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inc. 梦想与现实

　　

　　在经过20多年持续的经济增长后，中国仍然缺乏世界级的企业，与之相比，印度经济规模不大但其企业规模却很大。是什么因素制约了中国企业的发展？

　　□ 黄亚生|文

　　作者为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国际管理系副教授

　　在最近的几个月里，中国的媒体表现出对中国和印度经济进行比较的浓厚兴趣。这种兴趣最主要的原因是印度经济发展良好的态势，但也有一部分是由那篇我和哈佛商学院的塔伦.卡那(Tarun Khanna)教授合写的题为“印度会超过中国吗？”的文章引起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的2003年7月号上。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印度有一些被很多人忽视的优势，比如它所拥有的能更有效地促进企业和经济增长的 “软件基础设施”——它指的是有效率的法律和金融制度。这些“软件基础设施”会给印度带来长期的竞争优势。相比而言，中国虽然硬件基础设施的方面以及外国直接投资数量方面具有优势，但“软件基础设施”落后于印度，造成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不高。

　　必须强调的是，我们并不是说印度一定会超越中国，而且在我个人看来，如果中国政府加快制度的改革，印度应是很难超越中国的。四五年前，几乎没有人认为印度有可能超过中国，而现在，我们能提出这个问题，表明印度在经济领域的某些方面取得了一些重大进步，而中国却有所滞后。

　　印度所具有的两个“软件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势，一个就是它有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体系——要知道，包括中国在内，世界上最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就是私有企业。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它的金融体系能够根据效率原则分配资源。

　　批评者争论说，我们忽略了很多印度落后于中国的关键领域，比如印度的基础设施很差、文盲率很高、有对社会具破坏性的种姓制度，以及持续的种族关系紧张。事实上正好相反。我们正是因为认识到了印度的缺陷, 我们才会对它取得的成就更加印象深刻。

　　我不认为自己是印度问题专家，但出于对中国经济的兴趣我已经关注印度的经济发展好几年了。我的第一项针对印度经济的详细分析是2001年为哈佛商学院完成的案例研究，其时我在哈佛大学任教。在这项关于印度的医药工业的研究中，我注意到印度制药行业三个特点：

　　首先，印度最成功的医药企业都是印度民族工业，并由印度人自己经营；其次，最成功的印度公司绝大多数都是私营企业，而不是政府所有的。印度在这两个方面与中国形成了尖锐的对比。在中国，跨国公司主导着医药行业，并且一些跨国公司通过兼并苟延残喘的国有企业取得对行业统治地位。第三个特点是，我们无法将印度企业在医药行业的成功单纯地归因为语言因素，虽然印度具有英语方面优势，但这种优势在医药行业并不像软件行业那么重要。因此，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远远不是文化和语言的差异能解释的。

　　在2001年发表在Project Syndicate上的一篇文章中，我就指出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经济现象：中国经济已经起飞，但中国企业却没有起飞。与印度相比，在经过20多年持续的经济增长后，中国尚没有世界级的企业。而印度正好相反。印度经济规模不大但其企业规模却很大。从这一现象引出三个重要的问题。企业规模本身不是而且不应当是政府的一个目标，重要的是经济本身在增长。但在中国这样一个繁荣的经济状况下却没有产生有竞争力的民族企业，这引发一个深刻的问题，我们应思索一下是什么因素制约了中国企业的发展，是不是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某些固有的低效因素。

　　所有中国的大型企业都是国企，它们之所以能成为大企业，主要是因为它们被赋予垄断地位，能够管理这个国家最有价值的资产——比如油田或者中国家庭的储蓄资产。我们不能将国企规模等同于它的竞争力。由于企业内部问题，中国的国有企业无法成长为有竞争能力的公司，而有效率的私营企业却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制约。其结果是国企和私营企业都无法提高竞争能力。

　　第二个问题是，许多中国的评论家将中国企业缺乏竞争力归因于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他们认为，由于允许外国直接投资，因此中国的民族企业丧失了竞争力。这一观点非常错误。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中国不允许外国直接投资，但有竞争力的民族企业仍然没有产生。浙江省和附近的省市一样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但却产生了一些中国最好的民族企业(顺便说一句，尽管一般人都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不利于本国企业获得竞争力，但印度现在也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而且在银行业等一些领域其开放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中国)。

　　第三个是关于最近的政策改变，特别是2004年3月完成的保护私人产权方面的宪法修正条款。这个修正条款对中国的私有经济部门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它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就使得情况改观。原因很简单，因为对私营企业的岐视是根深蒂固的，私营企业在过去没有得到法律的保护，那么只能从非正常渠道获得金融资源，并做假帐。许多私营企业已经习惯于如此经营，它们无法快速转变。这样的企业很难和外部组织——如债权人、税务部门等——建立信用关系，而缺乏这种信用关系无疑使它们很难获得大量外部资源。纠正过去的错误无疑要花费一段时间，但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在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拙著《出售中国：改革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Selling Chin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uring the Reform Era)中，我再次详细阐述了这种观点。《出售中国》是对中印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发展进行系统比较的最早著作之一。印度经济中强势的微观经济发展得益于印度相对健全的法律和金融制度体系，而中国微观经济的不发达反映了中国在金融和法律制度方面的某些问题。印度微观经济的成功使得其去年以来在宏观经济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2002年《出售中国》付梓之前，我就已经做出了如此预测。

　　我将把前文所涉及的几项研究中的一些重要观点提供给《环球企业家》，在下文中作进一步的阐述。

　　中国企业为什么不能走入世界？

　　现在去商店购物，人们肯定会发现众多类别的商品都是有中国制造的，包括低价的羊毛衫和短袜，还有高价格的电器产品。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制造基地，来自世界各国的企业纷纷在中国投资，以利用中国低廉且拥有熟练技术和纪律性的工人。

　　但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一点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尽管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投入中国，中国本土的私营企业并没有因为它们所具有的市场和行业巨大潜力而高速发展。不错，很多销往世界各地的商品都是在中国制造的，但只有很少的东西是由中国的本土企业生产的。

　　一家企业的规模可以看作是它成长潜力的粗略指标。在这里，将中国企业与印度企业的规模进行对比是非常有帮助的。尽管印度的经济总量只有中国的1/2，并且增长率要较低，但印度目前已拥有一系列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竞争力的大企业。

　　与韩国在经济发展中的类似时期相比，我们也能发现同样的现象。韩国的经济起飞一般被认为是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之间。在这个时期，很多有全球竞争力的韩国企业得以形成，比如现代和三星。

　　而另一方面，中国在从1978年到现在的二十多年的“经济奇迹”期间，却未能产生一个类似的有竞争力的本土企业集团。所有中国的大型企业都是国企，它们之所以能成为大企业，全在于它们被赋予垄断地位。简而言之，中国经济已经起飞，但只有很少的中国企业能够起飞。

　　企业规模不是，而且不应该是政府目标。无论经济增长是由众多小企业推动的，还是由少数的大企业独木擎天，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经济本身在增长。但是在中国，为什么在如此有利的条件下却无法产生出来有竞争力的企业，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它表明了中国经济体系具有的低效因素。

　　低效的一个来源是中国的商品和资产市场很不完整，而且在二十年的改革之后，日益零散。一个戏剧性的例子是，在政府对高速公路、机场货运设施和铁路进行了大量的投资的同时，同期货物运输的平均距离却缩短了。一个零散的市场使得中国企业难于扩展到本地之外，进而成长为有规模的企业(我在《出售中国》一书中对地方保护主义有详细的研究。地方保护主义其实也是最终由国有制造成的)。

　　第二个因素在于中国的金融体系在分配它的巨大储蓄资产方面非常低效。金融体系将自己的信贷资产和投资分配到中国最低效的企业——国有企业——并且系统性地否决私营企业的信贷需求，其结果是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都没有形成竞争力。

　　这又将我们带回到本文前部分的观点，即为什么中国的商品充斥于世界各地的市场，但这些商品却不是由中国的民族企业制造的。因为中国的本土企业没有竞争力，因此外国企业发现在中国投资和生产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外国企业对资本和劳务的利用更加有效，而且对市场机会的响应速度更快。中国的国有企业并不担心自己的效率，而且不具有市场意识；而私企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源，因此虽然具有较好的“软件”能力，这些私营企业却无法获得资金进行投资。

　　中国为什么没有大型私营企业？

　　毫无疑问，在中国，非国有企业进入市场的速度是惊人的。在1980年代，集体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的成长非常具有戏剧性。在《中国的奇迹》一书中，经济学家林毅夫、蔡和李周肯定了中国非国有部门的增长业绩。数字表明，在1978到1992年间，中国非国有部门在工业总产值方面所占的比例从22.4%上升为51.7%，这是中国改革所取得的一个重要进步。

　　这些宏观统计数字往往被用以说明中国改革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样做也并无不妥之处。但如果我们从微观层次上再观察一下中国的私营企业，就会看到不同的情形：私营企业比重的迅速上升主要是新兴私营企业的大量进入、而不是现有私营企业成长造成的。进入和发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正如一个孩子的降临并不意味着他/她就一定能够健康成长一样，私营企业的大量和快速进入并不意味着有竞争力的企业必然会出现。要做到有竞争力的企业出现就必须具有高效的金融体系、明晰的产权结构和保护私营企业的制度环境。从这一点而言没有第三条路。

　　企业规模并不是一个完美的衡量标尺，我只是把它当作一个信号，而不认为它本身就是决定性的。但事实是，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二十年的持续快速增长，而且在某些行业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产者和制造者。但在这一欣欣向荣的时期，人们并没有看到真正的由中国人自己掌控和经营的世界级的私营企业。在中国所有的企业中，私营企业是最有机会成为有竞争力的企业的。因此，私营企业的单个规模都不大，就有可能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体系对这些私营企业的成长施加了实质性的限制。

　　在2002年，私营企业的平均规模仅为250万元人民币。中国绝大多数的私营企业都是个体经济，这些个体经济都是由业主自己经营的，并不大规模雇佣员工。从整体上看，大多数私营企业都是从事小规模的第三产业，比如餐饮和小型零售业。从数量上看，到1990年代的后期，这些小的从事服务行业的私营企业占私营企业总数的56%。虽然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改革，私营企业在资本密集型的行业中所占的比重仍然极小。

　　除了企业规模外，其他的指标也披露了同一事实。国际金融公司(IFC)对中国私有经济部门所做的一个全面研究表明，中国私营企业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们的不规范性。它们基本上都是由家庭所有和经营的，并故意把自己搞得不透明，经常有三套会计资料——一套给政府看，一套给银行看，一套给自己看。它们的真实地位与它们的法律地位不一致，并经常转移自己的业务重心。与其他国家相比，它们过分依赖内部融资，很少有私营企业能够活过企业生命周期的初创阶段。

　　所有这些特点要么是在缺乏明晰的产权制度的情况下的权宜之计，要么是它所造成的后果。之所以一家企业的真实地位和法律地位不一致，关键还在于私营企业家经常不得不将他们的企业登记为集体制(被称为“红帽子”)，以能够进入和获得为国家控股企业保留的市场和金融资源。为了避免制度风险，它们必须多元化。尽管中国的金融资源很丰富，但由于私营企业不能得到支持，因此它们不得不依赖于内部融资。由于无法获得上市名额，家族所有制就成为了解决委托和代理难题的少数手段之一。

　　不利的商业环境阻碍了中国私营企业的扩张和发展。今天，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的营销年收入还不过30亿美元。而与之相对照的是，印度最大的私营企业塔塔集团在1995年的销售收入即达到了72亿美元。它的茶叶业务部门同年的销售收入达1.63亿美元。

　　当然，塔塔集团的历史要长得多，可以上溯到殖民地时期。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印度也有一些历史不长，但是却不断发展的企业，例如Infosys，这是一家1981年成立的软件公司。

　　或许有人会认为，由于塔塔集团是综合性的商业集团，因此它自然比通常经营单一业务的中国私企规模更大。但是，如果说综合性的商业集团在发展中国家更有理由发展壮大，那么我们应该深思为什么中国的私营企业未能获得和发展成这种模式。

　　因此，中印之间的这种差别值得深思，因为从大环境上来说，中国比印度有更大的优势。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更快，并且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印度的2倍。出于政策的支持，中国比印度发展的更快，比如在对外贸易和引入外国直接投资上。

　　企业成长的秘密

　　改革的一个关键指标是私有经济部门的变化和蓬勃发展。从这个指标来看，中国目前远远落后。在最近的几年中，中国政府已经转向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增长，并且鼓励私营企业兼并收购小型的国有企业。但是在改革的大多数年份里，中国私有经济部门总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被置疑，而且困扰于严厉的管制和金融支持方面的歧视。

　　结果是，相对于中国的经济和市场潜力，民营企业这种具有企业家驱动和市场驱动特征、并且效率最高的企业形式在发展方面是远远落后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虽然中国已经成为对跨国公司有吸引力的制造基地，但中国却没有世界级的、在全球有竞争力的企业。少数一些企业，如海尔、华为和联想，近年来走向商业舞台的前台，但必须注意到，这类企业非常少。另外这些企业在1980年代没有获得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反之，那些受到中央政府支持的企业却没有一家成功。

　　改革滞后的另外一个表现是国内投资者仍然遇到很多方面的投资障碍，而外国投资者所遇到的很多障碍在过去的二十年中都消除了(中国为了兑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这些障碍还会进一步消除)。政府的各级官员都热衷于会见外国投资者，而私人投资者仍然遇到法律和金融体系方面的限制。地方保护主义近年来虽然大大弱化了，但仍在很大程度上阻碍国内资本的流动。如果政策制订者能够更直接、更主动地解决这些制度问题，而不是仅仅追求外资的增长，那么国内经济发展的效率就会取得实质性的进步。

　　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是取得经济发展的手段，而本身不是目的。由于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长期来看，一个良好的国内产品和资本市场应比国外资金来源和国外市场更重要。

　　在很多方面，印度还无法与中国比较，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印度对自己的私营企业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歧视。因此，印度目前就已经有几家由印度人控制和管理的世界级企业了；尽管印度的经济规模大概只有中国的一半，而且印度的改革比中国晚了近十年，印度能取得这一成就并不奇怪。在软件领域，Infosys和Wipro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低成本但质量却很高的产品和服务。在医药和生物技术领域，Cipla、Ranbaxy Laboratories和Biocon公司在某些产品上直接对抗跨国企业，并且开始逐步赢得这场激烈的竞争。美国联邦药品管理局(FDA)已经批准了25家印度的制药企业。

　　印度的体制改革也取得了实质性的发展。根据里昂证券一项关于新兴市场公司治理的研究，在25个被调查的国家中，中国排名第19位，而印度排名第6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从1997年开始下降，但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却保持稳定。在1997年到1999年间，印度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平均为5.9% ，中国的这一指标为7.2%。而且印度是在克服了许多外生的劣势条件后取得这一成绩的，这些劣势包括很严重的民族紧张，以及政治分歧。

　　另外，尽管印度的增长率只有中国的80%，但印度是在储蓄率只有大约中国的一半和外国直接投资不足中国的十分之一的情况下达到这一增长速度的。这表明，印度对资本的使用更加有效。中国的问题并不在于它的直接投资不够多，而在于政策制订者并没有致力于解决它的内在扭曲，并且其国有企业浪费了大量宝贵的资金。

　　(文/《环球企业家》□ 黄亚生 |文 出自：2004年7月 总第10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