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诊室的春天？

　　供需矛盾纠结之下，要担当社会稳定器

　　才能产生共振效应

　　文 本刊记者 沈霄戈

　　倘若有一件事能位居地震、奥运会与土地改革之后，成为2008年留给中国的宝贵财富，则非医疗改革莫属。地震与奥运提振了中国民众的自我认知，并将善良与力量传递给世界；而土改和医改，则在金融危机重创中国赖以生存的出口和投资引擎之时，给经济转型中的中国以长期拱卫。

　　10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一周之内收到上万条评论，尽管褒贬不一，但足以说明民众对医疗改革的急迫之情。 此前20多年里，中国大部分民众都没有被纳入医疗保障范围之内。

　　1980年代，羸弱的财政被迫对卫生医疗机构实行放权、自我发展的政策。国家卫生费用从1980年至今增长了68倍。而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自费医疗占中国医疗开支的六成以上，为个人医疗负担最多的国家之一。这被总结为“看病贵”；大城市的甲级医院被踏破门槛，排队长龙昼夜不断，而乡镇医院门可罗雀。这是“看病难”。到2006年，卫生部做出了“中国20年医疗改革不成功”的论断。

　　这已威胁到社会的基石。那些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成长，缺少医疗保障，但创造了中国增长奇迹的年轻人现在已到中年，独生子女政策使他们不再贡献庞大的人口红利，而承担父母与孩子赡养的重任才刚刚开始。到2020年，中国将步入老龄化社会，“未富先老”。这意味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需要在劳动力供给下降和医疗支出增多的基础上完成。基于此，医疗体制改革至关重要。

　　在过去两年间，中国组织了11个独立机构，几乎研究了世界上所有的医疗保障体系。其中最典型的有英国的国家全额买单制度和美国的商业保险体系。这份揉合了诸子百家方案的中国新医改方案被批评语焉不详。但一个清晰的方向此时已成共识：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到2020年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但20年前困扰决策者的问题依然存在，中国需要怎样的财务组织来支撑这一庞大计划？

　　市场化支撑

　　即使保守估计，政府为改革每年需支付2000亿元人民币，最大胆的判断则还要扩大3倍，而2007年国家在医药卫生领域的投入只有1000亿元左右。即使以最大的投入计，要满足13亿人口的医疗供给资源，仍显捉襟见肘。

　　经历非典及三聚氰胺奶粉的洗礼之后，公共卫生体系在此次改革中首当其冲。《意见》指出，医疗改革的公共卫生服务将主要通过“政府筹资”，向城乡居民“均等化”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另一个主要投入方向，则是构建以县级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为骨干、村卫生室为基础的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农村医疗网络在过去的十几年间近乎荒废，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加速也是近年才开始。二者所需投入无法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