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未来，新机遇、新红利、新优势具有可能性，但没有必然性，能否变成现实、为我所用，还需要我们用极大的勇气和智慧去创造、追求、利用

　　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  韩文秀

　　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了变化。我们必须抓住新机遇、营造新红利、增创新优势，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质量上达到新的更高水平。

　　什么是新机遇

　　所谓机遇，通常是指某种有利的条件和环境。理解机遇，有两点要把握：一是机遇是多因素造成的客观有利条件，二是机遇有一定的时间限制或有效期。机遇可以被利用，也可能丧失，是否能够抓住机遇是主观的事。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世界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国际产业转移快速推进，加上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内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较低，使我国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这一机遇本质上是加快发展的机遇、数量扩张的机遇，主要体现在，我国通过大量利用外资、兴建各类开发区等，将我国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纳入全球分工体系，不断扩大出口、增加投资，并通过二者之间的相互促进、相互加强，有效地加快了国内经济发展、扩大了我国经济总量，提升了我国出口在国际市场的份额。统计表明，2001年至2010年，我国经济平均增长10.5%，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增长最快的时期，我国经济总量按照美元计算从1.32万亿美元扩大到5.93万亿美元，世界排位从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商品出口在国际上的份额从4.3%上升到10.4%，目前已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在这一过程中，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边际”作用很大，没有出口的“边际”影响，就很难有两位数的经济高速增长。

　　我们同时应当看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发展环境、发展机遇正在发生明显变化，世界经济陷入持续低迷状态，美国、欧盟、日本三大经济体都面临难解之困，针对我国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不断升温，而国内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明显上升，不少行业生产能力过剩，环境容量收缩，一些大项目因为环境污染风险而被动下马。2012年出口增速远低于8%的预期目标，也低于整个经济增长速度。这就形成了一个倒逼机制和外在压力，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种环境和压力在过去是没有的，可以看作是我国发展面临的新机遇。

　　什么是新红利

　　红利可以视为战略机遇期的构成要素，是用另一种话语体系来阐释发展的有利条件。过去10多年我国发展面临许多红利叠加的独有态势。一是以劳动力近于无限供给为主要特征的人口红利；二是以资本跨国流动和国际产业分工调整突飞猛进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红利；三是以土地、石油、矿产等的充裕供给、价格低廉为主要特征的资源红利；四是以美国陷入反恐战争而我国周边相对安定为主要特征的和平红利。五是以分税制、取消农业税所激发的地方和企业积极性为重要特征的制度红利。可以说，国内、国际两方面有利因素和红利效应形成了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这些因素还在很大程度上继续存在，但也正发生一些明显变化。一是人口红利正在弱化，招工难在一些地区出现，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正在明显减退。需要指出，工资成本不能和发达国家比较，而是要和越南、印度等周边国家比较。二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出现“逆全球化”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现象，这些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化的基本趋势和国际产业分工的基本格局，但对我国的影响还是存在的。同时，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压力、减少碳排放的压力、承担更多国际义务的压力，将长期存在。三是国内资源环境约束已经接近或达到某种临界点，环境群体性事件时而出现，能源资源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也接近或达到某种临界点，如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50%、铜和铁矿石超过60%，煤炭从出口变为大量进口等。四是美国在反恐战争告一段落后在军事、外交上“重返亚洲”，搅乱了和平安定的周边环境，对我遏制的一面明显上升。五是分税制、汇率、收入分配制度等制度因素中刺激效率、推动增长的效应递减，体制弊端缺陷及其掣肘发展的一面逐步显现。

　　那么，能否将“旧红利”转化为“新红利”，更新和延长战略机遇期呢？这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选择，但其中存在不确定性。所谓创造“新红利”，一是创造新人口红利，即在劳动人口比重下降的情况下提高劳动大军的素质，这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方向，也是各国的经验。但要看到，目前农民工是产业工人的主体，而69%的农民工没有受到过农业或非农就业培训。新一代农民工的劳动时间和吃苦耐劳程度均比不上老一代。提高劳动参与率也是一个途径，而最近的调查显示许多人不愿意延长退休年龄。二是创造新资源优势，即通过新的科技革命来创造新的资源，如通过海水淡化、新能源推广等，有可能获得新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这的确显示了深厚的潜力和光明的前景，但这方面越是从长远看越乐观，越是从近期看越有局限性，特别是对未来五到十年的前景判断更应当谨慎乐观。三是创造新制度红利，即通过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如消除垄断和不合理行政干预等体制障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方面潜力很大，可以说没有止境。但要看到，当前改革的阻力和难度在增大，对既得利益格局的调整可能对促进公平的效应更大、对刺激效率的作用相对较弱。

　　可以看出，创造新红利与以往旧红利相比，有两点重要区别：一是主观客观的差别。旧红利都是客观因素，你可能没有抓住机遇或没有用好机遇，但机遇现实地、确定地存在，而新红利需要通过我们的主观努力去创造和争取，能在多大程度上达到目的，有不确定性。二是增减速度的差别。旧红利消失的速度较快，而新红利创造生成的速度可能相对滞后，例如最低工资每年提高20%左右，但职工素质技能不可能短时间大幅提高，科技革命及其产业化的速度也不可能如此之快，在这种情况下，竞争优势就可能总体弱化。

　　什么是新优势

　　多年来，我国经济的竞争优势，最集中最鲜明地体现在产品价格优势上，我国的产品纵横四海，打遍天下无敌手。物美价廉是生产的各种要素和各个环节成本费用低的结果。现在，传统的比较优势正在迅速消失，我们需要培育新的竞争优势，未来的新优势至少包括两个：

　　一是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竞争新优势。这需要我们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等。我们注意到，中国的专利授权量已名列世界前茅，每年毕业的理工科大学生和培养的工程师数量世界第一，发表的科技论文也很多，这使我们看到了形成竞争新优势的希望。当然，在这些方面也还要解决数量多、质量低的问题。

　　二是国内市场空间大的优势。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扩大内需政策见效、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人口老龄化、年轻一代消费储蓄观念的变化，我国市场规模将进一步位居世界前列。但如果国内生产没有实现转型升级、缺乏产品品质保障，则国内市场份额可能被进口产品替代，如高档奶粉、箱包那样，这意味着稀缺的市场资源和优势虽然存在，但不能保证被国内企业所充分利用。

　　新机遇、新红利、新优势是相互联系的，本质上是相通的，甚至是一回事。展望未来，新机遇、新红利、新优势具有可能性，但没有必然性，能否变成现实、为我所用，还需要我们用极大的勇气和智慧去创造、追求、利用。对此，我们既要有高度的自觉，也应有高度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