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民企：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和外企的双重危机体验相比，民营企业在金融危机中也有着较强两面性表现。这在民营经济主导的浙江表现得尤为明显。

　　仅就外贸数据而言，浙江着实让“兄弟省份”羡慕不已。

　　2009年1月，全国外贸出现历史罕见的大滑坡，全国进出口负增长29%。其中，广东、江苏和上海的进出口总额分别下降31.1%、32.2%和29.5%，而浙江仅下滑17.4%，其进出口额衰退远慢于全国平均水平。

　　2008年，在商务部喊出“进出口增长15%是底线”的目标时，长、珠三角外贸大省中只有浙江以19.4%的全年增长实现。相比之下，2008年广东、江苏、上海进出口增幅分别仅为7.7%、12.2%、13.9%。

　　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浙江省外经贸厅厅长金永辉将浙江外贸的相对稳定归结为“浙江民营经济的活力、先进制造业的活力、块状经济的活力都还在，制度的优势仍然明显。”

　　金永辉列举了一组数据证明这一结论：2008年全年，民营企业在浙江出口中的比重已经提高至51.5%，比2007年度提高了3.3个百分点——而在2001年入市前后，浙江出口中民企所占比重还只有百分之十几。目前，浙江已经成为了民营企业出口最多的省份。

　　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

　　金融危机爆发前后，浙江出现了一定范围内的企业倒闭潮现象，各地有关老板“跑路”的消息不断传出。根据浙江省工商局发布的最新民企生存状况报告，2008年共有2.2万家浙江民企注销，死亡数创下6年来最高。

　　在经历了华联三鑫的期货巨亏事件、绍兴纺织巨头的关联担保案和温州高利贷逼债风潮之后，浙江经济社会的稳定带受到不小的挑战，当地媒体上充斥着浙江老板自杀、逃跑的报道。而飞跃这样的行业巨头的轰然倒下对当地经济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

　　目前，在浙江的出口结构中，高新技术产品占比仅为6.87%，机电产品占比仅为44.12%。而江苏分别为43.8%和74.4%。与此同时，浙江纺织服装出口占比高达27.39%。

　　相比之下，苏南以外企为主的经济结构表现出了更强的抗风险能力。

　　“昆山台商的资金自有率很高，这是他们抗风险能力强的一个重要原因。”厦门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教授李非分析道，台湾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台湾企业常常将自己在台湾的家当拿来投资，借贷很少，财务杠杆运用也不多。

　　此外，台商已经经历过多次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应对危机相对成熟。相比起浙江的民营企业和广东的低端加工企业，以代工为主的昆山台商的坏账很少，资金周转率较高，这让他们能够坚持更长时间。

　　因此，在昆山的台商聚集区，虽然裁员减产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但企业大面积倒闭的现象，则并未出现。

　　然而，浙江国际贸易研究中心主任张汉东认为，浙江几乎所有企业的倒闭都可以归结到一点：资金链断裂，而这与外需市场的不振其实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些企业倒闭并不是简单因为没有订单，而是国家宏观政策的紧缩。”张汉东说。

　　“历次宏观调控，浙江的民营企业都是受伤害最深的群体。”张汉东表示，虽然企业倒闭有企业自身的原因，但“很大程度上是政策的原因”。2007年底开始的那轮宏观调控过于密集，没有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而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历来都是国家信贷紧缩的最大受害者。

　　浙江大学国际贸易系副主任黄先海则指出，浙江民营企业素来就有小、散的特点，其抗风险能力自然有限。“然而，许多浙江民企只是暂时停业，在经济恢复的时候，企业又很快冒出来，这本身就可以理解为一种抗风险的能力。”黄先海说。

　　黄先海同时指出，虽然有部分浙江民企倒闭，但民企在本次金融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活力也是不容忽视的，

　　例如，浙江民企所拥有的渠道优势便是其抗击金融危机的重要秘诀。

　　仅在迪拜，就活跃着近万名浙江商人。而素以闯劲闻名的温州商人更是活跃在拉美、非洲、中东、东欧各地。黄先海强调，这些商人大多以贸易为导向，四处兜售浙江商品，手法灵活，进退有据。

　　事实证明，在开拓新兴市场方面，这些灵活的营销网络是十分奏效的。2008年，浙江对拉美、非洲、大洋洲等新兴市场的出口增速保持在40%以上。对俄罗斯、伊朗和印度等国家的出口则超过了50%。

　　反映在出口目的地上，欧美发达国家在浙江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进一步下降，这分散了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

　　此外，浙江企业的海外投资与并购也增长较快，增速在全国占据第一的位置。雅戈尔、万向、钱江摩托等都在海外并购了一定数量的企业。这些海外资产都与国内母公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原材料、半成品、零部件等由国内输出，有效撬动了外贸出口的增长。

　　浙江嘉利科长期在非洲开拓采矿业务的副总经理徐天江告诉记者，浙江省建行针对在非洲发展的中国企业开发了多项新产品，效果非常显著。

　　“浙江省建行的人会三天两头的上门了解我们走出去的企业的需求，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没有他们，我们许多生意根本就做不成。”徐天江表示。

　　在广东，以华为和中兴为代表的民营高科技企业在新兴市场的崛起和迅速扩张的活力也同样不容忽视。

　　刚被派到尼日利亚公干半年的，负责“广东-尼日利亚经济合作区”建设的王海东对记者感慨，“在当地的通讯市场上，华为和中兴占绝对的优势。”

　　根据华为的数据，凭着高性价比和较优的质量，华为在非洲市场的份额高达44%。市场研究公司EJL Wireless Research的报告显示，由于2008年基站的需求仍然主要集中在亚太和非洲地区，因此仅在2008年第三季度，全球就有69%的基站合同为来自中国的原始设备制造商所掌控。根据华为的预计，2009年该公司合同销售额将达到300亿美元。

　　“虽然华为和中兴尚未大规模突破欧美主流市场，但在新兴市场，华为和中兴已明显拥有较大优势。”王海东表示。

　　相比之下，苏南工业制品的销售渠道则处处受制于外商，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在美国、欧盟及日本等发达国家。在欧美人腰包日渐缩水的时候，江苏的进出口贸易额下降较快。

　　广东南海人的漂亮转身

　　广东在这轮危机中，民企和外企处境迥异。

　　在广东经济四小龙中，以南海受的影响相对最小。

　　2008年南海GDP保持了16.5%的增长，远高于10.1%的全省平均水平。与珠三角其他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显得被动的城市相比，南海对其后续发展力量显得底气十足。

　　而这其中，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混合，起到了重要作用。

　　南海的传统的产业结构以民营经济为主——这种传统制造业在金融危机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本报记者获得的一份来自南海区政府最新的调研报告显示，2008年南海关闭企业2000多户。

　　南海政策研究室主任谢晓云对记者解释，“这些深受金融危机影响的中小企业大多属于南海传统产业的企业，多为资金力量较薄弱的民营企业。”

　　不过，外资主导的先进制造业的引入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危机的影响。

　　“代表南海新发展方向的新产业为南海带来的经济效益非常高，他们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受影响不大，也带动为其配套的企业抗风险能力的提高。”谢晓云说。

　　谢所说的新产业，是指两年前南海开始进行产业规划和调整，在限制和淘汰一批高污染、高能耗传统产业的同时，引进台湾奇美、本田变速器，并将广东高端的金融后台服务业搬进南海。

　　“单奇美电子的进驻，就可以带动起出一条千亿元的产业链条。”南海区发改局副局长吴以焯表示。

　　但值得注意的是，外资引入的产业是南海自己定位的发展新方向，而传统的民营经济仍然主要活跃于传统产业。外资的引入，并不意味着南海最具代表性的民营经济的淡出，“内外资几乎不构成竞争关系。” 相反，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混合，南海的经济结构显得更为全面。

　　“南海是这一轮金融危机下，珠三角受影响较小的制造业集中地，”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副教授毛艳华认为，“这一定程度上也给珠三角其他城市在今后发展的方向上提供了实践经验。”

　　毛艳华说，“以民营经济起家的南海，由于技术和资金的缺乏，导致其后继发展力量严重不足。南海此前的以民营企业为主的‘专业镇’也逐渐衰败。事实上，南海在这些年来，发展速度一直比东莞逊色。”

　　“但南海引进多个优质、大型、产业链条长的高端制造业项目后，在增强了其后发力量的同时，特别在这次危机中，显示出其抗风险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毛艳华认为，“此外，这些大型的外资项目落户后，所带来的产业链也可带动当地的民营企业发展。”

　　广东省外经贸厅一名官员分析认为，“这显示，大力吸收外资依然重要，但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优质的、有技术含量的大型项目。通过这些项目的引入带动产业链条的发展。而它与民营企业的竞争关系，可以理解为，如果没有外资的技术引入，民营企业往往也难以在一个产业中有突破的作为。”

　　在这种背景下，广东省向发展大项目倾斜的趋势也在明显加强。2008年，广东省引进世界500强企业新设增资投资总额1000万美元以上项目合同外资金额占全省的67.9%。

　　外资还是民资？互补短板

　　在过去几年间，平衡产业结构成为各个沿海出口大省的当务之急，力求实现外资、民资、国资的有力平衡。而金融危机的爆发明显加速了产业洗牌的步伐。

　　浙江大学国际贸易系副主任黄先海观察道，纵观本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到各省的产业结构在抗风险能力上都存在一定的缺陷，苏南的国际分工，和浙江民营企业的活力，应当有利结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然而，由于对以往模式的严重路径依赖，以及多年的发展惯性，产业调整结构并不像想象中那样简单。

　　有江苏外贸学者跟记者讨论说，“加工贸易即使占出口100%也没有问题”，因为“外资企业不等于外国企业”，只要想办法留住外资，这些企业也同样在为本地创造就业和GDP。

　　这种说法可能忽视了外资企业在独立性上的天然缺憾——浙江国际贸易研究中心主任张汉东表示，跨国公司基于全球战略调整，很难照顾到中国境内子公司的利益。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外资企业的销售渠道牢牢控制在跨国公司的手中，在金融危机到来时，对新兴市场等地的开拓缺乏自主性，这也是江苏、广东的外贸进出口迅速下跌的重要原因。

　　对于江苏来说，并不是每个市都具有发展加工贸易的比较优势。即使在苏南内部，各地在开放经济上的差距也已越拉越大。

　　目前，苏州的进出口规模已经是无锡的4倍，而常州、镇江和苏州的差距就更明显了。“苏锡无常”很可能正在演变为苏州独大——事实上，苏州一个市的外贸规模就占到了江苏全省的近60%。这显然是江苏所不愿看到的。

　　在苏州各县市区的新年工作规划中，无一例外地将招商引资再次列为重中之重。只不过，招商引资的重心已由原来的制造业转向服务外包领域。

　　然而，苏南提出鼓励民企发展已经有些年份，但在强势的外资挤压下，苏南的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仍然相当有限。

　　苏州市外经贸局刚刚进行的一次名为《苏州内外资企业之间产品配套协作状况的调查》指出，在苏州产业结构中举足轻重的IT产业中，外资企业形成了“候鸟集群”式的产业布局，并有明显的“联盟化”趋势。这其中又以注重上、中、下游产业的联合行动的台资企业最为典型。

　　例如生产显示器、扫描仪的出口大户台资佳世达电通公司，其在苏州的协作配套企业多达上千家，但大多数都是原来就有协作关系的台资企业，为其做配套的内资企业还不到10%。此外，内资企业的配套产品仍然是一些技术要求和附加值较低的低端产品，或者只是提供包装、易耗材料等外围产品。在一些技术含量较高、利润较高的中间产品配套上，内资企业很难分到一杯羹。

　　和长三角一样，广东的外贸结构调整脚步正在加快。2008年，该省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分别增长12%和11.5%，占全省出口的比重上升到70.2%和36.8%，比上年分别提高1.6个和2个百分点。其中，中兴、华为等大型企业出口超10亿美元，均增长四成左右。

　　2008年末，外贸系统内曾有对当时加工贸易的瓶颈尤为突出的问题发出过讨论。

　　广东外贸系统中有一种声音认为，应以一般贸易补缺丢失的加工贸易，以增加地方经济的抗风险能力；但另一种声音则认为，珠三角加工贸易为主的产业结构的形成是个漫长的过程，同时，一般贸易并不见得就适合广东本身。

　　“广东如果要大力转向发展一般贸易，除了固有的困难外，也不符合广东省的产业发展趋势和国际发展形势。”广东省外经贸厅一位官员透露。

　　在浙江，对民营企业过于迷恋的痕迹同样相当明显。在入市之后，外资企业在浙江外贸中所占比例一直维持在30%上下。

　　而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上，浙江依旧明显落后于苏南等地。2008年浙江直接投资合同外资为178.2亿美元，同比下降12.6%，而上海和江苏分别增长15.1%和14.7%。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浙江多年的民营经济高速发展已经对外资形成了一定的挤出效应。例如，在杭州、温州等地，由于民营经济高度发达，其土地成本甚至有赶超上海的趋势——目前，杭州和温州的住房均价和工业用地都已经十分逼近上海。

　　这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削弱了浙江吸引外资的优势。

　　有学者更是进一步提出，国内应该早日破除本土企业、外资企业的分法，打破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边界。

　　“我并不赞同外资企业、本土企业的分法。我们不能歧视外资，如果脑子里还在分外资企业、本国企业，这就不能算做一个开放型经济的观点。”南京大学国际贸易系主任张二震指出。

　　但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如何让他们在产业链上水乳交融，如何让他们互补短板，进而做到混搭呢？

　　(本报记者孙小林、李芃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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