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计委主任李斌:单独两孩政策利于延缓人口老龄化
实践证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符合国家长远发展,符合群众根本利益,是完全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
在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的眼中,逐步调整完善计划生育政策,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在日前出版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辅导读本中,李斌认为,实践证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符合国家长远发展,符合群众根本利益,是完全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而单独两孩政策有利于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
促进我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
“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意义重大。”李斌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人口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口众多仍然是我国基本国情,人口结构性问题正在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当前,我国人口抚养成本比较低、劳动力资源比较充足,在这个时期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以下简称单独两孩政策),有利于保持合理的劳动力规模,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有利于改善人口性别比结构和家庭结构,促进我国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
同时,还有利于进一步缩小国家政策与群众意愿的差距,促进家庭幸福、代际和谐和社会稳定;有利于稳定低生育生平,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目前,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普遍进入婚育期,城市“421”式简单的家庭数量显著增加。这样的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并因此导致空巢家庭、失独家庭大量存在。
有观点认为,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可以在政策上终止“421”式的家庭结构,取而代之的是“422”,可明显增加家庭人力资源,提高家庭抗风险和未来照顾老人的能力;同时,有利于家庭自身发展。
目前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近中期不会影响老年人口总量,但会微弱地降低老龄化水平。据测算,单独两孩政策与现行生育政策相比,2030年老龄化水平将从24.1%降到23.8%;2050年从34.1%降到32.8%。
“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保持了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易为社会接受。”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在全会《决定》公布后说,辽宁、吉林、天津等7省市农村已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具有实践基础。
计划生育政策须长期坚持
据相关数据统计显示,在2013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调整之前,即原国家计生委与原卫生部合并之前,李斌曾任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在其任期的4年内,全国人口只增加2902万,“超额”减少1711万人口的出生。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李斌在其署名文章中表示,实践证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符合国家长远发展,符合群众根本利益,是完全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
在政策的实际操作中,亦表明“长期坚持不动摇”的基本思路不会改变,从单独两孩的政策出来后,包括北京等地在内,在生育间隔以及女方生育年龄的限制上并未完全放开,且二胎政策也不是“普遍”放开。
“研究表明,目前就实施普遍两孩政策存在着很大风险。”王培安也认为,一是会导致出生人口大幅波动,给各项基本公共服务带来很大的压力;二是给教育、卫生等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环保部部长周生贤:纠正地方干预环境监管要“独立统一”
加强对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执行国家环境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监督,纠正其执行不到位的行为,特别是地方政府对环保不当干预行为
19日出版的《决定》辅导读本中,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在《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一文中说,要实行“独立而统一”的环境监管,健全“统一监管、分工负责”和“国家监察、地方监管、单位负责”的监管体系,有序整合不同领域、不同部门、不同层次的监管力量,有效进行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
周生贤强调,要独立进行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纠正执法不到位的问题,特别是地方政府对环保的不当干预。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循环经济与环境评估预测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强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现在各地的环保部门都是隶属于地方政府,在执法过程中阻力较大,没有足够的执法权力,这是环保领域的老问题。在环境问题突出的当下,建立强力的监管执法体系,缓解当前的环境污染问题,被业界寄予厚望。
纠正地方政府环保干预
周生贤指出,我国环境形势依然严峻,老的环境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新的环境问题又日益显现,呈现明显的结构型、压缩型、复合型特征,环境质量与人民群众期待还有不小差距。
加强环境监督和执法,对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能起到显著作用,但是地方环保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受到当地政府部门的影响较大,在发展地方经济的利益驱使下,环保部门的执法力度打折扣难以避免,一些企业“顶风作案”屡见不鲜。因此,在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的六项主要任务中,建立统一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独立进行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被率先提出来。
周生贤指出,建立统一监管所有污染排放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对工业点源、农业面源、交通移动源等全部污染源排放的所有污染物,对大气、土壤、地表水、地下水和海洋等所有纳污介质,加强统一监管。实行独立而统一的环境监管,健全“统一监管、分工负责”和“国家监察、地方监管、单位负责”的监管体系,有序整合不同领域、不同部门、不同层次的监管力量,有效进行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
他强调,加强对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执行国家环境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监督,纠正其执行不到位的行为,特别是地方政府对环保不当干预行为。
周生贤在文中指出,加强环境监察队伍建设,强化环境监督执法,推进联合执法、区域执法、交叉执法等执法机制创新,严厉打击企业违法排污行为。在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核与辐射安全以及环境影响评价、环境执法、环境监测预警等领域和方面,制定科学规范的制度,为实行统一监管和提升执法效能提供保障。
推动环境公益诉讼
违法成本低、起诉难,一直以来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的重要障碍,几万元的行政处罚和动辄千万元的偷排成本相比,行政处罚甚至出现了“反向激励”的危机,据一位业内知情人士介绍,在一些高排放的行业,甚至出现了一些企业宁可受罚也不治污的“怪象”。
周生贤介绍,强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责任追究,既是保护公民环境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措施,也是提高企业违法成本、震慑企业违法排污行为的主要出路。
对排放污染物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让违法者付出沉痛代价。周生贤在文中强调。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环境保护,对推动环保事业的发展将起到积极作用,其中,环境公益诉讼,被誉为是社会力量参与保护环境的重要武器。
在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已经引入有关公益诉讼制度,正在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公益诉讼也是其重要增加的条款之一。
周生贤指出,加强行政执法与司法部门的衔接,推动环境公益诉讼。
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住房信息要尽快实现全国联网
健全宏观调控体系要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讨论的热度仍然没有减退。
在本周二出版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中,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发表 《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一文。文章指出,在宏观调控机制方面,调控决策和实施的规范化、机制化建设滞后,未来要建立全社会房产、信用统一平台。
意见或年前上交国务院
今后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针对性将会进一步提高。
在以往的宏观调控中,一些不足逐渐显露。根据徐绍史的描述,目前我国宏观调控在宏观目标与微观目标的界限及关系上不够明晰,在宏观调控政策手段方面,市场化调控工具尚不完善,行政干预手段使用仍然较多。
昨日(11月20日),徐绍史针对《决定》中的相关文件答记者问时称,“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 《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意见》。
这个文件将就完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政策手段和决策实施机制,增强调控的科学性、针对性、有效性,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
实际上,在今年初,国务院就已经下发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方案,其中就包括要在今年的12月底前,提出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意见,而这一任务是由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人民银行、监察部、商务部、银监会等有关部门负责。
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之后,有关宏观调控体系的确立便提上日程。
“健全宏观调控体系要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多借助间接引导,努力提高政府调控的科学性、针对性、有效性,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徐绍史如此描述未来宏观调控体系的完善。
按照新制定的中央政府部门“三定”方案,中央涉及宏观调控职能的部委包括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商务部、国土资源部、银监会等多个部门。有消息称,此次制定优化和改善宏观调控方案的工作也同时涉及国家发改委体改司、投资司、价格司、法规司等多部门。
数据统一平台加快建设
在《决定》辅导读本中,徐绍史透露,今后将建立全社会房产、信用等基础数据统一平台,推进部门信息共享。“建立以公民身份证号码为基础的公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以组织机构代码为基础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代码制度,出台并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完善信息网络、金融账户等实名登记制度和现金管理制度”。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对此的解读是,“这是推出房产税的必要前期准备,也会对市场部分灰色房源存量有威慑作用,可能会出现部分抛售”。
根据年初公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在2014年6月底前,发改委同相关部门推动建立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逐步纳入金融、工商登记、税收缴纳、社保缴费、交通违章等信用信息,由中央编办对方案统筹协调、提出意见。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的描述,2014年6月底前完成出台信息网络实名登记制度,在2015年出台并实施以公民身份证号码为基础的公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
到2017年时,基本建成集合金融、工商登记、税收缴纳、社保缴费、交通违章等信用信息的统一平台,实现资源共享。
徐绍史表示,要加快推进住房信息系统建设,尽快实现全国联网。推动建立信用信息交换共享机制,逐步形成覆盖全部信用主体、所有信用信息类别、全国所有区域的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现资源共享。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房产税利于稳定地方收入来源
尽可能不开征新税种,还要适当简并现有税种与税率,税制设计尽可能简单透明,减少自由裁量权
日前出版的《决定》辅导读本上,财政部长楼继伟在署名文章《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中指出,现行财税体制存在诸多问题:财政支出结构固化僵化,应由中央行使的事权过多下放由地方管理,“有部分地方债余额超过当地综合财力,并已出现债务逾期”。
楼继伟称,尽可能不开征新税种,还要适当简并现有税种与税率,税制设计尽可能简单透明,减少自由裁量权。
重点改革转移支付制度
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被喻为我国财政体制建设的里程碑。
楼继伟在文章中反思说,随着国内外形势和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现行财税体制的制度优势正在削弱。主要是:预算管理制度的完整性、有效性和透明度不够,预算管理偏重收入、支出预算偏软,不利于依法治税和人大监督;税收制度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改革、转型的新形势,特别是在解决产能过剩、调节收入分配、促进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功能较弱;中央与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存在不清晰、不合理、不规范等问题,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
转移支付被列为重点改革对象。目前,我国的转移支付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涉及资金达几万亿。楼继伟说,我国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繁杂、资金分散、配套过多、影响政策目标实现与重大改革的实施效率,“必须按中央要求,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同时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对保留的专项进行甄别,属于地方事务且数额相对固定的项目,划入一般性转移支付。”
重点支出与GDP挂钩的问题被看作是“逆世界潮流”的做法。楼继伟说,支出挂钩机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财政支出结构固化僵化,肢解了各级政府预算安排,加大了政府统筹安排财力的难度,部分领域甚至出现财政投入与事业发展 “两张皮”、“钱等项目”、“敞口花钱”等问题。
建立地方发债管理体制
楼继伟说,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居高不下,财政赤字和债务风险加速积累,财政中长期可持续面临严峻挑战。“有部分地方债余额超过当地综合财力,并已出现债务逾期。”
楼继伟认为,这次《决定》提出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这意味着建立起在地方政府信用评级基础上,地方发债的管理体制。”
地方债的出现,除了地方政府的举债冲动,也与我国中央地方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清晰、不合理有关,地方承担与财权不匹配的事权,导致地方政府在事权方面存在着财力缺口。
楼继伟认为,一些应由中央负责的事务交给了地方承担,如涉及国家安全的国际河流保护与跨流域大江大河治理等。这造成地方承担了不适合承担的事务,中央不得不通过设立大量专项转移支付对地方给予补助。
楼继伟举例说,2012年,我国中央财政本级只占全国财政支出的15%,这一指标在英国、美国、日本分别为73%、54%和42%,经合组织国家平均为46%。
《决定》同时也提到,完善地方税体系。目前,消费税、房地产税等均被纳入到地方主体税的考虑范围之中。楼继伟在文中提到,房产税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普遍征收的一个税种,并已成为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在他看来,进行房产税改革有多重好处,“不仅是实现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有利于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也利于地方政府提供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
对于消费税,楼继伟提到,适当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调整部分税目税率,进一步有效发挥消费税的调节作用。
央行行长周小川:金改路线图渐明 三大框架浮现
加快建立功能完善、权责统一、运作有效的存款保险制度,促进形成市场化的金融风险防范和处置机制。
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日前出版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辅导读本中,发表《全面深化金融业改革开放;加快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一文,诠释了三中全会之后未来金融发展的整个脉络和主要方向,并对金融业发展的总体思路和完善金融监管政策进行了详细说明。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在周小川的文章中,三大金融领域的改革框架首次清晰地浮出水面。其中,包括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
减少外汇管理行政审批
《决定》要求,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
对于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周小川提出,减少外汇管理中的行政审批,从重行政审批转变为重监测分析,从重微观管制转变为重宏观审慎管理,从“正面清单”转变为“负面清单”。
前美联储经济学家、长江商学院教授周春生[微博]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正面清单”说明哪些可以做,“负面清单”说明哪些不可以做,从“正面清单”转变为“负面清单”,意味着没有说不可以做的就可以做了,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放开幅度较大。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郭田勇[微博]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主导作用的一个体现,也是市场化改革很重要的一项内容。
农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微博]向记者表示,将“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明确写入党的文件,这项改革一定会实施。“之前海外一直猜测中国何时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最迟在2020年。估计不到2020年就会实现,目前资本账户不是完全没有开放,因为资本账户一共有42个小类,我们已经完成30个左右。”
同时,上述辅导读本表示,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进一步扩大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主体资格,增加投资额度。条件成熟时,取消合格境内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资格和额度审批,将相关投资便利扩大到境内外所有合法机构,有序提升个人资本项目交易可兑换程度。从上述表述来看,其时间顺序已经十分清晰。
存款保险制度“全覆盖”
周小川指出,加快建立功能完善、权责统一、运作有效的存款保险制度,促进形成市场化的金融风险防范和处置机制。其中,最大的亮点是存款保险制度要覆盖所有存款类金融机构,实行有限赔付和基于风险的差别费率机制。
向松祚表示,对银行实行差别的费率制度主要考虑各银行的相关情况不同,有些金融机构非常稳健,风险控制较好,费率就会低一些,形成一个激励机制,而有些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一直上升,不良贷款额很大,就需要较高费率,但整体费率会很低,对银行经营不会产生实质性的重大影响。
之前,多位业内专家曾向记者表示,存款保险制度推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费率、保额以及是否强制银行参保等。某业内人士表示,存款类金融机构主要指银行,存款保险制度覆盖所有存款类金融机构,或意味着采用强制性方式让银行参保。
某大型银行人士对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从实际情况看,不参保银行可能很难坚持下去,因为储户也很难在该银行存款,国家组织的最终结果会是所有银行参与进来。
“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小型银行、民营银行数量会迅速增加,为了防止银行机构数量增加出现经营风险导致存款人遭受损失,存款保险制度应该覆盖所有存款类金融机构。”周春生表示,所有银行都是存款金融机构,只要有吸储的功能就应该被存款保险制度覆盖,而所有银行参与的一个基本原因是保障存款人利益,防范金融风险,特别是存款人的风险。
存款保险公司未来如何组建,资金来源如何?周春生认为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据了解,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是美国国会建立的独立的联邦政府机构,通过为存款提供保险、检查和监督金融机构以及接管倒闭机构,来维持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公众信心。该公司是美国很重要的存款保险机构,不需要国会拨款,其资金来源为银行和储蓄机构为存款保险交纳的保险费,以及投资美国国债的收益。
明确利率市场化时间表
利率和汇率作为要素市场的重要价格,是有效配置国内国际资金的决定性因素,周小川指出,“稳步推进汇率和利率市场化改革,有利于不断优化资金配置效率,进一步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
今年7月央行放开贷款利率下限,随后市场将存款利率上限放开作为利率市场化最后一个关口。
周小川并未对存款利率管制放开时间进行说明,但首次明确了利率市场化的时间表:近期,着力健全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提高金融机构自主定价能力;做好贷款基础利率报价工作,为信贷产品定价提供参考;推进同业存单发行与交易,逐步扩大金融机构负债产品市场化定价范围。近中期,注重培育形成较为完善的市场利率体系,完善央行利率调控框架和利率传导机制。中期,全面实现利率市场化,健全市场化利率宏观调控机制。
周春生表示,这是中国35年改革开放基本做法的延伸,基本是循序渐进,有近期、近中期、中期、远期等。“利率市场化在2013年和2014年会取得很大的进展,会是一个比较快速的过程。”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选择有条件的地方发展自贸区
中国正在推进政府采购协定等一系列对外谈判,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为基础加快双边投资协定商签,着力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
改革历来与开放相辅相成。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日前出版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辅导读本中,发表文章《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称,要建设好、管理好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选择有条件的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区。
“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必然会推动涉外法律体系、政府管理方式乃至人们思想观念的重大变革,有助于破除阻碍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虎城在文中表示。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或全国推广
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 《决定》辅导读本中撰文表示,国家将在试点基础上选择具备条件地方发展自贸园(港),为全国推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积累经验。这意味着未来会在全国推广“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高虎城在前述文章中称,要按照《决定》要求,建设好、管理好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推进现有试点的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区。
中国保税区建设正面临向自由贸易区转型的问题,一些地方依靠政策加自身的优势条件,具备了建设自由贸易区的可能。自由贸易区成为中国沿海港口和保税区的转型方向越来越明显。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也最有可能在这些自由贸易园区内先开展试验。
目前,已有广东、江苏、天津、重庆等申请自由贸易园区。这些地方都是港口,申请方案的侧重点各不一样,与上海自贸区承担的综合试点任务不同。比如,据此前《中国证券报》报道,广东申请建立粤港澳自贸区的方案已上报国务院,其重点是扩大服务业开放,尤其是服务贸易开放,而重庆则侧重于内陆港的货物贸易。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认为,其他地方试点可复制的不是上海自贸区的内容,而是制度创新。
上海财经大学世界经济与贸易系副主任、中国(上海)自贸区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波则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上海自贸区需要顶层制度设计来突破改革阻力,如果上海自贸区的顶层设计不完善,则其他地方的自贸区也将面临这样的问题及改革阻力。
对外加快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高虎城称,中国正在推进信息技术协定、政府采购协定等一系列对外谈判,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为基础加快双边投资协定商签,着力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
高虎城称,规则是重要的生产要素,是在现代国际经贸竞争中能否赢得先机、获得更大利益的重要条件。
高虎城还在文中表示,“针对国际经贸规则面临重塑的新形势,我国必须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自贸区、投资协定等各项谈判,主动提出新议题、新方案,全面反映我国经贸利益诉求,推动形成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为商品和服务更顺利地进入国际市场奠定基础。”
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T)正在商签之中,第十轮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已于10月21日~25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这是中美双方在今年7月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双方商定进入实质性谈判后举行的首轮谈判。
据商务部官员透露,中国与美国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仍在继续推进中。
《新闻晨报》11月20日报道称,中国与欧盟的投资协定谈判也将于今日启动。
近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称,达成一个高水平的中欧投资协定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既有利于促进双向投资的增长,有利于发展双向平衡的中欧经贸关系。对于这一重大谈判,中方已经做好了准备。
如果上述谈判能取得成果,则意味着中国政府对外资管理及宏观调控的方式将进行重大变革。
工信部部长苗圩:从六方面促国资国企深入改革
内部制衡机制尚未有效形成,国资监管机构、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理顺。
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定》的面世,国资国企改革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在工信部部长苗圩眼中,改革至今,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相比,国有企业此前积累了一些问题,存在一些弊端,现代企业制度总体上还不完善。其中一点,就包括“企业盲目决策,过度追求规模扩张,带来资产负债率过高等突出问题”。
企业治理结构还不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选项之一。“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任务,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提出,但截至目前,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形势及任务相比,国资国企改革仍面临一些问题。
苗圩认为,截至目前,现代企业制度总体上还不完善。“这主要体现在一些企业盲目决策,过度追求规模扩张,带来资产负债率过高等突出问题。企业治理结构还不完善,规范的董事会建设还处于探索之中。”苗圩直言,内部制衡机制尚未有效形成,国资监管机构、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理顺。
苗圩在署名文章中直言,政企不分、政资不分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存在,应由企业自主决策的事项由政府审批的仍然过多,国资分类监管和考核的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而且,企业经营者缺乏市场化的退出通道,市场化选人用人和激励约束机制没有真正形成,运营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
从垄断行业的角度来看,现代企业制度总体尚不够完善还体现在“准入门槛过高,其他所有制企业公平进入的机制不健全,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尚未形成。一些垄断行业还存在普遍服务缺乏、产品价格高、收入水平过高”等问题。
六方面促深入改革
如何在接下来的改革进程中抓住关键性环节“动刀”,进而促使现代企业制度的真正建立?苗圩从六个方面提出了要求。最基本的思路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完善公司法人制度为基础,以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基本要求”。
在此基础上,首先须理顺出资人、决策人和经营管理人的关系,形成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各负其责、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在致力建设法人治理结构的基础上,还须继续深化股份制公司制改革。推动具备条件的国有大型企业实现整体改制上市或主营业务上市,不具备整体上市条件的要加快股权多元化改革,有必要保持国家独资经营的也要加快公司制改革。
其次,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制改革的角度来看,须尽快完善国有资本合理流动机制,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企业员工持股。
第三个方面,苗圩聚焦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上,透露将继续推动履行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部门与企业脱钩,实现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并健全国家出资企业投资管理、财务管理、产权管理、风险管理等专项管理制度,健全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制度。
在提高企业效率方面,苗圩要求“推动国有企业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推动国有资本向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优势企业集中,并将加大内部资源整合,采取多种方式剥离重组非主业资产。除了上述改革重点,苗圩还对增强企业社会责任等两个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顺着2005年试点的思路往下走,继续做实董事会制度。”一位国资委研究中心人士认为,落实具体改革举措时,应减少国资委干预企业经营决策的行为,尽快让国有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的市场经济主体。
国土部部长姜大明:修物权法 建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
抓紧研究出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条例、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合理调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收益,促进城乡建设用地市场繁荣发展。
每经记者 胡健 实习生 周程程发自北京
11月15日发布的《决定》提出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近日,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在《决定》辅导读本中对此作出解读。他表示,将抓紧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将对违法违规城乡建设用地开展全面清查并制定处理政策;将系统安排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配套措施,包括抓紧研究出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条例、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条例等一系列组合拳。
一系列涉地法律面临修改
姜大明说,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但在实践中,现行征地制度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首先要过 “法律关”——加快推进相关法律法规修改和制度建设。
安徽财经大学合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唐敏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法律规定农村土地所有权为农民集体所有,在现有法律条文下,不能转租,不能入股,使得农民的土地利益被虚化,农民最大的财产不能货币化。
随着征地规模和被征地农民数量的逐年增加,农民诉求难以得到满足时,随之而来的矛盾也日益增多。姜大明直陈,这既与现行法律法规执行不到位有关,也与征地范围过宽、征地补偿标准偏低、安置方式单一、社会保障不足、有效的纠风处理调处和裁决机制缺乏有关。
姜大明就提出,要抓紧修改《物权法》、《国土管理法》《担保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同时加快推进建立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相关制度建设。
“抓紧研究出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条例、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合理调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收益,促进城乡建设用地市场繁荣发展。”姜大明说。
全面清查违法违规用地
建设用地一头牵着征地难题,一头牵着大量的违规用地,中间还有条“18亿亩耕地”的红线。在城镇化进程中,部分地区“抢地”冲动强烈,违规、违法利用土地的问题日益凸显。
对此,一些地方也对违法违规城镇用地展开了清查活动。山东省国土资源厅近日表示,未来3个月,山东省将全面摸清2013年新增建设用地特别是违法违规用地情况,遏制和打击违法违规用地,坚守耕地保护“红线”。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也正在开展整治违法违规用地的活动。
姜大明在《决定》辅导读本中强调,严格对城乡用地市场的管控,是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重要保障。要对现有违法违规城乡建设用地展开全面清查并制定处理政策。
对此,唐敏表示,这实际是在国家层面上释放的信号,给全国各地敲警钟。之前已成事实的违法违纪城乡建设行为,不论时间长短,国家都将一律核查。这也涉及到小产权房不能乱盖乱占的问题。“这对于以后的依法办事是一个积极信号,督促地方城乡建设不断规范。”唐敏说,“预估这对于房地产市场与地方政府也有少许影响。”
具体该从哪些方面落实?姜大明表示,抓紧研究制定不动产登记条例,加强城乡建设用地供应和利用的统计监测和形势分析。切实发挥土地储备对建设用地市场的调控功能,加强新形势下对城乡建设用地违法违规行为的执法监察,加强基层国土资源管理机构和能力建设。
人社部部长尹蔚民:资源共享 合并新农保与城居保
要把现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为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每经记者 李彪 发自北京
《决定》辅导读本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表示,要注重各项制度之间的相互协调,实现不同制度之间的顺利转换衔接。
“实现城乡居民在制度上的公平和公共资源上的共享。”他说,要把现行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整合为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要把现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制度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为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关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的探讨由来已久。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委员、劳动经济学院副院长朱俊生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目前,东部很多发达地区已经实现了这两种保险制度的整合统一,推行的关键之一还是在于地方财政的支持力度。
“三保合一”是发展方向
据了解,目前我国主要存在三项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农合三种,分别由两个部门负责:城镇职工医保和城镇居民医保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主管;新农合由卫生计生部门管理。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对于医保制度的并轨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现行的三项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相对割裂,两套经办机构管理三种医保制度所带来的效率不高、管理资源重复建设等问题突出。
朱俊生认为,新农合制度和城镇居民医保制度应该合并,特别是在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已经逐步淡化了城市和农村户籍,这两种制度的性质也比较类似。
今年3月,国务院下发《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在“减少部门职责交叉和分散”中要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农合的职责等,分别整合由一个部门承担。
《决定》提出,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尹蔚民在《决定》辅导读本的署名文章中指出,要注重各项制度之间的相互协调,实现不同制度之间的顺利转换衔接。
尹蔚民指出,要把现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为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三保合一’是未来发展的方向,第一步将是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的整合。”朱俊生说。
财政投入是制度融合的动力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以大病统筹兼顾小病理赔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采取以政府为主导,以居民个人 (家庭)缴费为主,政府适度补助为辅的筹资方式,按照缴费标准和待遇水平相一致的原则,为城镇居民提供医疗需求的医疗保险制度。
朱俊生认为,两种制度整合统一的最大阻力之一来自于地方财政。他建议,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首先着眼于扩大覆盖面,实现全民基本医疗保障。其次,相对稳定城镇医疗保障水平,提高农村医疗保障水平。待条件成熟以后,逐步实现城镇与农村医疗保障的整合。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珍担心的则是整合统一后的公平问题。她认为,整合后两种医保制度的资金合在一起,实际上,城镇居民医疗需求会高于农村居民,医疗服务价格也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