盈利为目的，而以发展为目标，以共同富裕为归宿”。

　　18年发展，大午集团还在亿元左右徘徊，为什么速度这么缓慢？有学者指出，一定意义上来说，孙大午不是一位合格的企业家，他不以盈利为本，而强调发展，淡化经济效益、强化社会效益。

　　如此看来，孙大午其实就是农村改革、小城镇建设的呼告者、呐喊者，他鼓吹乡村自治，倡言共和。呼告、呐喊过后是建设、解构，然而现实给予孙大午的腾挪空间又有多少？孙大午的个人理想主义与做企业的现实主义能否理性对接？ “大灾”之后的孙大午和他的大午集团能否复兴远景中的光荣与梦想？

　　在我们看来，大午集团的未来充满了与风险相伴的不确定性。

　　杨卓舒的安全系数

　　多年以来，杨卓舒坚守着一个梦想：民主法制社会、自由市场经济。放眼一看，有此梦想的民营企业家真是少之又少

　　一年以后，我与杨卓舒先生再次坐在一起。这一次，我们交流的不是一个单纯的财富数字，而是一个严肃的话题：中国民营企业的安全。

　　作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杰出代表，杨卓舒认为，现代企业制度具有超越国界的技术性格，它在企业发展、管理的层面是互通的。同时也要承认，我们对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解和操纵尚处在摸索阶段，而民营企业所推进的全部工作，不过是中国传统遗传下来的非理性经济行为，或者是对先进的现代企业管理的局部性模仿。鉴于此，我们要看清现代企业制度在世界各地的展开轨迹，认清现代企业制度绵延几个世纪，成为有人类以来最庞大的全球性组织，至今仍然欣欣向荣，完全是一种制度性胜利。

　　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官僚文化制度，由于长期以来社会总是习惯性地重视道德伦 理，轻视法制和数字，也由于我们现行的社会制度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过程中，中国民营企业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历史和现实环境的约束。中国为什么几千年以来不能产生资本主义？为什么中国一直没有形成有效率的私人财产？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认识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就可以站在一个新的制高点上。

　　毫无疑问，企业的永续经营必须依赖一个完全法制化、市场化的商业社会体系，按照黄仁宇先生的陈述，一个健全的商业社会体系必须具备下列技术性格：

　　一是资金广泛的流通，剩余资本通过私人贷款方式自由往来；

　　二是经理人才的自由雇用，因此，民营企业有效扩张，其规模和效率超过了企业所有者，也就是企业家本人耳目所能监视的程度；

　　三是技术上的各种支持因素通盘使用，各个企业的活动范围超过企业本身的力量，完全依靠管理，把企业和市场有效地整合在一起。

　　黄先生认为，上述三个条件完全依赖信用，而“信用必须依赖法治维持”，所以，即使是西方著名的私人企业，也完全依赖与本国的法制体系的约束，反过来，那些企业家也在相应的政治体系中占据了特殊比重。显然，目前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仅仅意识到自己必须融入到政治体系中去，在传统文化和当下社会结构中寻找企业发展的方法，而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下的大体系暂时并没有严谨的法治体系为民营企业家提供规范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思考的意义就从这里产生。诺滋提出的“有效率的私人财产权”，历来就不为中国法制所支持。比如宋朝的朱熹，中国人众所周知，他注释的《四书》，为以后各个朝代开科取士的标准。他在江西担任地方官时，曾经发布“晓谕兄弟争取产事”的公告。提到凡是人子不蓄财产，而律文亦有别籍异财之禁。表面看来，这不过是一位模范官僚不接受亲戚家人争产的诉讼，而责成父兄族长调解以保全风情之淳厚，但骨子里却暴露出传统官僚组织以道德代替法律，不承认私人财产权的特色。明代著名的海瑞关于民事案件的方针意味深长：“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富民，宁屈贫民；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朱熹和海瑞相去400余年，但都不考虑内在的公平，置经济性格于不顾，全力保全的只是中国传统的社会道德。朱熹和海瑞都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可见，他们依据的不过是几千年的风俗思想和信仰，他们没有想到制度，想到司法。

　　尽管时代已经推进到21世纪，尽管要求私人财产权进入宪法的呼声此起彼伏，但我们并没有太多的信心认为，当下的社会组织结构就是完全的法制组织和严谨的数目字管理，危机就在这里。民营企业家们必须明了一个事实，从古到今，我们的历史一直没有建立起“有效率的私人财产权”，我们一直在用道德、伦理等模糊因素代替法制、数

　　目字的管理。过去，那么多的财富次第消失，现在，一个个风光无限的企业家走向失败，其原因一概如此。因此，任何一个有志于大发展的民营企业家，必须从一开始就要考虑规避传统文化和当下的环境所带来的管理漏洞，建立起自己的技术性制度。所谓风物长宜放眼量，每一个民营企业家必须牢牢记住这一点。

　　杨卓舒就是这样思考着他的企业发展方法。他没有如我一样，在一大堆考据中寻找真理，他的企业经营关键词非常直接：法律、德行。杨相信，有了这两个关键词，他的卓达必定会健康而又长远地发展。

　　黄如论 以传统治理现代

　　我们从黄如论身上看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继承者所独有的勤奋、谦抑、低调，更多的却是一种正在稀少化的美德

　　在中国民营企业家队伍中，黄如论是最善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企业管理方法的人。

　　由于黄如论一直以来的低调，人们在了解他之前，总是倾向于用不大见得光的原因来解释别人的成就，以便在运气不如人的自我安慰中心安理得。然而，在真正了解之后，我们不得不承认，使黄如论如此成功的独到之处与人们曾经猜测的种种原因没有什

　　么关系。相反，我们从黄如论身上看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继承者所独有的勤奋、谦抑、低调，更多的却是一种正在稀少化的美德。作为儒学大家的后裔，作为东南中国企业家的代表之一，黄如论如何挺过一拨拨的风浪，他和他的企业胜在何处，患在何处呢?

　　首先，就像黄先生自己总结的，“不和官员纠缠在一起”，生意应当植根于市场，而非官场，否则就永远逃脱不了十年到二十年就来一次的政治轮回。如此生意充其量只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而不能长成参天的大树。

　　其次，资金来源不依赖银行贷款，不依赖股市融资。中国资本市场现在是解不开，理还乱的时候。现在与银行、股市保持距离，除了可能带来少许资金上的困窘外，实是明智之举。谁知道从混乱的银行和股市上拿回来的钱会同时带来什么麻烦?别忘了银行和股市后面还站着政府。有些麻烦一上身就很难脱开了，势必影响到长远的发展。与银行或股民的关系一个处理不好，资金链一断裂，就是企业倒霉甚至倒闭之时。过去已经有太多企业家栽在这些问题上。

　　第三，对市场独到的把握。北上京城是一个大胆而深思熟虑的行动。作为一个1600多万人口的首都加国际化大城市，北京房地产市场的确是让人人眼热的一块大蛋糕。黄如论瞄准中档房产市场，薄利多销，巧妙地抢到了最大的一块蛋糕。

　　最后，黄先生的低调也是其过人之处。与某些张狂的暴发户们相比，这种低调谨慎越发显得可钦可佩。惟有不张扬，才能于不经意间将企业做大做强。

　　当然，正如《周易》古老的道理:阴阳相生，否极泰来，如日中天的金源有哪些隐患呢?我们至少不应回避以下几点:

　　1.以黄先生个人在金源的地位和作用，我们不能企盼一旦黄先生因种种可能的原因离开金源后，金源集团仍能保持现在的规模和势头。以现在的情况看，金源集团还是系于黄先生一身，企业的稳定性仍然无法与欧美的杜邦、IBM等百年老店相比。由此看来，要想使企业长盛不衰，进行公司治理结构现代化的改革，是一条金源集团迟早要走上的路。

　　2.黄先生预测房地产市场将趋饱和，而将前景锁定于酒店业和大规模的购物中心等服务性行业。这一预测是否准确有待观察，但企业的这一转型却带来了不可回避的风险。服务业的利润，正如黄先生自己指出的，来自于国内外人员的流动。而这批受过良好现代教育的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恐怕不是黄先生这种经历的人可以完全理解的。这种不理解，很可能会在服务的口味和设计上，在投资的方向上造成偏差。

　　3.从法律的角度看，金源集团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企业有它的好处，但在企业已经做大的情况下，却也冒着不小的风险。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一些习惯性而不规范的商业运作，企业内部的利益分配，顾客对侵权的赔偿要求，竞争者对企业知识产权的侵犯，在蛋糕已经足够让大家眼馋的情况下，随时会成为诉讼的由头。如果不迅速规范企业在这些方面的作为，平常不注意采集有利于自己的证据，企业很可能会陷入费时费力的诉讼中，最终拖垮企业。到时候，赢了官司，垮了企业，得不偿失。因此，现在是建立一个法律风险预警机制的时候了。

　　4.黄先生一直以不懂中国国情为由对现代咨询机构的建议不以为然。但中国的国情正在快速地转变，现代咨询机构科学的方法，量化的数据将在企业决策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落后于这一潮流，可能会错失大好商机，黄先生不可不察。

　　张果喜的商业直觉

　　张果喜的风险意识几乎成为他的潜意识的组成部分，他总是能够“死里逃生”或“败而不衰”

　　在诸多民营企业家中，张果喜的商业直觉可能是最敏感的。

　　关于中国民营企业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很多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张果喜的经历和想法，颠覆了很多做法，也印证了很多做法。虽然果喜集团在很多方面透明度不高，但它还是一个我所知道了20多年来民营企业家族中罕见的“不倒翁”，这与大量昙花一现式的明星企业完全不一样。

　　张果喜在企业中强力推行的准集权的管理做法，与许多企业家力图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努力正相反。张的做法依他自己的说法是很有效的，而张注重企业之外的社会关系纽带，则是很多民营企业通常都在做但不喜欢公开说的事情。尤其在江西这样一个经济不发达、资源不丰裕的地方，张一定是在开掘和掌握那些非经济类资源方面高人一筹。否则就很难解释。问题是：为什么一些经济很发达地区的民营企业家未有张的长命，而在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民营企业家又未有张的业绩。

　　日下，帮助企业家思考问题的咨询专家、经济学家、管理学家以及各种策划人员都在各显神通，向企业家们推销自己的新观念、新做法，一些面向企业家和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培训班和讲座，也日日火爆。

　　我发现，其中普遍的弱项课程有两类，一是企业家的社会关系网络编织的课程，一是企业家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其回避方法。张果喜的经历恰恰是这两方面活生生的教材。首要的功夫就是社会关系的建立和运用的能力。在考察民营企业的成长历程时，这种能力在很多场合被单纯地认为是以灰色手段为特性的特性。

　　张果喜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历经这么多年而不倒，且他并不回避公开自己在这方面的能量，因为在这方面要么他坚信自己的所有手段都是严肃的，要么是可能有的不严肃做法已经变得严肃起来了。这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不都是民营企业家趋之若鹜的吗？不要以为在社会关系运作方面很多事情是可做不可说的，合法合理地运用社会关系的能力始终是一个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最基本的能力之一。在这一方面，西方的企业理论说得多一些，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关系之运用的原理、方法和手段，少有系统的总结，更少有系统地对企业家们来讲授。这是很遗憾的。

　　张果喜在具体的企业管理和运作过程中有很多现在还会引起争议的地方，但他在抵御和回避各种风险方面一定有独到之处，这一点他谈得不多，但这是一个很有商业直觉的人，他有过投资失败的经历，但他没有一败再败下去，就是因为他的直觉使他回避了再失败的结局。

　　企业经营没有风险是不可能的，没有风险甚至就没有企业的利润和存在价值。关键是，企业家能够把风险降到最低。

　　我接触的许多企业家在企业发展思路上的通病是：在考虑企业扩张和日常运行过程中，把主要精力放在项目或经营活动可行性上，而很少考虑不可行性，也就是不考虑风险。像张果喜的风险意识几乎成为他的潜意识的组成部分，他总是能够“死里逃生”或“败而不衰”，完全不是因为企业的外在环境发生了什么巨大变化，而是由于他导引着企业总在进行主动的调整。像张果喜这样的企业家现在能够公开向别人承认的“走麦城”故事，往往不是最惨烈的，因为各种原因他们会有选择地说出一些类似的故事或经历。但是，不管他们说的是什么，听的人应该从中体会出一些回避风险的道道来。

　　张果喜的经历告诉我们说，企业家不是要寻找没有风险的事情去做，而是善于在风险之中，发展起一整套抵御和回避风险的方法。

　　撰文/苏小和 摄影/纪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