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港澳好榜样，广东要给百姓发红包

　　广东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也想给百姓发红包。

　　话说东莞乃富庶之地，有户籍人口170万人，但常住人口却有800万人，多是外地打工者。2008年4月30日，刘书记在“新产业新东莞”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表示，最近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向居民派送红利的做法触动了他，“我看到这个消息后，初步有个念头，在我们财政可以负担的情况下，也向市民发点钱，以抵消CPI高速增长的影响。”刘书记还表示，发的这些钱可以叫做“临时生活补贴”。

　　刘书记想要学习的好榜样是中国的香港和澳门，是东莞的邻居。

　　同东莞一样，香港也遭遇了物价上涨之苦。2008年1月16日，香港立法会议员提交应付通胀议案，要求政府让利。很快香港政府财政司便回应：调低个人所得税额，对房屋业主免去两个季度的部分税项，给低收入阶层提供幼儿园学券等。据说，这些退税款项达到700亿港元。

　　澳门政府是另一种做法，决定拿出超过20亿元的财政盈余给居民派发红利，永久居民可得5000澳元，非永久居民3000澳元。

　　刘书记没有提到美国，美国也在退税。2008年1月24日，布什总统与国会领导人就一项家庭税收减免和商业刺激计划达成一致，这是共和党的布什政府与民主党领导的国会的罕见合作，退税总额近1100亿美元。4月25日，布什政府突然宣布提前发放这笔退税款项。一般而言，个人最多可获600美元退税。

　　想法是好的，但钱从哪里来？钱如何分下去？

　　香港和澳门的钱，据说是因为没留神政府收多了，要返还给社会，而中国内地却没有这种说法。比如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超过预算至少7000亿元，这些钱应该返还社会吗？返还多少？因没有先例，刘书记也只能笼统地说“财政可以负担的情况下”。

　　因此，刘书记的做法是个人行为，并没有形成制度。如果换了书记，这事就可能后无来者了。

　　要将刘书记的念头落到实处，接下来就是如何分配。比照澳门，有户籍的就是永久居民？没有户籍的就是非永久居民？有户籍的东莞人可能跑到洛杉矶买房长住了，而没有户籍的外地民工却可能决心在东莞安家了—这如何甄别？至于依香港、美国榜样退税，那将更为繁杂，牵扯更多方面的利益。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又被提起，几经试探无果

　　国民如何才能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在全国全力保增长热潮中，这是一个越来越难以回避的问题。

　　一方面是各级政府部门不断推出堪称跃进的庞大刺激方案，但另一方面，每当事关国民实际收益的政策调整，无论社保差额的补足，个税起征点的提高，却总是困难重重，不好推动。30年来，国民为中国经济增长付出了不小代价，许多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待业学生，因为分配不合理而沦为中低收入的人群，他们应该在沉默中自我承担代价？

　　解决就业，需要政府大型项目建设投资，更需要社会自发创业与市场机会扩充。如果不能大幅放宽行业进入限制，不鼓励更多有实力、有愿望的人投资创业，猛增的失业人口将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抵触和财富分化的仇视。执政思路的转变，政府权力的约束，体制机制的突围，收入分配的优化，这不只是政府是否与民争利的事，而是关系中国改革发展的根本目的，关系国家强盛和国民富裕的合理逻辑。

　　日本的例子每每被提起。

　　1960年代的日本，同样是经济高速增长二三十年后，进入一个产业瓶颈阶段；同样面临产能过剩、内需不足、失业压力增大的困境；同样面临着国际资源价格暴涨和本币升值压力；同样是人均GDP达到了2000美元，向消费型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但日本做出了与今日中国不同的路径选择—出台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日本政府明确承诺，政府公共开支每年增加25%，每年在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上共减税1000亿日元。这项政策开创了日本的黄金十年，引发了日本国内的一场消费革命。到1967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提前翻一番，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中国则相反。中国在经历了近30年经济高速发展后，经济总量排行全球第四，但中国劳动力的成本仍然只有发达国家的2%至3%。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发布的数据，1990年至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至41.4%，下降了12%，比1978年下降了21.9个百分点。

　　此前，广东省试图模仿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出了“工资收入倍增”计划，但受到极大争议，现在正面临失败的可能。中央政府也早在三四年前就提出了调节收入分配、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出台新劳动法等措施，但由于政出多门，没有统一规划和具体目标，收效甚微。

　　今天，为什么中国经济连续二三十年增长10%以上，但中国没有能够启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什么贫富差距问题严重？为什么老百姓仍然高储蓄低消费，让政府替自己花钱？

　　【争论·最大的风险是体制复归】

　　前一刻，日照钢铁的掌门人杜双华列为首富榜次席；后一刻，这家民营钢铁巨头却面临被山东钢铁集团吞并的可能。这是“国进民退”的新例。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2008年最大的风险之一就是体制复归风险。在1997年之前，政府主导下的东亚经济取得了高速发展，“四小龙”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经济腾飞的样板。但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也会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在GDP增长迅速、经济状况较好时，这些弊端往往被隐藏起来，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把这些矛盾暴露了出来。自1979年以来，中国体制转轨先是中央“放权让利”，再是多种经济成分迅速发展，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10年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经济干预程度不断强化，这客观上使得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受限。体制复归呈现两个方面，一是财政收支规模的扩张逐渐加快，产生“国富民穷”之感；二是政府的经济管理力度加大，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行政性都有所增强，发改委及其职能空前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