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芬独家对话：经济学人总编自揭神秘家底

　　

王利芬与The Economist总编辑Bill Emmott合影

　　——与The Economist总编辑Bill Emmott对话

　　在上海召开的为期四天的由哈佛大学“亚洲与世界的关系”大会上，我和Bill Emmott先生同在一个分会场做讲演。我事先就知道他的出席，但一见他仍然有几分诧异，这种感觉缘于他的打扮，他穿一身纯棉浅粉绿色西装，白色的衬衣上系一条布满小蝴蝶的深红色领带，这种样子我一下子难以概括出某种清晰的感受，只是觉得独特，让人很难忘记。有好 几次我想问他这条领带是特意选的还是随便带的，但总是忘记了。

　　Bill先生毕业于牛津大学，在那里获学士和硕士学位，先后学习过政治，哲学和经济。他这一辈子的职业生涯开始于《经济学人》，他说同样也会结束于这本杂志，他先是做该杂志社在布鲁塞尔，伦敦，东京和南韩的记者，接下来回伦敦总部做商务，财经和科学方面的编辑，1993年，他被任命为该杂志的总编辑，并总编辑这个位置上干了11年。

　　Bill 先生的演讲在我们那个分会场是最受欢迎的，听众来自全球各地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与Bill Emmott交流的机会，在走道里他认真地回答了学生们各种问题，当然他们的问题都围绕着他所在的《经济学人》杂志。

　　Bill Emmott的演讲从自已的全球化开始说起，他说自已出身于英国，外观看起来象列宁，同时可能因为脸上胡须的原因又被认为有几分象墨西哥人，他说话的语气和手势弄得全场轰然大笑。接下来他才进入正题，中间也不时穿插各种笑话，大家笑得不已乐呼，他却无动于衷，看得出他驾驭类似这样的会场已无数次了，否则不可能这么地炉火纯青。

　　下午，我们又同时被邀请到复旦大学做同样内容的讲演，而且从金茂大厦去复旦大学的路上，我们坐在一辆出租车上，从浦东到浦西，我们在车上竟谈了将近一个小时，临下车我说能否将明天我们俩的早餐(他的助手此前为他安排的)改为一个正式的谈话，让更多的中国观众能知道象《经济学人》的总编辑脑子里的一些想法，他非常乐意。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对话由来。

　　采访前他特地带来一本他的新著《20：21vision—The Lessons of the 20th Century for the 21st 》，我与他的交谈是在上海金茂大酒店的商务中心进行的，在极为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度过了两个小时。

　　王利芬：在我们谈话之前，我很想让读者知道在您这样的一个职位的人一周的工作日程，这对于没有去过你的总部的读者来说，应该是一个基础性的了解。

　　Emmott：作为《经济学人》杂志的主编，我关注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它们的重要性和结果)；作为研讨会的主席， 我指导编辑及记者并与他们进行讨论。我每天早上带着我的狗出去，让狗去买《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国际先驱论坛报》。

　　王利芬：你的狗那么能干吗？

　　Emmott：(笑)当然是在我的小小的帮助下实现的。到了办公室以后我会再看一些英国当地的报纸。杂志我看《时代周刊》， 《商业周刊》，《新闻周刊》， 《纽约客》和《大西洋周刊》。接下来， 我会与记者编辑们探讨。 在全球，我们有70名记者，45个在伦敦，25个在国外， 比如说在北京和华盛顿。

　　王利芬：为什么有那么多记者在伦敦呢？

　　Emmott：因为首先伦敦是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写的是全球主题，外交、经济、金融，还有一些产业，比如说汽车、健康、医药产业。其次，12个编辑中有10个编辑在伦敦，平均每一个主题有一个编辑。在选题方面，一般先由记者递交建议主题，再由编辑进行选择。 当然了，在中国，北京的记者告诉我们写什么。

　　王利芬：一周之间有几次会议是必开的？

　　Emmott：每周一早上11点，我们有一个大型编辑会议，所有在伦敦的记者都会来参加。 我们安排并讨论一周的计划， 探讨社论。每个栏目组都会提出建议主题， 比如说，美国大选，石油，中国的环境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开放的讨论形式。有时会达成共识，但有时共识难以形成。到那个时候，我会选择我认为是正确的主题。封面制作的决定由我来做，我会与封面设计者见面共同探讨。有时候全世界我们用同一种封面，有时候我们在不同的区域用不同的封面，但最多不会超过三种。

　　王利芬：这个会议是一个什么情形？

　　Emmott：记者提议，我问问题，然后其他的人一起参加讨论并提出竞争性的选题。我的工作是质疑和挑战员工，看他们的想法是否合适。这是一个辩论性和民主性很强的会议。作为会议主席，我的任务是监控整个会议。《经济学人》杂志的精华在于拥有一个合作性很强的团队，大家互相学习。

　　王利芬：您怎样来形容这个会议？吵闹还是安静？

　　Emmott：吵闹。我觉得富有情感更好。曾经有一个美国的记者，他就职于一家名叫Slate的网上杂志。他到在我们这里工作了一年，他很有意思，他会给每一次会议打分，就像给体操比赛打分一样。有时他会告诉我，“这个会议很一般，六七分而已”，有时他会说，“这个会议不错，可以打九分”。他评判的标准就是会议是否有争论，争论越多越激烈，他给的分越高。周三，我们再开一个会，当然参加的人就不会有星期一那么多。那天，我们会开一个小型会议，讨论我们是否做得万无一失，讨论社论性文章，讨论封面问题。虽然每个人都可以参加，但因为大多数人都在忙于工作，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来。周四早上六点，我会去办公室写尾页。上午八点，所有的人都会来开会，一直到10点30分左右结束。下午开始印刷。周五相对来说要轻松一些，经常会做一些管理方面的工作。还有就是做一下长期安排，考虑一下以下六周的主题，这些主题主要的趋势性的东西。

　　王利芬：一年有52周，每周都相同吗？那样生活多么刻板？

　　Emmott：不。我经常出差。今年到过沙特阿拉伯，美国，中国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法国、荷兰、德国、爱尔兰)。我基本上一个月出差，但每次最多一周。所以一年大概会出十二次差。

　　王利芬：您自己亲自给杂志写文章吗？

　　Emmott：我写社论，如美国大选。今年我就去美国参加了民主党竞选会。有时我也给自己制定特殊的项目。比如说，去年是《经济学人》杂志创建160周年纪念，我写了有关资本主义、民主和自由贸易之间关系的问题。又比如，我写过美国外交政策，从9/11写到伊拉克战争之前。其实9/11那天，我在纽约写美国外交政策，但最终的内容与最初不一样，因为整个世界都变了。除此之外，我也写书。

　　王利芬：那么当您不在的时候，谁接手您的工作呢？

　　Emmott：由我的副主编 Clive Cook 全权负责，在此期间，我甚至连电话都不接。

　　王利芬：那如果您不满意他的工作呢？

　　Emmott：那我就解雇他(大笑)。其实，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是很好的朋友。你看你面前的这两本杂志有一本就是我不在期间他做的。封面为拳击手套这本就是他弄的。

　　王利芬：还是你做的这本好。

　　Emmott：(大笑)你真是个外交家。

　　王利芬：不是，不是，让我解释为什么，因为拳击爱好者并不多，如果不是，就很难看得懂这个图片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的封面让人一眼看不懂，很费劲，那应该说不是很成功。

　　Emmott：我很同意你的说法。

　　王利芬：作为一本让世界精英们接受且拥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杂志，其不变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

　　Emmott：第一，独立思考性。我们的杂志不属于任何政党、任何国家。第二，全球性。我们的主题都是全球性的主题。对于这些主题，无论是商业、政治还是科学，它们之间都存在着联系。第三，尊重事实，让数据说话。我们重视事实与分析之间的联系，从事实中得出结论。我们相信读者不希望只购买我们的观点。第四，与我们杂志的名字有关。虽然我们的主题并不都是经济方面的，但我们用经济学的方法来思考问题，来反映我们的主题。

　　王利芬：我觉得在你们杂志的文章中，每一句话中都有较强的观点或者说倾向性。

　　Emmott：但这都是由事实/数据来支持的。比如说，我们不可以凭空而论布什会再次当选美国总统。还有一点，我们具有幽默感，不论是谈民主还是谈经济。

　　王利芬：比如说，曾经描述过的香港房地产女大亨“小甜甜”的例子，对吗？

　　Emmott：对。“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ng.”这是一句双关语。

　　王利芬：所以说，观点是和事实联系在一起的。

　　Emmott：美国的写作风格是将事实与观点相分离，有时是刻意的，比如说《纽约时报》。但是读者在念事实的时候，已经知道该报纸或者杂志对这些事实的偏好了。所以如果你还是将事实与观点相分离的话，就不诚实了。因而我们决定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这样更诚实。

　　王利芬：那么读者对此反应如何呢？

　　Emmott：大多是积极的。但有时也有人反对。比如说，美国的读者不喜欢我们该将两者混合在一起。其实他们是在说，他们不同意我们的观点。

　　王利芬：您不会被美国人的反应所影响吗？

　　Emmott：我不会。而且我也不会受英国方面的影响。 他们(英国政府)不会打扰我们。他们知道我们是全球性的。

　　王利芬：(笑)那么谁会影响你们呢？是亚洲吗？

　　Emmott：应该说每个人都会给我们带来影响。

　　王利芬：你们的编辑都是从哪里来，也就是他们的国籍？

　　Emmott：英国最多，美国其次，接着就是德国，法国，日本。

　　王利芬：没有一个是从中国来的吗？

　　Emmott：没有。

　　王利芬：我明白了，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很多关于中国的文章。

　　Emmott：其实我们也写，一般每期中有4页是关于亚洲的文章。但美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是经济引擎。在美国和加拿大，我们拥有45万的读者。

　　王利芬: 大多数编辑来自于美、英、欧，这会不会造成你们杂志的偏见？

　　Emmott：当然。每个人都会有偏见的。

　　王利芬：而一本杂志如果偏见过多也很麻烦。

　　Emmott：虽然我们受英国自由主义的影响，不免带有欧洲偏见，但我们采纳全球观点。我们经常出差，所以我们会确保这种偏见是带有全球知识的偏见。我们的记者一般在一个地方干4到5年，然后会换到别的地方去做。不然的话，他们的思考模式会变得很狭窄。

　　王利芬：在你的演讲中你一直说你们的工作就是如何去取悦读者，找到读者，能告诉我们找到读者取悦读者吗？

　　Emmott：为他们提供信息，激发他们进行思考。我们典型的读者是受过很好的教育，有国际兴趣。他们喜欢思考，并且带着批判的眼光来思考。他们充满好奇心。

　　王利芬：我平时订阅《经济学人》、《时代周刊》、《金融时报》、《财富》杂志等等。若我只能有一个选择，我应该以什么理由选择《经济学人》呢？

　　Emmott：《经济学人》提供更为深入的信息和分析，我们的主题更为广泛，是世界性的主题，可以提供给读者一幅较为完整的画面。它将告诉您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并会激发您思考。如果您身处在沙漠或孤岛之中，《经济学人》杂志会提供给您全方位的信息，您就不再需要别的了。

　　王利芬：我想[时代周刊]或《新闻周刊》的主编也会这么对我说的。

　　Emmott：《时代周刊》写的主题较为流行，比如说，医药、健康、宗教、性等等。它的目标是要争取美国的读者，因而它面临来自电视业和广播业的竞争。所以它是以娱乐业为主导的。其实《时代周刊》并不告诉您世界上真正发生了什么，(但它在1940年的时候是这样做的)。所以您只需要20分钟就可以看完时代周刊。但是您需要更长的时间看完《经济学人》杂志。

　　王利芬：但是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人们恰好都很匆忙，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Emmott：对，我同意现在的人都很忙碌。所以说，《经济学人》的主要敌人是读者的时间。因此，我们努力为读者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读者一旦有了解决方案，就能省下很多时间。

　　王利芬：解决什么？

　　Emmott：解决他对世界一周以来发生事件的了解。

　　王利芬：你们的杂志通常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读，许多地方需查字典也不一定能完全懂，当然，我们来自非英语国家。

　　Emmott：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调查：读者平均花多少时间读完杂志，调查显示花很长时间。

　　王利芬：是因为很难读懂你们的杂志吗？

　　Emmott：不，因为很有趣。

　　王利芬：谁是你们的真正的竟争对手？

　　Emmott：其实我们主要的竞争者是高质量的当地报纸，比如《金融时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所以我们要提供给读者在这些当地报纸之外更多的信息，为读者提供额外的价值。这也是我的应有职责。在英语是母语的国家中,《金融时报》和《纽约时报》是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而对于广告，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是美国的杂志，比如说《时代周刊》。

　　王利芬：平时如果我没有时间念整本杂志，我一般只读封面文章。而封面文章显示了你们对本周大事眼光和对世界整体走向的判断，您是如何选择封面的主题的呢？

　　Emmott：主要有两个标准。一是关于一些重大新闻，例如2004年7月10日到16日的封面是关于印尼的新闻；二是关于一些主题或趋势，例如2004年8月21日到27日的封面是关于中国的健康和污染问题，叫作 “China’s growing pains-Special reports on pollution and health care”。

　　王利芬：我听到一种说法，就是你的杂志对中国的描述总是不同于中国媒体，也不解渴，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Emmott：首先我不同意您的说法。不同媒体都要迎合所在地读者的口味, 所以当然会有不同的写法。但这种区别不仅存在于中国媒体与外界媒体之间，它存在于所有外界媒体与本地媒体之间。当一个来自于发达的民主国家的记者报道一个发展中国家时，他们对这一国家的理解是有限的。他们经常将发达国家的思维方式运用到发展中国家中去。几乎在每一个我到过的国家，都有人抱怨国外媒体对他们存有偏见。

　　王利芬：那么当您怎么面对这些抱怨呢？

　　Emmott：(笑)忽略他们。其实中国的读者买《经济学人》是为了了解世界，并不是中国本身。这也同样适用于美国的读者。但是由于如今都是关于美国的报道，所以他们当然会多读一些美国的文章。

　　王利芬：如果当地读者发现你对他们国家的报道不对劲，那么怎么可以相信你对其它国家的报道呢？

　　Emmott：这当然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一是让最适合那个国家的记者去报道，加一方面我们还是坚持提供与当时媒体有差异的的报道。

　　王利芬：你能简明说一下你的杂志到底是干什么的吗？

　　Emmott：让人们了解世界在一周之内都发生了什么？

　　王利芬：那么作为该杂志的主编，您是否真正理解全世界呢？

　　Emmott：不，但我会努力去了解。

　　王利芬：我很希望您能了解中国，您曾经在日本工作了那么久，为什么您当初选择日本，而不是中国呢？

　　Emmott：这只是由于工作的关系。很巧的是，当时的日本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在赶超世界。

　　王利芬：如果现在有机会，您会来中国工作和生活吗？

　　Emmott：当然会，但现在恐怕不会，因为我得辞去《经济学人》主编的职务。下一本书我准备写中国和日本，或中国、日本和印度。这些国家在以后的20年中，它们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会变得逐渐强大。但是因为我现在住在伦敦，所以很难写好中国。希望在我退休后，可以好好地专注于写这本书。

　　王利芬：您是主编，所以您的想法会影响整个杂志的观点。假设一个人来自于一个十分落后、封闭的国家，您会如何向他形容中国呢？

　　Emmott：这比较难。《经济学人》杂志从来没有这样描述过中国。我们经常写，写一些不同的主题，这样读者可以有较为全面的认识。有些杂志会写一篇一千字的关于中国的文章。我觉得若仅以一篇文章来描写中国，那是错误的，因为中国太复杂了。我对中国的印象是中国曾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国家，最大的经济实体之一。经过200年的沦落之后，中国凭借她的国土规模，人口，经济以及很强的经商意识，正在重新找回她的历史地位。

　　王利芬：您能区分中国人和日本人吗？

　　Emmott：10年前可以，因为那时候我可以从他们的穿着上来区分。那时候中国人比较穷，穿的衣服比较便宜。现在很难区分。但是日本人的帽子很奇怪，特别是当一群日本旅游者在一起的时候。就像美国的棒球运动员一样，他们的帽子比较老套。

　　王利芬：您在演讲中，关于中国的状况很简略，您关注过中国上半年的经济形势吗？如何看待中国的经济宏观调控呢？

　　Emmott：对于政府来讲，主要的问题是要稳步发展经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出现不稳定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应该控制过度投资，过速增长，应该控制通货膨胀(对于过去来说是通货紧缩)。到目前为止，政府采取的一些政策都是比较有效的，基本上控制了过速增长。

　　王利芬：您可以预测一下中国下半年的经济形势吗？

　　Emmott：经济预测比较难，就像预测天气一样。经济预测一般可以远到三至六个月，若再久的话，就不怎么实用了。

　　王利芬：您对您的工作满意吗？

　　Emmott：我很满意。我认为我的工作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我几乎到过世界上每一个国家。

　　王利芬：您是否觉得您已经在这个杂志工作太久了？会不会选其它职业或杂志试试？

　　Emmott：不。我已经在《经济学人》杂志工作了25年，其中11年做主编。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的英语杂志。要做就要选最好的。至于其它职业我更不会，我是一个喜欢独立思考的人，现在这个职业很对我的胃口。如果我退休，我会选择一个完全不同的事情来做。

　　王利芬：您有忠实的读者作为好朋友吗？

　　Emmott：有的。当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忠实读者，我才和他们交朋友。是在和他们交朋友之后，我才知道他们其实是《经济学人》杂志的忠实读者。我喜欢听他们的意见，看他们关心哪些事件，了解他们的困惑，回答他们的问题。

　　王利芬：那么您的困惑又是什么呢？

　　Emmott：一些穷国如何摆脱贫困，经济周期是如何一点点来到的，还有，中国和印度的发展中许多问题都是我所困惑的。

　　王利芬：希望您的这些困惑能在您的新著中得到一些解释，其实困惑有时也是我们生存的价值所在，它也是我们工作的对象，谢谢您这么长时间接受我的采访。

　　Emmott：谢谢，非常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