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经济中的越界者霍多尔科夫斯基

　　

Mikhail Khodorkovsky

　　俄罗斯前首富的倒掉，为中国商界提供了一个无视游戏规则变更的反面教材

　　当一个经济体由计划经济向自由市场过渡时，转轨过程中的巨变和冲突所造就的一小撮超富阶层到底能走多远？俄罗斯首富、尤科斯石油公司前CEO米卡耶.霍多尔科夫斯基提供了一个最生动的肖像。

　　自去年10月俄当局以商业诈骗、偷漏税款、侵占国家资产等罪名将他逮捕入狱以来，霍氏与普京总统的较量，成了去年下半年国际商界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也为国内舆论高度关注。与西方舆论对普京集权治国方式的批评以及对重估俄私有化成果的担心相反，同属转型社会的国内舆论则乐于看到普京对那些1990年代初私有化过程中靠巧取豪夺迅速致富的寡头阶层进行打压；那些在“后1993”的经济加速起飞中崛起的中国企业精英，则从尤科斯事件的解读中找到了反观自身的一面镜子。

　　霍氏的发迹故事尽管充满传奇色彩，但整体而言与中国一些企业精英的轨迹并无二致：利用权势资源迅速致富。

　　像其他寡头一样，现年41岁的霍多尔科夫斯基在前苏联政权摇摇欲坠之前就已发迹。在共青团的支持下，他与伙伴创办了Menatep，先是做贸易，倒卖进口PC，甚至法国白兰地。继而瞄准金融，Menatep成了苏联第一批民营银行。

　　叶利钦实行的私有化改革则使霍氏一跃成为“超级富豪”。在那场可谓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有资产出售过程中，霍氏收购控制了100多家实业公司，触角涉及房地产、钢铁、塑料、纺织、化工和食品等领域。霍氏通过对生意伙伴的无情打压，对债权人和小股东权益的践踏等方式扩张自己的企业帝国——典型的“强盗男爵”。

　　最终成为霍氏所控企业“皇冠上的明珠”的，是俄罗斯第二大石油公司尤科斯。俄政府委托Menatep负责尤科斯的股份拍卖，最终却由霍氏控制的公司以3.5亿美元的“跳楼价”收购了尤科斯78%的股权。

　　2000年，以改革俄罗斯经济和打击寡头财阀为政纲的普京上台，为追求“稳定压倒一切”，普京曾在当年7月召集众寡头，与他们达成“只可发财、必须交税、不准涉足政治”的不成文“约法三章”。两个寡头——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对此置若罔闻，结果被迫流亡。

　　霍氏看起来明白了新规则，他费劲心思把尤科斯重塑成一个按照西方规则出牌的透明公司，投资者也对他的努力报以掌声——在去年的巅峰时刻，他在尤科斯的股份价值超过了80亿美元。

　　但在去年7月后，随着霍氏的最亲密生意伙伴列别杰夫因涉嫌非法侵占国家资产的罪名被捕，一系列针对尤科斯的调查接踵而来。10月，在一场黎明突袭中，霍氏在自己的私人飞机中被捕，直到现在，他仍被羁押在狱。

　　半年多来，对这场被西方媒体描述为“法治”VS“权治”争斗的幕后动机，即便是对俄罗斯局势最熟稔的人，仍如坠雾里：霍氏是因为图谋总统宝座的野心过于彰显？还是因为阻挠俄政府对石油管线的垄断控制获罪？他过于亲西方的努力以及要把尤科斯出售给西方公司的打算，是否触怒了俄政府？他把尤科斯与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合并为全俄石油巨无霸的做法，是否让俄政府感到难以驾驭？霍氏对普京治国方式的经常性批评，以及在与总统的会面中直指高官腐败，是否让普京下不来台？是普京直接授权了对尤科斯的突然袭击，还是由前克格勃成员形成的“强力集团”所为？既然普京一直坚持说检察官是独立运作并只对犯罪行为进行调查，但检察官们为什么不调查俄罗斯的每一个寡头？

　　不管哪种解读，作为一个本来借体制转轨崛起的寡头，霍氏在随后的“反体制”这条路上走得实在太远了，超越了一个商人本应遵循的界限。

　　他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干扰了普京的长期计划。俄罗斯丰富的石油储备是克里姆林宫在与美国博弈时的一个重要筹码。在第一任时，普京允许石油公司趁油价上涨之机借价格转移以及避税等手段获暴利，这推动了俄经济的增长；但在第二任，普京需要减轻对石油的依赖，为此想对石油天然气公司征以重税，以便发展其它产业。俄的石油公司们都不大赞同此法案，但尤科斯是其中反对最起劲的，并在去年6月成功阻止了该法案在俄议会的通过。不久，列别杰夫即被捕。

　　尤科斯事件的不可避免，要害并不在于个人因素使然，而是游戏规则的改变。正如普京去年2月在约见寡头时所言，他要通过建立“商界与政府的文明伙伴关系”来“铲除腐败的根基”。信号再清楚不过：商人应该遵循新规则，对法律和政府权威表达应有的尊重。

　　霍氏对这个信号置若罔闻。甚至在入狱初期，自恃有西方保护伞的他还做好了在狱中与普京抗战到底的准备。

　　对寡头深恶痛绝的俄罗斯民众站在普京一边。今年3月，普京以72.2%的高得票率轻松连任。3月底，一封据说是霍氏本人撰写的忏悔信开始在俄媒体上出现，信中告诫俄商业领导者重新认可普京的权威，并对俄罗斯自由主义者在“道义上的过失”进行忏悔，认为大资本阶层中的多数人将自身的利益同西方联系在一起，没有把俄罗斯视为祖国。 

　　这是个迟来的忏悔，他已为此付出了高昂代价。今年6月霍氏出庭受审的前一天，尤科斯的股价已跌至两年来最低点。由于俄税务部门诉请尤科斯补交税款34亿美元的要求已经得到法庭支持，如尤科斯不能与政府就分期偿还达成协议的话，将导致目前只有8亿美元流动资产的尤科斯在2004年底之前破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偷窃的时代已经结束。

　　如果罪名成立，霍氏可能被判10年徒刑，可能失去在尤科斯的股份，从而成为后苏联时代政府处置问题富豪的先例，“杀一儆佰”的效应也会使其他转轨富豪尊重普京的权威。事实上，无论霍氏最终身陷囹圄，还是按分析人士预计的与政府达成和解，他所代表的那个巧取豪夺的寡头时代都一去不复返了。

　　在同样对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重组的中国，人们对中国版“强盗男爵”的担心也呈扩大趋势。像霍氏这样控制金融机构并极力影响媒体的强势富豪，给中国的商界提供了一个转轨过程中，忽视游戏规则变更的反面教材。

　　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他们也有着与生俱来的原罪，并为此付出代价

　　周正毅

　　一个上海“下只角”出生的人，靠着自己灵活的头脑和永不停息的进取心，“投机倒把”，从倒卖外币到操纵股票，逐渐成长为举世瞩目的“上海首富”。玩弄资本与关系构成了他全部生意的基础。如果不是偶然因素使之受到牢狱之灾，他可能还在香港和上海两地翻云覆雨。

　　这位做起事来有“做大做大再做大”决心的富豪，喜好美女与虚名，甚至对香港富豪李嘉诚也不屑一顾，“李嘉诚如果有1000亿现金，他也可能有1500亿元的借贷”，他说。不知三年囚徒生涯之后，这位2002年排名第11位的内地富豪是否能够再排座次？

　　杨斌

　　当Forbes杂志2001年将其选为中国内地第二富豪时，这个经常穿着一身标志性的黑西装和白袜子的富豪尽管嫌自己 的财富被低估，但仍感慨像中国改革开放这样的机遇“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少的”，自己“抓住就上去了”。

　　当2002年初媒体质疑其利用在香港上市的“欧亚农业”投资私人地产项目，损害投资者利益，而欧亚农业的股 价遭重创之时，表面看起来波澜不惊的杨神秘地消失了，继而传来他将出任朝鲜的经济特区新义州特首的消息，但 杨还未来得及弹冠相庆，即被有关部门以虚假出资、行贿、非法占用农业用地、伪造金融票证等罪名逮捕入狱，终审判监18年。

　　(文/《环球企业家》□ 毕克雷|文 出自：2004年7月 总第10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