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封面文章：冯仑排座次论荣辱(图)

　　

标题：冯仑，排座次分金银论荣辱

　　文/本刊记者 刘韧

　　冯仑，生于1959年。现任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是万通集团董事及执行董事、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万通国际集团高级董事。

　　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获法学硕士学位。毕业于西北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曾 在中央党校、中 宣部、国家体改委、武汉市经委和海南省委任职，历任讲师、副处长、副所长，从事理论研究及企业策划、经营、组织、管理工作；目前还兼职做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执行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国策研究中心研究员、西北大学和北京经贸大学研究员或客座教授、《中国企业家》杂志常务理事、海南省总商会常务理事等。主编过《中国国情报告》，著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等，译著包括《狂飙突进——马克思的心路历程》。

　　自1991年开始，领导并参与了万通集团的全过程创建及发展工作。1993年，领导创立了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之后，参与创建了中国民生银行并出任该行的创业董事，策划并领导了对陕西省证券公司、武汉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东北一间上市公司等企业的收购及重组。

　　迄今为止，已引领万通集团的投资深入至地产、风险创业等领域，使不足千人的万通集团在几年内总资产增长逾30亿元人民币，并在公司运作与理论创新方面特别是在中国企业购并、价值评估、资本经营、策略联盟、跨文化沟通等实际商业活动中，经验独特而系统。

　　1991年，北京。手里只有3万元人民币的冯仑在对一家信托投资公司老总谈海南房地产的机会。

　　谈完机会，冯仑接着谈自己公司抓住这个机会的能力以及自己的为人和出身。“我们过去诚心诚意在机关干。在机关干的时候，我们就都是些好人。这次，我们头一回做生意，我们也想做好。”

　　在1991年的海南，对人讲出国家体改所、中央党校、牟其中之类的背景，既能赢得对方的信任，又能让对方隐约感觉自己的实力。

　　初步取得对方认可后，冯仑开始和对方讲他也刚刚闹明白的新名词“按揭”。冯仑告诉对方这是一种全新的做房地产的形式，用很少的钱，就可以做很大的项目。

　　对方听得似懂非懂，懂与不懂都不要紧，只要隐约感觉这是一种先进流行的方式就行。

　　冯仑此次谈话的目的当然是从对方那里拿到钱，“做生意，从别人那里拿钱，无异于夺人贞操。”冯仑拿钱的本事在于他的“懂人”和“会说”，他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找到打动对方的那一句话。“就那么一句，不会说，说一辈子，也说不出来；会说，3分钟就能将这句说出来。”“尽管时间少任务重，但决不能照直说：‘我就缺钱，你给我投钱。’这就像谈恋爱，不能照直说：‘我就缺个老婆，你干不干？’还得先要谈风花雪月，谈理想，谈未来，而最后实际就缺一个老婆。”

　　谈完马上就能赚到的钱，冯仑盯着对方的眼睛说，“这一单，我出1300万，你出500万。我们一起做，你干不干？”

　　对方点头同意，冯仑立即骑着自行车跑出去写文件，在最短时间内将手续做完后，冯仑让创业伙伴王功权负责将钱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回来。王功权是谈判高手，他在最短的时间拿到了500万。万通拿着这500万，立即从银行贷了1300万。这就是冯仑说了半天，对方似懂非懂的“按揭”。

　　这单生意，冯仑的确出了1300万，但这1300万要用对方的500万现金作抵押才能从银行贷出来。如果没有对方的500万现金，冯仑手中只有3万人民币，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做大生意必须先有钱，第一次做大生意又谁都没有钱。在这个时候，自己可以知道自己没钱，但不能让别人知道。当大家都以为你有钱的时候，都愿意和你合作做生意的时候，到最后，你就真的有钱了。”此时的冯仑尽管没钱，但他将自己和自己公司都收拾得很整齐，外形和言谈举止都一副有实力的派头。

　　冯仑他们用这1800万，买了8栋别墅，重新包装之后，就卖了出去，大约赚了300万元。这就是冯仑他们在海南的土地上刨出的“第一桶金”。有了钱的冯仑感觉像“大姑娘初婚，很幸福，幸福又糊涂。”此前，冯仑的理想可不是挣几个“小钱”。

　　体改所

　　1988年，海口。冯仑将1万台彩电批文递给一外贸公司老总。外贸公司老总拍出了30万元，冯仑用这笔钱建起了海南体制改革研究所。那段时间，冯仑整天开着海南省委借给他的破面包车，跑遍了海南每一个市县，一心想为海南发展出力。

　　1989年6月4日之前，冯仑的幸福在仕途上。早在14岁的时候，冯仑就树立了改造社会的理想。他永远都不能忘记他敬重的一位老师在奄奄一息的时候，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给他讲的人生与历史、理想与奋斗、公平与正义。

　　改造这个社会。1973年的冯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初中生冯仑从故乡西安跑到了上海，为的是结交当时最为活跃的革命者。后来，他又从上海回到了西安。在陕西，冯仑向毛泽东学习，他也做了许多农村的社会调查。此时的冯仑做起事情来，总是壮怀激烈，以天下为己任。

　　20岁的时候，冯仑在西北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3岁的时候，冯仑来到了北京，在中央党校读经济学研究生。从西安到北京，冯仑向着自己的理想大大迈进了一步。1984年，冯仑25岁，他从中央党校毕业，第一份工作是留校任教，后主动要求到武汉挂职下放锻炼，一年后返京，因为既有理论素养，又有实践经验，冯仑参与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此时的冯仑专门研究意识形态。此项工作结束后，冯仑进了中 宣部，后又进国务院体改委下属的体改所。

　　除了北京，全国当时还有三四个省设有体改所。海南刚刚建省，冯仑身先士卒，主动请缨带两三个人去海南筹建海南体改所。临行前，国务院体改所没有开办费给冯仑，就给了冯仑1万台彩电的批文作为开办费。海南体改所编制120人，40人是正式编制，其余80人被称为改革编制，所谓改革编制就是要自己养活自己。海南体改所因此自己办了一公司，在深圳不如意的潘石屹南下海口，做了这家公司的副总经理。但在当时，冯仑的心思主要在改革上，他没心思管公司和经营，所以和潘石屹很少接触。

　　冯仑一直在做比较体制的研究，冯仑当然不只做研究，他更大的兴趣在于参与社会的改革和政治的改革。在当时的中国仕途上，有一个不成规矩的默契，大家认可的一个逻辑，就是“理论对策化；对策政策化；学者幕僚化；幕僚官僚化”，即便冯仑研究的是理论，他也要将他的理论结合到眼下的现实，即将理论变成对策。“领导有什么难处，就要支招。当理论变成对策之后，学者就不是学者了，成了幕僚。当这个幕僚要负责将政策执行的时候，幕僚就变成了官僚。”“当时大家都认为这条路是对的，也愿意走这条道路。”这当然也是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变革的最佳捷径。

　　牟其中

　　1990年，北京。牟其中和太太坐在桌子一旁，冯仑和王功权坐在桌子另一旁。冯仑和牟其中面对面，王功权和牟其中太太面对面。冯仑是牟其中的总办主任，牟其中没有副总，冯仑相当于常务副总；王功权是牟其中投资公司总经理，是牟其中太太的副手，分管南德公司财务。冯仑和王功权可以算是牟其中在1990年的左膀与右臂。

　　1989年之后，冯仑没机会再走到原来的老路上。海南体改所解散，冯仑回到了北京，而此时国务院体改所也解散了。

　　冯仑已经好几个月没工作了。“那些年，我法定的工资还不到100块钱，加上奖金也就120块钱。那些年，全为理想，也觉得在实现理想，只是没有积攒下什么钱。”

　　需要养家糊口的冯仑此时想起了在海南认识的一个牟其中手下。“那时候，不像现在有很多企业和机会可以选择；那时候，没什么企业。而且，牟其中挺会聊天，又有那么多经历，我决定去他那看一看。”

　　牟其中亲自面试冯仑，和他谈了两句，就让冯仑来上班，但没说让冯仑做什么。冯仑很着急地在办公室干坐了一个礼拜后，牟其中给冯仑印了政务秘书的名片。月工资250块钱。

　　冯仑用一年多时间成为了牟其中的第一副手，南德三分之二的部门经理都是通过冯仑的关系介绍进来的。冯仑的工资也随之涨到了850元。但是这之后，牟其中开始对冯仑不放心了，他从四川调来父子兵制衡冯仑他们。

　　整天看牟其中川军脸色的冯仑感觉很不痛快，此时，他感到自己在这个私人家族企业已经没空间了。“牟其中是典型的创业者，但他不是成功的商人。”“商人必须与时俱进，老牟不与时俱进。他利用各种体制之间的空隙，做成了飞机的买卖，这是那种生意的极致。卖完飞机之后，中国的社会体制发生很大了变化，从1993年开始国家在经济领域治理整顿、宏观调控，此时，企业家应该将精力从外部投机转到内部管理，从原来整天想着搞定哪种关系，转为整天想品牌营销、CRM、ERP的事情，但老牟不做这样的调整，而是加大了投机力度。此时外部垄断资源的获取机会越来越少，老牟和这个社会的反差越来越大。大家都在将企业往实处做，唯独他越做越虚，最后将企业办成了学校，越到后来越不像一间公司了。”

　　“另外，老牟应该在国内做，而他却要跑到美国折腾。有钱人最怕钱丢，美国经济制度几百年玩的就是防止骗钱。他们为此设计了保密、信托等各种制度，这些制度都是围绕怎样保护私有财产而设计的。老牟却想反其道而行之，不可能成功。他做的都是反的。”

　　对于南德的未来，冯仑曾经劝说过牟其中，甚至想过“兵谏”，强迫老牟当董事长，推举做成飞机买卖的经理当总裁。后来，冯仑放弃了。因为牟其中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人，什么事都做得出。

　　排座次

　　1991年，海口。万通在像梁山聚义一样排座次。梁山排座次的第一标准是自然标准，要看谁岁数大；第二标准是原来的身份，看谁在原单位官职大；第三标准看贡献。冯仑岁数最大，在原单位是众弟兄的领导，万通第一桶金也是他的关系。冯仑自然成为万通的董事长。

　　离开牟其中，冯仑感觉1991年的北京太压抑，自己开公司，连工商注册都通不过，冯仑再次来到了海南。冯仑在海南振臂一呼，南德和原海南体改所的旧部纷纷聚集而来。“酒肉朋友，吃完喝完，就散了。靠信念维系的朋友不会走散。”

　　排完座次，轮到分金银。冯仑既然做了老大，这时他就要表现出老大的高姿态。6个创业伙伴采取了资产和工资都平均分配的做法。“创业初期，很难说谁的贡献大，谁的贡献小。我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大家在一起，不是钱的投资，而是人的合作，缺了谁，都不行，所以，要平均分配金银。”“只有平均分配金银，大家才能没矛盾，才能团结大家在一起多走一段。”

　　后面的事情，万通和大家一样，都是不遗余力地在海口、三亚炒房炒地，与大家不一样的是，冯仑带领6个创业兄弟写了一篇《披荆斩棘共赴未来》的文章。这本书是冯仑仕途报国走不通，确立企业报国的宣言书。

　　1992年9月3日，万通成立一周年纪念日，冯仑将这一天确立为万通“反省日”。“一直到现在，每年一到公司纪念日，我们都要检讨自己。”在那个反省日，6个创业兄弟定下了不买外国护照、不转移资产、不改变身份的规矩。

　　万通没有将赚来的钱立即分掉，他们为员工买房子，而创业者们却挤在一间租用的房子里，也没为自己买好车。

　　万通和当时15万家海南企业不同的是，公司一有基础马上开始进行员工培训，开始研究企业文化。此时的冯仑尽管在做企业，但仍保留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

　　潘石屹

　　1995年，北京一茶馆。冯仑对潘石屹说：“我会骂你三个月，骂完之后，我就会说你好话。”“你是总经理，你走了，还带上几个人走。我要是不骂你，我的正确性在哪儿？这里我这就没法管了。”“我继续管理万通总得有一个合法的正确依据吧，所以，我要骂你三个月。”

　　潘石屹点头同意。作为补偿，冯仑说：“你新做公司需要品牌，万通以前所做的无论多伟大的事情，你都可以说是你做的。”

　　冯仑将这个战术称为“裸体战术”，通常在吃醉酒之后，一次性将什么话都说到位。

　　从1991年到1992年，万通在海口、三亚马不停蹄炒了4单楼盘，销售额七八千万，几千万利润。就在他们有了钱，准备自己盖楼，玩更大时，海南的房地产垮了。

　　1992年底，冯仑和王功权到北京转了一圈，决定移师北京。在接着召开的鼓浪屿会议上，万通决定让潘石屹到北京打先锋。潘石屹1992年下半年加入万通，开始做财务部经理，后升为副总，因为比其他创业者晚来一年，潘石屹此时行事总是保持低姿态。

　　潘石屹接令，领五万元差旅费来到了北京。这天，他在怀柔县政府食堂吃饭，听旁边吃饭的人说北京市给了怀柔四个定向募集资金的股份制公司指标，但没人愿意做。在深圳待过的潘石屹知道指标就是钱，他不动声色地跟怀柔县体改办主任边吃边聊：“我们来做一个行不行？”体改办主任说：“好哇，可是现在来不及了，要准备六份材料，下星期就报上去。”

　　潘石屹立即将这个信息告诉了冯仑，冯仑马上让他找北京市体改委的一位负责人。这位领导说：“这是件好事，你们愿意做就是积极支持改革，可以给你们宽限几天。”做定向募集资金的股份制公司，按要求需要找两个“中字头”的发起单位，通过各种关系，潘石屹最后找到中国工程学会联合会和中国煤炭科学研究院作为发起单位。万事俱备，潘石屹用刚刚买的4万元一部的手机打电话问冯仑：“准备做多大？”冯仑说：“要和王功权商量一下。”王功权说：“咱们现在做事情，肯定要上亿。”

　　潘石屹在电话那边催促冯仑快做决定，“这边还等着上报材料呢。”冯仑就在电话那头告诉潘石屹：“8最吉利，就注册8个亿吧。”北京万通就这样，在什么都没做的情况下，拿到了8个亿的现金融资。

　　冯仑与潘石屹在北京保利大厦一起吃住了三年。这三年中，冯仑在外面跑线索，找到资源，做策划，然后，跟潘石屹一块去谈判，谈完了，再和董事们一起讨论，确定下来，就让潘石屹去执行。“他执行得非常好，在执行中发挥了创造性。”“他对于北京万通的创办和初期基础的奠定都做出很大贡献。”

　　潘石屹在北京盖起了万通的标志性建筑——万通新世界广场。王功权在海南且战且退，最后还赔了钱。万通在海南本来没有积压，但是在清理三角债时，被迫收回一个当时价值6000万元的项目，而在收回的时候，这个楼盘已经缩水到300万元。万通在海南不但赔光了以前赚的钱，连在别处赚的钱也赔进去了。1993年之后的万通，全靠潘石屹战功卓著。

　　1992年，万通从海南出发，目的地不仅北京一处，6个创业兄弟分别到达了深圳、南宁、上海。分居各地，大家的沟通自然就少了，信息也不对称。大的沟通不畅，小的沟通就开始了。慢慢地，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的观点开始一致；冯仑、王功权、刘军的观点开始趋同。

　　冯仑是董事长、王功权是总裁，容易形成压倒性意见，但那边的潘石屹是北京万通总经理，北京万通最成功，资源最多，王启富急着用钱，不跟冯仑说，会直接到潘石屹那里要。“我们之间的冲突都不是为了自己多挣钱，挣了钱都是大家的，我们大家的股份也都一样，我们之间的问题是事业成就感的问题，我们这些人都很有职业使命感。”潘石屹成了问题的焦点。

　　分金银论荣辱

　　1995年6月，上海。冯仑、王功权、刘军和各自的律师为一方；潘石屹、王启富、易小迪和各自的律师为另一方；他们在商讨分家的文件。4年前的1991年，他们以江湖的方式聚在了一起，今天，他们要以商人的方式“离婚”。

　　万通新世界广场赚了几个亿，大家都盯着。冯仑要趁胜追击，继续扩大投资，他想投航空公司、证券等公司、信托公司，又想投北京电影制片厂。冯仑想在各行各业发展，想在全国各地发展，而潘石屹就想在北京做房地产。

　　潘石屹当时掌控着北京万通的实权，易小迪掌控着广西万通，冯仑要做更大的事情就要从他们手上分食资源。“他们怕我从他们手上拿资源，我将钱都拿走了，他们做事情的资源就少了。”冯仑坚持要做事情，兄弟们也不好逆他，但分歧却明显地摆在那里。“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多元化思路当然不成功，从财务上看，这些投资大部分都赚钱了，但赚钱并不代表成功。我们当时没精力也没竞争力多元化。从战略上来说，我们当时还是一个小企业，多元化使万通丧失了做大的机会。”但是在当时，冯仑并不认为自己错，他的创业伙伴拗不过他，只好用脚投票。王启富、易小迪、潘石屹将股份卖给了冯仑、王功权他们，自己另立门户。

　　此次分金银是一项复杂的交易。这之前，大家彼此捆得太紧密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起来，要考虑的事情就很多，所以时间特别缓慢。

　　“当时先给他们兑现了相当的现金，后面的钱在财务分了好几个阶段才安排完。”“大家还是比较平和地解决了问题。”“潘石屹的钱已经给了他大部分，后面的钱因为海南的情况不好，和他说了。另外，还有一些事情有争议，比如，最近发生的50万美元担保的事情，我给小潘打电话，他说他实在记不起来了，但确实已经发生。当然他现在不缺钱。”

　　分家并没有翻脸，大家都还认为自己是同门兄弟(“万通系”)，这一点让冯仑很欣慰。“潘石屹出去做的第一项目SOHO现代城，就是从万通带走的。他在做第一笔贷款时，给他贷款的那家公司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可以支持。”“我现在去广西都是小易接待，我们现在在广西有事情，打电话找小易，他还会帮忙。”

　　“我们散伙是按商人规矩办的，而且，大家在财务上非常透明，彼此也很信任，所以，彼此之间没有感到受伤害。”

　　原罪与毛泽东语言

　　2002年，北大。冯仑在与一教授对话。这种场合，冯仑原本最擅长用毛泽东语言挥斥方酋，但是这次，他没有讲“上可九天揽月，下可五洋捉鳖”的事，他说的都是枯燥的商务语言，而和他对话的经济学教授却满口“矛盾论”。回头看这次对话的记录，冯仑都为自己的改变感到吃惊。

　　1995年6月，6个兄弟走了3个，冯仑不能不难过，但他将这称为成长的代价。“在中国做民营企业，资产负债表一开始大多都是负数，在没有任何资源情况下，将资产负债表做到正数只有依靠暴利。这导致民营企业在创业期都有暴利倾向，暴利就意味着‘暴病’或者‘暴死’。”

　　“原罪不只体现在企业文化上，它还表现在体制上。在中国做企业，仅工商注册，就逼着你得做很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等到中国法律逐步完善之后，你还得回头处理这么多烂事。”

　　冯仑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得出的结果是：1997年之前创办的企业，70%都失败了；1997年之后创办的企业，70%都成功了。“我们以前不会办企业，我们只熟悉政治运动，所以，我们开会讲的全是政治口号。”“口号可以产生激励，口号可以产生创业期特别需要的冲动，但口号不是一个可以正常经营和建设的东西，而正常经营和建设恰恰是企业最需要的。”

　　这是冯仑1993年元旦社论的结尾，由此可以看出1993年的冯仑在企业中多么地“讲政治”：“有人说我们干得挺火，但我觉得，现在夸耀成绩还为时过早，正像沙塔林在评价中苏改革成败的异同时说的那样，改革不是百米赛跑，而是马拉松比赛，办企业也是如此。在现今商潮汹涌、公司林立、强手如云的竞争环境中，我们只是刚刚跑完第一个一千米，如果说成绩尚可，那也是说在这一千米跑得较快，绝不是最终的成绩。我想用毛泽东常说的一句话与大家共勉，“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毋忘在(莒)”，这是万通人的座右铭。“冷眼看世界，击楫誓中流”，这就是万通人的信念。

　　冯仑说，到2003年元旦，他还要写社论，只是此时社论的调子和10年前已经大不相同，冯仑2003年元旦社论题目将是《学习万科好榜样》。“我看地产这么久，还是万科好，所以我就会把万科当作榜样。我再这样学它两年的话，我就跟万科相差不远了。”

　　冯仑此时的心态如此平和。

　　亚信

　　1997年，北京。田溯宁对冯仑说：“亚信要再次融资，每股17块，你买不买？可以让你控股。”分完家，还欠着兄弟们钱，放弃多元化正准备收缩的冯仑面对亚信诱人的条件有些犹豫。几个月后，田溯宁又对冯仑说：“你要是不愿意控股，我就找别的投资商，但老外投资希望控股，而且不想资本结构太复杂，所以，我们想回购你们占有的亚信股份。”冯仑算了算，25万美元的投资已经翻两倍了，就同意了。万通对亚信的投资是一个偶然。

　　美国万通副总裁刘亚东和田溯宁以及丁健关系很好，刘亚东将田溯宁、丁健介绍给了在硅谷进行考察的王功权。

　　王功权在达拉斯与他们谈了三四个小时后，就做出投资的决定。25万美元占8%股份。这是亚信得到的第一笔天使投资。刘亚东因为对亚信的事情特别感兴趣，就离开万通，加入亚信和田溯宁、丁建一起创业去了。

　　亚信回中国发展，包括公司注册等，万通给予了很多帮助。当亚信从中国电信拿到第一个合同的时候，冯仑十分兴奋地参加了签约仪式。

　　向亚信投25万美元，一年时间赚了25万美元，在当时看已经很不错了，但从后来亚信上市的结果看，万通8%的亚信股份才卖了50万美元，就显得非常吃亏。

　　有了亚信的前车之鉴，冯仑开始对投资IT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张朝阳他们先懂电子，然后学商务，最后不管是电子还是商务都不能脱离人。人在江湖，最后还得学江湖。我们这批人先在江湖，然后学商务、私募、股票、管理，最后要学电子。”

　　学完电子，万通一口气对易趣、Netfront、中华学习网、3721、世纪互联、万网等二十多家网络公司进行了投资。现在美国万通的主要业务就是投留学生创办的公司，目前只投前半段。“投前面需要的资金较少，投后半段，需要资金较多。我们先投前半段，积累了经验，在投资圈子里混熟了，再去投后面。”

　　柳传志

　　清晨，冯仑有些累，他站在院子里，散心。柳传志的车从他身边开过，冯仑并没有看到是柳传志的车。柳传志的车已经开出去了，但车子停了下来，柳传志走下来，上去和冯仑打招呼，聊了几句。对于IT，冯仑心仪已久，早在1993年，冯仑就通过朋友认识了柳传志。冯仑想从柳传志那里知道计算机是怎么回事，柳传志当时也想从冯仑那里知道房地产是怎么回事。两个人还领着各自的班子面对面地讨论过怎样进行合作。

　　那之后，冯仑与柳传志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定期沟通，后来，彼此实在太忙，沟通改为不定期，但每年的泰山会议，两个人都是要去。

　　冯仑将自己和柳传志的交流称为“学先进”。冯仑办企业，第一个参照系是牟其中的南德，后来，冯仑只能拿牟其中当作相反的参照系，这之后，冯仑开始学柳传志。“柳传志抓住了近20年中体制转轨的每一个时机，他火侯把握得特别好。在产权、体制等问题上，他比较有耐心，到最后，分红权、认股权、股权全都有了，这就是他今天经常讲的‘拐大弯’。”“在中国的大环境下，体制没变的时候，先作的就会成褚时健，体制有松动的时候，不做的就是傻瓜。”

　　冯仑另外深深佩服柳传志在交接班、贸工技、民营与官营等问题上所显示出的娴熟平衡能力。

　　令人诧异的是，1993年一心想开疆拓土的冯仑在当时竟然没有进入IT。“一个人做什么不做什么，和精力、兴趣、机缘都很有关系。”

　　虽然没和柳传志做成生意，柳传志却在无意之中帮了冯仑一个大忙。那天，冯仑在从香港回北京的飞机上碰到了柳传志，两个人一路聊天，柳传志谈到自己要买房子，冯仑告诉柳传志，万通刚好正在中关村建万泉新新家园，希望柳传志过去看看，柳传志过去一看，就相中了。柳传志住进万泉新新家园的消息在中关村不胫而走，中关村人在1999年以能买下万泉新新家园的房子作为自己成功的象征。这种心态造成万泉新新家园的房价猛涨，越涨越有人买。

　　守正出奇

　　1997年，冯仑在一遍又一遍地听任贤齐唱《心太软》。听到“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多余的牺牲他不懂心疼，你应该不会只想作个好人”时，冯仑一阵心痛。

　　1995年6月，6兄弟分家，他们只分走了现金和资产，未分走债务。“历史上犯的所有错误、坏事全揽我这儿了。”“所有的债务，最后我都得还，连利息都得还了，才没有人起诉我，一些债权人后来都成了我的好朋友，我从不赖账，这些债务到今年就能处理完了。”

　　1997年之后，万通的发展速度明显慢了下来，一是因为兄弟们分走了一半资源；一是有很多历史遗留问题亟须解决。“就像别人拉的屎，我拿手纸在旁边擦啊擦。”

　　万通在海南做亏了，但为了保持依法经营的记录，万通甚至还要补交了早期在海南的税。“我觉得这样才干净踏实。现在万通几乎找不到法律上的毛病。”

　　遇到这种情况，冯仑经常劝自己：“我挣钱再多，也不可能是世界第一，但我可以做一个快乐着做事的人。”不将挣钱最多作为追求目标之后，冯仑一下感到轻松了许多。“我交税，我就是在为社会做贡献。”《知识经济》：创业初期，怎样使用非商业手段？怎样规避政策风险？

　　冯仑：创业之初，我们就在讲守正出奇，所谓守正就是要遵守各项法律政策，70%要做正，30%可以变通。所有企业在成长过程中都将面临很多灰色的东西，我只能这样跟你说，万通在这些企业里面是做的最少的，而且是能不做就不做，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出事。我们很少靠个别官员支持我们，我们没有什么所谓的后台。

　　《知识经济》：你们当年募集的8个亿资金，后来分红怎么样？

　　冯仑：累计分了接近4个亿的现金。

　　《知识经济》：听说股东还有意见？

　　冯仑：去年我们每股分了5分钱，远远超过华远和北辰。老华远做了那么久，北辰有那么大资源。而万通是民营企业。从1993年到1996年，我们仅利息就付了6个亿。没谁支持我们，国有银行也不贷款给我们，我们所用的都是高息贷款。1997年之后，万通做了一些调整，为了保证以后的盈利，万通将高息资金全部归还了，万通因此三年没分红。股东有意见不是因为分红，而是因为万通至今还没有公开上市。这一点能理解，股东投资就是为了高额回报。

　　《知识经济》：什么时候能上市呢？

　　冯仑：正在做。2001年，我们参与了一家上市公司，今年我们还在准备。上市是早晚的事情，但李嘉诚从办公司到上市花了16年，我们也不能太着急了，不可能一夜暴富。《知识经济》：现在万通的架构与规模怎样？

　　冯仑：主要有两块业务：北京万通主要做房地产，我和王功权占40%股份。北京万通今年营业额会到20亿。美国万通做针对留学生的风险投资，我和王功权占90%股份。

　　采访手记

　　第一次听说冯仑，是2001年初从杨元庆口里。那天，打完网球歇息的时候，杨元庆说：“最近和冯仑见了一次，挺神的。”杨元庆接着问身边的田溯宁，“听说亚信最初也是万通投的？”田溯宁未置可否。2002年4月采访潘石屹，在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长长的采访中，潘石屹追忆自己过去的时候怎么也绕不开冯仑这个人。潘石屹现在的生意不比冯仑小，但潘石屹说起冯仑来，还是心怀敬意，依然是“小弟对大哥”的角度。这不容易。

　　2002年6月4日，碰到《三联生活周刊》主笔邹剑宇。我对他说，我要去采访冯仑，想听一下他的意见。邹剑宇竟然蹦出了和杨元庆一样的评价：“那个神人……”

　　2002年6月17晚，金山总裁雷军在MSN上问我在干什么，我告诉他我在写冯仑。雷军回复：“噢，那个人挺神……”

　　神人冯仑喜欢神侃，他的思维像朦胧诗人一样发散。强迫他将一件事情从头讲到尾十分困难，他总会在细节上分叉，一分叉就跑到“形而上”去了，没完没了。

　　在“形而上”，冯仑总有妙语，所以，也不忍打断他。比如，他说：地主的生活最愉快，企业家的生活最有成就感，奴隶主的生活最有权威。“地主地里能打多少粮食，预期很清楚，一旦预期清楚，欲望就会被自然约束，也就用不着再努力，所以，会过得很愉快。企业家不同，企业家的预期和他努力相互作用，预期越高努力越大，努力越大预期越高，这两个作用力交替起作用，逼着企业家往前冲。”

　　企业家冯仑现在非常辛苦，一年要飞200多次。冯仑原本梦想得到政治家的权威，中道改行做企业家，不免时常暗自感喟：“这种苦日子什么时候能熬出头。”这样的念头每每只是一瞬，冯仑转而就会劝慰自己要熬出阿拉法特的境界。“一个人文主义者最大的好处在于能按照自己的需求解释自己面临的难题。人想不通，才会去上吊，信息少、道理少的人容易上吊，而我有足够多的信息和道理排解自己。”

　　冯仑经常将这些排解变成文字。冯仑对自己的文字能力非常自信。走上企业道路之前，冯仑更依靠他的文章，那时文章是他的第一力量。从十几岁开始，冯仑就熬夜写宣传文章，冯仑希望他的思想能够影响到一些人。文章发表得越来越多，冯仑觉得他影响到的人也越来越多，以致于到后来，他开始以为这个社会离不开他了。“共鸣、鼓掌、叫喊声，使我越战越勇。”直到后来，他才想清楚，“其实社会离开我，完全能行。使命感的错觉让我感觉以天下为己任很幸福。”

　　冯仑在努力清除语言中的毛泽东语气，但是和他谈上十分钟，你就可以清楚看到他的毛泽东思维。这种思维在他10多岁大量阅读革命书籍时就形成了。现在冯仑完全可以自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任，其实就是没事找事，完全可以没责。”但他现在已经无法改掉毛式的论述方式，冯仑用以否定这种论述方式时所使用的论述方式就是这种方式。

　　冯仑早年以“天下为己任”的追求对他后来从商并不全是负面影响。比如，为了“以天下为己任”他一直坚持“大道理留给自己，小道理留给人家”，中央党校分房他不争，下放武汉他第一个报名去。后来办万通，能够平分金银，和冯仑继续坚持“大道理留给自己，小道理留给人家”不无关系。“大道理留给自己，小道理留给人家”，将现钱看得比较淡使生意场上的冯仑受人欢迎。生意就是机会，受欢迎的人机会自然就多。

　　43岁的冯仑虽然只比38岁的杨元庆大5岁，但他们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冯仑和58岁的柳传志应该算一个时代，他们都深刻地经历了文革和改革开放两个不同时代，冯仑和柳传志的不同在于，柳传志在文革中憋得不行，而在文革中树立“以天下为己任”理想的冯仑在改革开放初期却大展了一次宏图。

　　冯仑非常赞赏江总书记所说的“与时俱进”，冯仑在这个词中读到了他自己。多重价值体系交织在一起的冯仑行事一定不像他外表表现出来的那样潇洒，所以，冯仑要读《道德经》排遣，冯仑说：潘石屹读《道德经》是装神弄鬼，而他自己是真信。

　　这就是冯仑，文人？改革者？企业家？或许还是称“与时俱进”的冯仑最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