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

　　文/《中国外汇》记者 韩英彤

　　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走出去”对中国民营企业颇具诱惑力。中国国内经济增长趋缓，需求增长放缓；同时，海外发达经济体投资较弱，而新兴地区则成本低，竞争少。这给民营企业带来了“走出去”的良好时机。就此，本刊记者专访了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他认为，民营企业“走出去”要坚持共享包容性发展、平衡性发展、可持续发展，要用行动和事实证明我们不是逐利型的、掠夺性的新殖民主义，而是具有社会责任和共享发展的“中国资本”和“中国企业”。

　　C=《中国外汇》 Z=张燕生

　　C：从国家的战略角度上讲，民营企业“走出去”有哪些重要意义？我国应该如何助推民营企业“走出去”？

　　Z：2001年，国家在“十五”规划中首次提出了“走出去”战略，开始了由“引进来”向“走出去”的战略转变。2011年，“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尤其提出要“按照市场导向和企业自主决策原则，引导各类所有制企业有序开展境外投资合作”，更是鼓励民营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这反映了国家对外开放已开始从鼓励出口和“引进来”，进入到出口和进口并重、“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新阶段。

　　在国家战略的引导下，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重点逐步从“十五”时期发展境外加工贸易和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转变为“十一五”时期的促进原产地多元化和参与境外基础设施建设；再转变为“十二五”时期的创建国际化营销网络、品牌，重视当地民生和履行社会责任。

　　但民营企业“走出去”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是资本“走出去”、劳动力“走出去”还是技术“走出去”？换回来的是能源和资源、市场和渠道还是长期合作伙伴？企业对外投资的模式是“逐利型”的、“共享型”的还是“绿色型”的？这些都决定着我们将用什么模式融入世界和世界用什么方式接受中国等。

　　为此，国家在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时候，要进一步完善更具指导性的战略鼓励，制定更具操作性的规则和标准制度要求，营造更具市场化的投融资、技术和银企合作的环境，提供更具政策支持性的国家风险评估提示和相关信息，并在外汇和金融便利、教育和培训安排、项目前期投入的资金支持等方面，辅以配套措施。

　　C：从宏观层面观察，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取得了那些发展？其中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又处于怎样一种格局？

　　Z：从2001年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掀起了一轮热潮。200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仅为27亿美元，累积的投资存量为299亿美元；而到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规模达到688亿美元，存量达到3172亿美元。尤其在“十一五”期间(2006年至2010年)，中国境外直接投资(含金融)总计2200亿美元，是“十五”期间的7倍多，年均增长40.8%；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分别累计2971亿美元和380亿美元，是“十五”期间的4倍和2倍多，年均增长率分别是33.4%和13.2%。2010年，我国在177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企业1.3万家；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累计完成营业额5092亿美元，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543万人。其中，民营企业“走出去”是整个国家“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体之一。

　　民营企业“走出去”的主要包括以下类型：一是有明显比较优势并成功转化为竞争优势行业的民营企业。如家电、轻纺和成衣、食品加工和轻工业产品、一些质量价格比有明显优势的机电产品等。这些行业的民营企业市场化、国际化、规模化程度都比较高，成为“走出去”的排头兵。尤其面对国内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和国内市场逐步饱和，这些企业开始通过对外投资把国内的生产能力、原材料及零部件带到国外市场，形成跨国经营的供应链和产品增值链。二是国家对外依存度较高、国内需求旺盛的产品的生产行业诱导更多的民营企业“走出去”。由于国内能源、资源的需求增长强劲，带动中国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建设境外资源、能源的长期供应地，如油气、矿产、木材及纸浆等的生产基地。三是具有一定技术研发和创新能力的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如华为、联想、TCL(微博)等企业。这些民营企业以国际竞争优势为基础，通过对外投资，使其产品增值链的关键环节，如资讯、研发和设计体系，销售和服务维修体系，生产和加工制造基地等，能够实现全球配置。这些企业正在成长为中国的跨国公司集团。四是从事贸易、综合物流和供应链管理、分销和售后服务、资讯和咨询等服务型民营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实现跨境服务的“商业存在”。

　　C：近些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支持民营企业“走出去”方面主要予以了哪些政策支持？

　　Z：2004年7月，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了项目审批制度，对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并区别不同情况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同时，明确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部门核准、备案的有关规定及权限。

　　2011年9月，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关于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发展的指导意见》，探索在海外建设科技型产业园区和设立海外研发中心，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国外研究机构、产业集群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2012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快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指导意见的通知》，提出要加强对“走出去”的宏观指导，包括：适时出台针对新形势的指导性文件，实现政策促进、服务保障和风险控制的系统化和制度化；完善对外投资、承包工程的产业导向和国别指导政策，指导企业提高“走出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高对外投资、承包工程的舆情监测和应对能力，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健全对外投资、承包工程的风险防控和监管机制，加强境外中资企业和境外国有资产管理；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推进对外投资便利化，减少政府核准的范围和环节，加强动态监测和事后监管。该通知还提出，要提升为“走出去”服务的水平，包括：发挥行业协会和境外中资企业商会的作用，引导企业加强对外投资、承包工程的协调合作，避免无序竞争和恶意竞争；引导企业在境外依法合规经营，注重环境资源保护，加速与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融合，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完善相关信息共享系统、多双边投资合作促进机制等载体平台建设，扶持本土投资银行、法律、会计和评估等中介机构的发展，切实发挥中介机构的专业化咨询、权益保障等作用。这些措施都有利于民营企业更好地“走出去”。

　　C：2012年6月29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等13个部委联合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开展境外投资的实施意见》。您如何解读该文件？

　　Z：2012年6月，国家13个相关部委出台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开展境外投资的实施意见》，从五个方面提出了鼓励和引导性措施：一是宏观指导，包括加强规划指导和统筹协调，做好境外投资的投向引导，促进企业提高自主决策水平，指导民营企业规范境外经营行为等；二是政策支持，包括落实和完善财税支持政策，加大金融保险支持力度，深化海关通关制度改革等；三是规范管理，包括健全有关境外投资的法规制度，简化和改善境外投资管理，改进和完善外汇管理政策等；四是服务保障，包括健全多双边投资保障机制，提高境外投资通关服务水平，全面提升信息和中介等服务，引导民营企业实施商标国际化战略等；五是保障安全，包括健全境外企业管理机制，完善重大风险防范机制，强化境外人员和财产安全保障等。

　　C：通常来说，民营企业较为弱势，出海也存在一定的盲区。您对民营企业“走出去”有哪些具体建议？

　　Z：从一些地方调研的情况看，东道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业、社区和学者普遍认为，中国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对大家都是机遇，对促进东道国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增加其就业和税收都有积极作用。同样，中国扩大进口的政策，近年来也正成为拉动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将增进中国与东道国当地城乡、区域和产业之间的广泛合作，而且也为当地民众带来了发展的机会。但是，在调研中，也有一些NGO成员表示，中国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对当地生态环境、资源能源和社区发展构成了威胁，尤其是对东道国的社会、文化以及传统农业部门会带来影响。虽然我们在实地考察时发现中国大企业对社会责任还是相当重视的；但如何做好中国民营企业与当地社区、民众之间的经常性沟通工作，如何统筹中国直接投资与当地受益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改善中国民营企业在当地的形象，仍应引起中国政府、民营企业和社会的高度重视。

　　民营企业对外投资最应引起重视的问题就是企业对东道国的社会责任。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民营企业“走出去”应坚持共享绿色发展。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重点之一，是合作开发境外的能源和资源。在资源和能源开发过程中，投资企业要逐步形成共同的促进绿色转型的“中国标准”，承担起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国责任”，树立起有当地民众参与并共享的“中国形象”。二是民营企业“走出去”要坚持共享包容性发展。我国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当前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就是要用行动和事实证明我们不是逐利型的、掠夺性的新殖民主义，而是具有社会责任和共享发展的“中国资本”和“中国企业”。三是民营企业“走出去”要坚持共享平衡性发展。在调查研究中发现，我国一些民营企业在新兴市场上的对外投资，与当地的中小企业存在着恶性竞争关系，有时会不顾一切地争抢当地低素质就业岗位，损害了当地弱势人群的切身利益，从而引起当地同行竞争的企业、民众和社会组织的强烈反感和排斥。因此，民营企业如何承担起“走出去”的社会责任，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

　　C：民营企业普遍存在融资难的问题。您认为，如何寻找金融支持与民营企业发展的最佳契合点？

　　Z：首先，鼓励有条件的民营企业把产品价值链、供应链、资本链延伸扩展到境外，在海外建立加工组装基地，同时构建企业的境外分销、售后服务和全球维修体系，全球综合物流和供应链管理体系，研发、设计及创新中心，境外能源和资源储备和供应保障体系等。

　　其次，逐步放松资本输出管制，推动“私人资本流出”，“盘活资本存量、转变资本增量、重视跨国并购、提高股权投资”。要制定不同阶段鼓励民营企业对外的战略，逐步将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结构调整到一个合理、有效的新水平和高层次上来。

　　再次，加快推动产能“走出去”、渠道“走出去”、银行“走出去”、人民币“走出去”、售后服务和全球维修“走出去”、综合运输“走出去”、研发设计“走出去”。为此，应统筹协调好我国民营企业“走出去”的行业和投资地选择、人才培养以及海外投资风险管理体系的建立；同时，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营跨国公司集团，提升“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综合运作能力，为多元化创造新的出口需求潜力和提供必备的物质和技术条件。

　　最后，鼓励政策性金融“走出去”，通过货币互换、人民币优惠贷款、出口信贷、对外人民币援助等方式，拓展民营企业“走出去”的融资来源和渠道；同时，试点以人民币贷款扩大中国技术设备、日用消费品和劳务的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