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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重视提高消费的增量
同时，研究工作非常有意思，我们所重视的问题，现在应该说是边际消费效应和边际消费倾向。也就是说，从政策的角度来讲，我们最重视的是什么呢？就是当前要提高消费，我们是提高消费的增量，而不是说马上要对存量发生一种变化。那么，怎么提高消费的增量呢？在特定的收入函项，希望你挣了钱以后，你的消费倾向可以高一些。新拿到了100元钱，你是花70元钱、75元钱，还是花90元钱？我们说中国由于有传统的储蓄的习惯，这是非常复杂的因素，这中间可能包括了文化、家庭，包括是不是有封建社会遗留下来很多的东西，也有人这么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因素。但是，总体来讲，边际消费倾向，是家庭边际消费倾向的70%到75%左右，也就是说新挣的100元钱，大概有70%到75%，最典型的是75%左右是用于消费了，其他的25%用于储蓄和投资了。
再有一个是边际效应，也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提供消费有更大的边际效应，使得它能够吸引收入，能够提高边际消费倾向？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需要注意的一条，就是说可能小康社会和温饱以前的消费社会是非常不一样的。温饱以前来讲，基本吃穿住行是比较强的，替代效应是比较少的，你不可能用住房、取暖去替代你每天需要吃的粮食、基本食品，这都是没有的。但是，进入小康以后，这些东西都在发生变化。
同时，我们也可以说，拿横向比较来看，特别是美国它也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现象。它现在要扩大消费，但是他们是丰裕社会，这个词是咱们制度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专门学的一本书，说人的吃、穿、住、行都满足了，中国有的人家要房子有房子、要车有车，他已经什么都有了，那么你还需要什么？这既是经济关心的问题，我们经济学家同样也关心这些问题。
那么，从消费倾向来讲也有一个问题，我们会想象可能低收入的边际消费者倾向会高，高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会低。我们专门让我们的统计部门做了一项研究，应该说这个研究的界限可能在温饱的脱贫的阶段画线。中国从数据上看，5%左右的贫困人口确实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超过了90%，也就是拿到钱需要花的，因为他肚子还没有吃饱，但是缺的也比较多。那么，在这5%以上，其中包括了农民阶层，就是贫困的农民，边际消费倾向也在75%左右。那么，城市人口的中产阶级和富裕人口，大体也在75%。也就是说，事情往往在定量或者是深入研究以后，和你直观的想象并不完全一样。那么，这里面涉及到了消费具体的政策。
那么，这里面如果有一些东西像刚才所说的不那么容易构造定量的函数的话，那么我们这里面可以借助横向、纵向的比较。所以，我们在不同发展阶段介入国际上的比较，也可以对于消费的演变、结构的演变、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效益变化做出一些研究。
刚才提到美国的难题，美国是双赤字、家庭低储蓄、经济结构不平衡，但是短期来讲，要想刺激GDP的增长，它也还在扩大居民的消费。从中国来讲，我们也有我们的难题，我们虽然在总的政策口号上已经非常明确了扩大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但是究竟在哪些方面有扩大的潜力和如何去扩大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以便更好地落实。
刚才所提到的边际消费倾向，是一个问题，也包括了我们要研究一下我们的购买力的分布。我们说消费函数是收入的函数，消费的消费需求是收入的函数，同时，我们又说还不仅是当期收入，还是和它在银行体系的存款总额相关。工信部有不太准确的说话，可能说中国比较富裕的20%左右的人口居民持有银行存款大约80%左右，这样的数字可能有一些个别的抽样调查，还没有普遍的对统计数字加以研究，但是存款实际上可能是在一些中产阶级以上的手里集中比较多，这形成了巨大的购买力。也就是说我们GDP一年30万亿，居民收入可能占60%左右，同时，他还缴一部分的税，还有一部分的储蓄，之后真正花掉的消费占GDP不到40%，因为我刚才所了，中央还有一些公共消费。
那么，购买力的分布，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如果购买力的分布弄清楚了以后，我们就知道扩大消费在每一个不同的组别里面，扩大消费产生的效果如何，对于总的需求拉动的效果如何。
这里面顺便提到了一个争议点，也就是从今年来看，我们国家的零售商品总额是不低的。我们有若干个月份的零售商品总额的同比超过了20%。总的来讲，最近有一些下滑，但是到目前为止可以看到，包括10月份、11月份，零售商品总额同比增长还是超过了20%左右。那么，20%应该是一个很高的数字，虽然我们考虑到今年的物价指数上涨很高，特别是上半年比较高。当然，下半年有明显的减速。全年来讲，假如我们用6%来算，刨掉6%CPI的上涨，零售这一块还是可能增长了13%到14%，这也还是相当大的一个数，是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那么，为什么说消费低呢？
当然从统计上来说，我们说零售商品总额和CPI这两个覆盖的东西是有差距的。但是，也不是差距非常大。在这里面涉及到了两个问题，一方面我们说近年来看零售商品总额历年来增长都是不错的，但是为什么消费比例在GDP中占的比重还是下降的？这是出现了一个解释上的困难。
另外一个解释上的困难，如果说我们今年的投资增长不错，消费增长也不错，出口虽然比去年的增长低了，但是仍在增长。那么，最后你为什么会看到这个结构还在朝着消费下降的趋势变化？那么，这里面必然导致一个我们的GDP统计在生产法的指数上能够平衡。恰恰也是在大约5年以前，国际货币基金我们在这个饭店开了会，研究了支持法平衡的效应问题。也就是作为横等式，你GDP的增长，是消费的增长、投资的增长和进出口增长之和。但是，恰恰我们的支出法上，这三者从来就平衡不了。
所以，也就会出现你看着是消费的增长快于GDP增长，但实际上消费占GDP的比重很有可能下降。那么，这个平衡中间涉及到了若干的技巧问题，也有一些方法论的问题。
因此，我们说我们面对的刚才两大难题，一个是本质上来讲有一个效应函数的表达和量化，使得效应最大化的表达出现了很大困难。再有，我说效应这个题目，有很大的攀比性，或者是羊群效应。也就是效应并不是每个人独立可以产生出来的，每个人消费什么东西，你在考虑你效应的时候，实际上是受周围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一个办公室的同事，他可能其中有20%的人消费比较超前，那么实际上很多剩下的人是看着他，他买什么了，也琢磨一下我是不是也应该买。当然有一些独立的见解，但是还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有一个层次总是喜欢攀比，跟比他高一个层次的人去攀比，这是一个非常有的现象，同时也是隐含了一定的对于我们扩大消费政策的思考。
再有一个问题，大家说消费效应的概念，到底和价值的概念有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实际上可能最后导致的是有没有价值观的问题，就是你追求的是什么东西。你认为你是不是要从价值最后导致消费效应。这个问题变得更复杂一些了，但是我们说至少我们可以看到有这种影子，其中一条就是我刚开始提到的，就是中国人的消费中，物质消费得比较多，服务消费得比较少。大家说是是不是收入的函数，应该不是，因为我们可以找到比我们收入更低的，比如说印度等等，你可以比较他们的结构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也可以类比一些拉丁美洲国家，那边都是发了工资以后，还没有到下次发工资以前钱早花完了，都是借钱花。这到底是文化的因素还是民族的因素，或者是价值的因素，这值得研究。但至少，我们认为这并不完全是一个收入的问题。
另外也跟我们有关系的是我们中国从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在这过去我们所用的统计体系和我们的收入体系都是物质为主。我们在前5到10年的过程中，我们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更改国民经济统计体系采用GDP指标，过去我们不是GDP，我们是国民收入。国民收入一个重要的差距，就是服务业是不创造价值。我说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脑子里有一些政策上需要研究的问题。
首先，摆脱这次经济危机，我们需要关注美国、关注欧洲。因为尽管我们不一定能做什么，但是我们可以从中间有很多的内容。同时，我们可以把它研究清楚了以后，我们研究它复苏的渠道、复苏的路径、复苏的速度，或者说危机下一步还要再深化，我们研究深化的状况，这显然对于我们的经济对策是很有影响的，也对我们自己设计我们如何能够保持平稳、较快、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他们来讲，中间也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究竟他们的刺激消费的政策有效还是无效？这也涉及到了他们的消费函数究竟是什么样的。
再有一个是对于中国来讲，我们可能需要根据这种消费的问题的复杂性，我们要采取更加全面、更广泛的支持消费的政策，既从收入的角度考虑，也要从其他的角度去考虑。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收入是什么决定的。根据我们党中央、国务院在十六大以来，明确提出的收入分配，收入分配不公是大家关心的问题，经济系数分配是我们关心的重要的议题。与此同时，我们又说我们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那么这个框架来说，各种要素所能够获得的各种收入，是和各种要素对应净产值的贡献率来决定的。也就是说劳动力的贡献，可能分组是不一样比如说沿海、中部地区等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搞贸易和搞工业的是不一样的，这些是取决于你对于GDP的贡献率。而这个东西已经大体上由市场所决定。
那么，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其中涉及到一个是说有没有寻租现象，这会导致收入过低。再有一个是腐败现象，还有一个是欺诈现象，这些社会不公。但是，此外由于我们是二元经济，由于劳动生产能力分布不均的问题，有得需要改变，这要逐步改变，不可能一下子就有变化。就是我们肯定存在沿海、工业、先进服务业这部分的劳动生产力相当高，在国际上也可以比较。同时，我们又存在着广大比较落后的农村，而且我们还存在着人均耕地少、劳动生产率提高并不容易的状况。
因此，其中也有一个需要指出的，可能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应该把收入分配和鼓励消费结合起来。那么我看到的现象，就是有的人结合得比较紧密一点，有的人结合得松一点，这也是一个问题。
下面，我简单提一下休闲对于消费的作用，这也是值得研究的。因为我们中国过去是不太讲究这个的，但是后来发现黄金周或者是休假对消费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再下一个，我想讲一下健康保障体制。我们用的国际上的统计，就是包括了保健，包括老年的基本医疗保健，这不一定是治病，但是老年性的医疗保健，包括正常的医疗卫生。这样的一个行业，应该说是消费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从从国际比较看，当然发达国家美国是最高占了GDP的14%。美国公布了一个数据，说近5年所新增的就业，有的行业比如说高科技等增长了一点就业，有的传统行业降低了一点就业。但是，真正反映竞争下的就业，最主要的是在健康保障。相比之下，我们这方面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我们说扩大消费和扩大服务业消费，这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也是解决就业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我们刚才提到了中等发达国家健保行业占GDP5%到6%以上，我们国家的总支出到今年是1万亿左右，这个总支出里面还不光是服务的净产值，因为中间还有一些房屋、设备都是需要跟就业等提的。所以，我们这个行业占GDP净产值的2%到3%左右。
在扩大消费方面，也是一个有很大的潜力，这也涉及到了医疗改革，这有一个政策上的选取和方向上的选取问题。
我觉得还有一个题目在我脑子里，就是究竟什么妨碍了我们服务业的消费需求。服务业的消费需求刚才提到了健康保障，当然这里面还有教育等等其他，还有大量其他的服务业，包括旅游、文化、娱乐等等服务业。
我们还是注意到，当有些人谈到发展服务业的时候，主要强调的还是发展生产型的服务业。当然，我们确实有很多落后的地方，比如说金融对生产的支持、物流对生产的支持和其他生产支持体系的行业。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我们在服务的消费需求里面的薄弱性实际上更为突出。深入研究消费函数，研究消费的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对这方面可能对于政策的制定可能是有用的。
我若干天前在一个会议上，我提到金融对于结构调整的支持。金融业对于创新方向的把握和支持，金融业对于结构和产品的一些重大变化的敏感性。我们回顾说，这和生产行业是互动的，当年铁路还是一种试探性的东西的时候，早期工业化国家就开始金融业搞了铁路债券。结果他们一个互动的关系，使得铁路有了大力的发展。
回到近期来讲，随着高科技发展的迅速，金融业就出现了创业投资基金，就出现了创业板市场，就给高科技发展提供了融资和退出的机制，就出现了高收益债券。所有这些东西，实际上就是金融除了做传统业务以外，要积极配合这些增长，新的增长点、新的结构变化、新的创新的方向。中间也可能会犯一些错误，但是会积累经验，会在经济结构转变、会在像当前我们应对金融危机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与其说我们讲了这么一个题目，不如说中间也提出了很多希望研究的问题，供大家共同分享，以便我们对政策决定、对我们的微观经济活动、对于我们服务业的提高来讲，做出重大的贡献。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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