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兰:“这个说明我们社会中我们认为吸烟可以增加税收,实际上从很大程度上来讲,它的成本和税收基本是打平,甚至高于税收。”
这些数据还不包括生命的价值、病人的痛苦和病人给家人造成的损失。
张秀兰:“当这个家庭无力承担医疗费用的时候是由政府来买单的,是因为利润由烟草公司拿走了,痛苦由吸烟者承担了,可是买单由政府来买单。”
张秀兰告诉记者,烟草作为我国最大的单一税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表明,如果一国政府当年的烟草税是若干亿美元,那么20年后,这个政府将不得不用当年所征收的烟草税的2.8倍来支付因吸烟带来的健康危害,而且不包括由吸烟造成的其他损失的费用。
张秀兰:“随着我们国家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国家的这种费用它都会用这个国家要承担这样的费用了,那就真会像现在说,一个口袋收进来,另一个口袋流出去。”
专家建议:提高香烟价格让一部分人抽不起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明确了禁烟目标,但在实际执行中,仍需要各国政府采取更强有力的手段,1998年,美国40多个州政府起诉了美国最大的几家烟草公司,要求给受害民众支付赔偿,最后烟草公司败诉,四十个州获得了2060亿美元经济补偿。
那我们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尽量减少烟民数量,控制吸烟呢?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病毒与免疫研究室主任邵一鸣:“要采取第一个步骤就是来控制吸烟,也就是在公共场所严格的划出吸烟和非吸烟区。”
作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在不久前的两会上,邵一鸣一次就提交了三份提案,核心都是关于如何解决全民控烟的问题。
邵一鸣:“随着这个过程我们可以把吸烟区的范围划得越来越大,符合禁烟区的范围越来越大,吸烟区的范围越来越小,然后逐渐最后实现在他用餐的时候不要吸烟。”
邵一鸣告诉记者,要把全民控烟落到实处,在对宾馆、餐饮等公共场所实施禁烟的同时,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要提高烟草制品的税率和烟草价格。
邵一鸣:“这样从烟草价格涨价和税收提高获得的这个费用,把它用于到我们戒烟、预防吸烟和治疗一些由烟草带来的疾病,这样的一些医疗费用方面上去。”
中国是全世界烟草价格最低的国家之一,最便宜的香烟一包才卖几角钱,邵一鸣算了这样一笔帐,如果将烟草制品税率提高10%到15%,国家可以净增300亿税收,由于提高了烟草税,卷烟的价格自然提高,这样可以减少烟草制品的消费,尤其对减少青少年吸烟效果会很明显,根据国外高收入国家的经验,提高10%到15%的烟草税可以降低4%到6%的烟草消费量。
邵一鸣:“那就是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的消费量。”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没有控烟的强制性措施,因此,实现真正的控烟很困难,此次推出的《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范围的若干规定》,有利于控烟的真正实现。但是,邵一鸣认为,只有将控烟纳入法律法规,以法律的手段来控制在公共场所吸烟,才能大量减少吸烟的人群和烟草消费量,从而达到预期的效果。
半小时观察:禁烟是场“战争”
刚才我们看到了,作为嗜好品的烟草不再是时尚生活的象征,而是变成了一种公害、一种灾难。每年都会有不计其数的人死于吸烟,每年人们都会掏出大把大把的钞票,到医院去,与香烟争夺对自己生命的控制权。在短暂的欢娱之后,剩下的是痛苦和灾难。
几年前我国批准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现在我们又终于开始了切实有效的控烟行动。这是一场残酷的战争,它虽然并不激烈,但争夺的同样是生命和财富。决定这场与烟草的战争输赢的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建立健全强有力的法律来控制烟草的蔓延?在健康账和烟草税之间,我们如何理智地做出权衡?我们是否愿意提高用于戒烟、预防吸烟和治疗与吸烟有关疾病的预算?当然,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是否能充分地尊重?
我非常欣赏邵一鸣委员的建议:用价格和税收这只无形的手来调节烟草的消费,让烟草贵起来!要赢得这场旷日持久的无声的战争,不管吸不吸烟,大家都需要足够的勇气和毅力。
主编:周人杰
记者:曾晓琳
摄像:樊建恩 李培 白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