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医改方案何以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吸收了一些市场化改革的建议？各方均在猜测此举的用意。

　　前述地方大型药企董事长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很显然，由金融危机造成的内需不振等因素，已经压倒了部门利益因素。

　　“去年中国全年的GDP总额30万亿，但居民储蓄却有45万亿。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就要从这45万亿着手。如果不有效解决医疗、就业、教育、住房这四大后顾之忧，老百姓如何肯把储蓄放出来”？

　　但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这种转向，可能还有其他现实原因。

　　不久前，王锦霞和于明德等人，曾经与财政部副部长王军有过一次讨论。王军透露，在8500亿的医改大盘子中，卫生系统希望8500亿元为“增加”部分，财政部门则希望8500亿是“总计”。“之前已经每年补1000多亿，再‘增加’8500亿有些说不过去”。王军说。

　　就在围绕8500亿的医改投入讨价还价之时，财政部提出，按照全国药品销售总收入的15%给予公立医疗机构补贴。这笔账，按照王锦霞的计算，是2007年全国药品销售总收入4038亿×15%=606亿。但卫生部却认为补贴应该达到42%，总额累计约为1700亿。

　　按照王军的说法，如果财政的钱花得有效率，就需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导不同机构竞争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财政大幅补贴的不可能也使得卫生系统的管办分开以及公立医院的改制步伐加快。《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中，出现了“要积极稳妥地把部分公立医院转制为民营医疗机构。制定公立医院转制改革措施，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和职工合法权益”字样。前述地方药企老板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此轮公立医院转制的比例，可能将占到公立医院总量的40%，“我已经通过风投准备好了资金，等着开闸放水，我就收购医院，完成自己的医药集团梦想”。

　　今年1月初，北京市主管医改的副市长丁向阳在公立医院转制、废止收支两条线等问题上向一位学者问计。该学者对前者没有意见，但对后者——建议卫生主管部门对于基层医院的收支两条线和医保预付制同时试点，用事实来分清两种模式的好坏。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北京市新一轮公立医院转制即将展开，比例约在30%左右。

　　除了财政方面的考虑，来自相关部门的不同声音，也被认为是加快管办分离的一个因素。在今年两会上，3月6日，在全国政协分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黄洁夫发言说：“如果医院都实施收支两条线，那则意味着回到上世纪70年代。如果全部医院都按收支两条线走，死路一条。”这次发言内容，与此前卫生部其他官员的发言，明显并不一致。

　　卫生部内部意见的不统一，也折射出医改博弈的复杂性，关于市场化还是计划的争论，即使到目前为止，也远未结束。2009年新医改方案显示，未来数年之内，仍然是多种体系并存。新医改方案提出，要“探索实行收支两条线、公共卫生、医疗保障经费总额预付等多种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

　　不同利益集团在本轮医改方案出炉之前达成的妥协远不止这一处。新医改方案中还出现了“药房托管”字样——在王锦霞看来，药房托管只是动了医院的那42%的奶酪，利益转向了大型医药企业怀中。至于卫生主管部门、药品定价部门、医生灰色收入的奶酪并未被动摇。

　　尽管也是中国医药商业协会会员，但前述地方药企负责人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却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药品零差率没有错，药房托管也没有错。零差率是第一步，托管是第二步，斩断了医疗机构和药品的联系，至于斩断医生与药品回扣的联系，则是未来的第三步。”

　　“起码我们可以活下来了”，前述北京药品流通企业老板说，“医改方案中的‘基本药物全部使用’条款已经被‘全部配备’代替，定价权也交给了省级人民政府，这起码是一种权力下放的思路，比权力集中要好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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