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般一个月我们有十几只船来运煤，现在只有两三条船了，出口形势恶化，我们现在主要做内输。”唐山外轮代理公司一位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说，现在出口方面毁单现象比较突出，订单在减少，尤其体现在钢材方面。

　　不言而喻，中国的增长需要转向扩大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需求)方面。

　　消费方面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2%，比上年同期加快6.1个百分点，而9月份也增长23.2%，基本维持了高速的增长。

　　然而，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在最新报告中指出，实际居民消费已经放缓，零售数据可能高估了消费的韧性。

　　理由是，统计局发布的家庭调查数据显示，上半年城镇人均消费性支出仅增长5.7%；同时影响消费的居民收入因素也在放缓：第三季度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2%，农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11.9%，均比二季度和去年同期放缓。

　　前瞻的看，哈继铭预计，由于出口将遭遇国际实体经济恶化和信贷萎缩的双重打击，房地产投资也将进一步放缓，今年GDP增速或降至9.7%，而明年经济增长将在7.3%左右(不考虑政策调整的因素)。

　　刺激内需重点应放在民生上

　　似乎和1998年金融危机时一样，扩大内需再次成为中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和着力点，而财政政策成为了刺激经济的焦点。然而，这是否意味着经济增长模式仍难以摆脱依赖投资的老路？

　　不得不注意的是，上半年高达33.3%的财政收入增幅已经遭遇大幅放缓瓶颈。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第三季度财政收入增长仅10.5%，7、8、9三个月分别增长16.5%、10.1%、3.1%，持续下滑。财政政策的刺激作用仍要视发国债的力度。

　　另一方面，广义货币(M2)9月末同比增长15.3%，比去年同期回落3.2个百分点。此前不少专家在采访中对本报记者指出，在需求整体放缓的经济下行期，降息作用有限，因为银行面对风险会出现惜贷现象，企业贷款需求也收缩。

　　在如何扩大内需方面，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对本报记者指出，我们有过去成功的经验，“1997、98年的时候扩大内需，把我们的高速公路框架体系建立起来了，而这一次，要把铁路建设搞起来。”

　　郑新立说，中国只有7万多公里的铁路，和美国的27万多公里差远了，应该加快改革，主要是改革垄断，让社会资金能够投资进入。

　　而李晓超则在2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的农业基础还比较薄弱，需要大量的投资；一些基础设施，包括交通、城市建设还需要大量投资；在区域发展上，中西部地区也需要大量的投资。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以刺激经济增长是中国政府较为常见的调控手段，也是相对容易操作的措施，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以及老百姓社会福利的提高，我们该用怎样的方式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如余永定在采访中提及的那样，“不能再重复过去低效率、政府主导的老路了，调整结构迫在眉睫，而不是急着放松房地产。”

　　他建议，应该将投资重心放在促进消费上，放在服务业领域，增加能改善公共产品供给的投资，比如增加对老人院、托儿所的投资等等。

　　社科院世界经政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张斌亦持有类似看法。张斌对本报记者强调，应该把投资重点放在改善公共品供给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引入市场机制和平等的竞争环境，引导私人部门投资，让经济增长的活力发挥出来。

　　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曾经估算，1995-2007年间，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纯收入年均增长仅6.2%。只有政府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这必然造成经济结构重工业化，第三产业发展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