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靠降价解决不了药价高

　　——访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副司长刘振秋

　　本报记者 李忠峰

　　价格是经济运行过程中各种矛盾的反映，解决药品价格问题不能简单地就价格论价格，需要从体制、机制上寻找根本的解决之策，单靠降低药品价格是远远不够的。

　　23次降价百姓仍说药价高

　　记者：1997年以来药价总共降了23次，每次平均大概降了15%至20%。一部分药品最高降幅达到60%左右。 但是为什么有很多百姓还是感觉看病难、看病贵？

　　刘振秋：我们和大家有同样的感受。我分析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就是群众负担的药品费用没有因为价格降低相应下降。药费是由用药数量、用药结构和药品价格三方面因素构成的。所以药品价格下降的同时医药费用却在上升。这里有合理的因素也有不合理的因素。一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创新药品大量应用于临床，这种药品结构的更新换代拉动了药品费用的上升。

　　但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临床用药不合理。比如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大处方、开贵重药、滥用药等，这些都是现在以药养医的体制下引发的不合理行为。

　　还有一个原因，大家感到药费负担比较重，就是个人负担比例比较大，主要是目前我国

　　记者：除了20多次降价，刘司长能否介绍一下目前的药品价格政策具体还有哪些内容？国家发展改革委近几年在降低药品价格方面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

　　刘振秋：目前药品价格主要实行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管理方式。具体讲就是政府管理价格的药品分为两类，一类是列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的药品，大约有2100种，主要实行的是政府指导价。另一类是少数垄断性的、特殊性的药品，如麻醉药品、一类精神药品、计划免疫药品等，实行政府定价。目前市场销售的药品数量大约1.2万种，在这当中由政府实行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的品种大约有2400种，约占整个销售数量的20%左右。

　　目前政府定价要经过成本价格调查、专家评审论证、听取各方意见、集体审议决策等科学严格的程序。

　　药品注册审批制度还不完善

　　记者：一方面是百姓说看病贵，另一方面是制药企业利润却连年下滑。出现这种局面的根源是什么？

　　刘振秋：我觉得问题的根源还在于体制和机制不合理。从体制上讲，现在是医院垄断了两个方面，对生产经营企业而言，它作为购买者是垄断的；对于消费者而言，它作为销售方也是垄断的。在以药养医的机制下，就会压低生产企业的供应价格，同时又没有主动降低零售价格的内在动力。第二方面就是现在药厂的重复建设相当严重。现在的药品生产企业大概有5000多家，经营企业近万家，企业规模偏小。所有这些企业加在一起销售额可能不及美国的一家大型企业。在医院垄断的情况下，

　　记者：许多药品降价后不久就消失了，还有一些老药品仅仅改变包装，便摇身变成国家新药，涨价后进入流通领域。

　　刘振秋：“变脸”药确实存在。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在以药养医的机制下，药品价格越高越好卖，这样就会有企业千方百计地逃避价格管制，尽可能把药品价格抬高，以求更多的价格空间用于回扣。第二就是现在药品注册审批制度还不完善，市场准入标准比较低，企业能够比较轻易地以所谓的新药申请上市。对此我们在价格方面也及时采取了一些措施，制定了《药品差比价规则》，对成分相同的同种药品，在改变剂型、规格、包装后都必须按照规定的比价差价执行。

　　另据了解，有关部门也在积极采取措施整顿药品审批注册的秩序，相信在有关部门齐抓共管下，“变脸”药的问题会很快得到解决。

　　药价每两年调整一次

　　记者：今后的政府定价是否会按程序进行？降价的幅度是否可预期？下一次调价有没有具体的时间表？

　　刘振秋：政府定价实际上是严格按照程序进行的。药品定价程序首先是进行成本价格调查，再由专家评审论证，然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最后还要集体审议。其次，为了对政府工作人员在行为方式上有所约束，我们专门制定了一个《医药价格工作守则》进一步规范定价行为。至于降价是不是可预期以及有没有具体的降价时间表，原则上，以后每两年要调整一次。

　　记者：政府在药品监管上下一步会有什么改革措施？

　　刘振秋：治理整顿药品价格秩序一直是发改委价格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改进药品定价办法，完善相关政策，不断提高政府定价的科学性与透明度。一是进一步合理调整政府定价范围；二是加强药品成本和国内外市场价格的监测；三是不断改进政府定价方法，健全专家评审制度；同时，采取措施加强对企业自主定价药品价格的监管。

　　需要强调的是，价格是经济运行过程中各种矛盾的反映，解决药品价格问题不能简单地就价格论价格，需要从体制、机制上寻找根本的解决之策，单靠降低药品价格是远远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