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医改需要花钱的方面还有很多，比如加快社区医院的建设，并效仿英国建立“转诊”制；扩大医疗保险范围，直至全面覆盖；为了解决“看病贵”，实施医药分家和基本药物制度：由国家对基本药物定点生产，统一采购、配送。这实际上“剥夺”了医院借药生财的机会。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指出，公立医院所需费用中只有10%来自财政投入，禁止以药生财，医院和医生自然会从其它渠道寻找机会。若要彻底根治“看病贵”仍需政府加大正面激励。

　　对医院体系如何投入，由谁投入仍未能在《意见》中明确。但毋庸置疑的是，政府将“公益性”原则确立后，整个医疗行业蕴藏着巨大的商业机会。就在医改意见宣布前一周，首个“西门子新农村医疗示范中心”在陕西省洛川县落成，西门子为当地医院提供了包括CT扫描仪、X光机、乳腺机等一系列设备，都是专门为小型和农村医院的需求而设计。中国疫苗领域由此也受到了大型制药企业的关注。英国葛兰素史克制药公司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启动了“同爱中国儿童疫苗普及工程”。在一系列活动的背后，跨国公司已经洞见“政府筹资”所蕴含的商业空间，并将最终惠及普通民众。

　　商业力量是值得依仗的改革动力。在北京师范法学教授张秀兰看来，此次医疗体制改革的创新之处在于搁置了政府主导还是市场化的争议。在公益性之下，给各种力量参与预留了空间。比如《意见》给民营资本的进入预留了空间，并第一次提出民营企业也可办非营利性质医院。

　　已经去世的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庆创办的非营利医院长庚医院，经历3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台湾省最大的医疗机构。其曾尝试登陆中国，但因对非营利医院政策最后搁置。512大地震极大改善了中国企业、NGO组织及教会的慈善环境，此举无疑打通了第三方兴建非营利医院的通道，也必将为民众提供更多的低廉医疗服务选择。

　　长久以来，中国财政一直以美国的“公共服务”财政为学习榜样，全民覆盖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但在1980年代后期美国兴起了能促型国家(Enabling State)的理论，其强调力量羸弱的政府应当通过各种政策支持，建立一种能够发挥社会各个系统，包括市场、家庭、社区和公民社会组织等共同作用的制度框架。张秀兰指出，对于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需要量力而行，采用“能促”模式。

　　“市场和政府并不是完全对立的，最重要的核心其实是‘人民为主导’。政府在医疗保障应该多投入，在监管体系绝对要占主导，但是在医疗服务和资源配置上可以让市场多发挥作用。”参与了医疗改革方案的美国哈佛大学刘远立教授告诉《环球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