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后将捐献全部财产 余彭年见不得穷人难过

　　

“我不为青史留名。我做这些只因为我自己也吃过苦，我知道穷人的难处，人不能有了钱就忘本。”摄影 马彦

　　本刊记者 万千 实习记者 董? 发自深圳

　　余彭年，82岁，出生于湖南涟源

　　彭年实业负责人

　　2003年捐赠资金：61,800,000元

　　捐赠方向：健康、高等教育

　　主要行业：酒店，投资

　　他宣称的两大善举，如果真能践言蹈行，他极可能成为有史以来中国最大的慈善家。

　　他曾试图申请地方立法，以确保百年后他的遗产能用于慈善事业，但最终归于失败。

　　他是深圳一家五星级酒店老板，大堂结账处，有幅他的手书：“宁可我助天下人，不愿天下人助我。”类似条幅在酒店里并不少见。

　　据称他家产高达30亿元，但他儿子迄今只是酒店普通职员，孙子也只是采购员，一个月薪水5000多元。

　　余彭年，一位82岁的亿万富翁，深圳彭年集团的董事长，宣称“百年后将捐献全部财产”的慈善家。

　　据说，他的“彭年光明行动”即将启动，他公开承诺：五年内投入五亿元人民币，组成一个流动眼科医院，为全国20万名贫困地区白内障患者免费带来光明。

　　香港与湖南之间

　　1922年，余彭年出生于湖南涟源，本名彭立珊，父亲是当地的小工商业者。1949年后，余彭年曾以“逃亡地主”的罪名，被判劳教三年，“那是我一生中最苦的时候。”出狱后，他经澳门偷渡香港，并改用现名。

　　刚到香港时，工作十分难找。当时他一个月收入80港元，住的床位每月10港元，每顿饭是馒头就开水。由于生性刚强，“洗厕所都要洗得最干净”，“每天晚上要花一毫钱买两份当天剩下的报纸看，寻找机会”，余彭年渐渐开始立住脚。

　　到1982年余彭年第一次回老家时，他已成了衣锦还乡的海外富商。就是这一次，家乡的贫困让他震惊，数十年光阴，“还是老样子”，此前，“见不得穷人日子难过”的余彭年在香港已行善经年，从此，他开始在内地捐资行善。

　　“我喜欢直接帮助穷人”

　　最早，余彭年的慈善事业是给家乡修路、办学。在香港的慈善家中，他最欣赏邵逸夫，但他没有选择资助高等教育，“我不像诺贝尔，我喜欢直接帮助穷人。”

　　他曾带着儿孙，在祖屋门前施舍钱财，每个信封400元，人流排成长龙，五天才排完。他说足足发了几百万元。

　　这也许最符合余彭年凡事亲历亲为的性格特征。九十年代中后期，为把事业基地转向内地，余彭年选择了在深圳建造一座高层酒店，为此，当时已年过古稀的他，再次创业，从请设计师到购买水泥钢材，事无巨细样样参与。

　　5月15日，星期六，就在记者采访他的几个小时里，不时有电话找他，此外，他还抽空接待了两批客人。

　　义助白内障患者，缘于他的个人经历。前几年他得了白内障，手术后才恢复视力，深知失去光明的无助和痛苦。“我有钱，可以治病，那些穷人们怎么办？”

　　单凭记者短短数小时的采访，很难洞察余彭年散尽家产、尽力行善的动机和真实用心。他并不健谈，除了年老后喜欢写写毛笔字之外，不读书，“不信佛”，也不思考沉重命题，很难看出他的行为是否出于宗教情怀、或是高度理想文化熏陶的结果。

　　除了有点耳背，一个问题有时要问上两遍之外，这个80多岁的耄耋老人仍然身体康健，乍一看顶多60岁出头。

　　“行善就是我的养生之道。”余彭年开玩笑地说。

　　在教育子女方面，余彭年的观念颇为西化和现代。

　　他有句名言：“儿子强过我，留钱给他为什么；儿子不如我，留钱给他为什么。”他两个儿子只有小儿子在他身边做事，也没想过要把家业传给他们。他给儿孙每人一套房，一部车，一份酒店的工作。“只要他们辛勤劳动，就会有饭吃。”

　　但余彭年并非对孩子没有感情。他平时寡言少语，十分严肃，1980年代他把孩子接到香港团聚后，“高兴的不得了，见到每个人都笑”。据他小儿子讲，他和父亲通信17年，到香港后才发现，他的每一封信，余彭年都保存在衣柜里，一封不少。

　　做好事的烦恼

　　“做好事不容易”，在采访中，余彭年不止一次地说：“做好事不只是捐钱，有好多烦心事，好辛苦。”

　　1988年，余彭年向湖南面捐献了10部救护车，他意想不到的是，有些医院竟将其改成办公车，甚至成了官员坐骑。

　　到后来，余彭年不再放心把钱捐给官方慈善机构。有年春节，他回老家给穷困乡亲发红包。事先已和当地官员讲好，你们来吃饭，我买单，但标准是四菜一汤。结果那些官员吃甲鱼、喝茅台，三天就花去了14万。

　　这也许是他申请立法的深层原因。2002年，余彭年向深圳市人大提出申请，想以立法的形式，切实保证他百年后“四不准”的承诺能得以落实：彭年酒店的产权不准抵押、不准转让、不准继承、所得利润不得转作他用，必须捐给社会。

　　这一创举当时得到了深圳方面的极大重视，众多媒体争相报道，但两年后竟没了下文，据说是因为“没有先例”。

　　无奈之下，余彭年采取了几条对策，一是将酒店委托给希尔顿酒店公司管理，“外国人办事靠得住，他们不会乱来”，以保证去世后“母鸡”能不断产蛋，此举的代价是：他每年得向对方交纳管理费2000万元人民币。

　　他还成立了善款管理委员会，委员由深圳前市委书记厉有为、香港地产大亨李兆基等组成，监督他身后的善款使用。他的儿子也是委员，有监督权，但没有继承权。

　　这个方案，是否真能让他不再为身后事忧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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