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法草案二审可能于奥运前后提交(2)

　　突破部门樊篱

　　如果说上述问题尚有回旋空间的话，部门利益之争注定给国资立法带来更多困惑。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副总裁徐菲认为，目前制定这部国有资产法的时机并不是很成熟。在国资改革创新很不确定之时，还很难将其上升为法律来解决实践中的问题。

　　“如果这部法律本身不能解决突出问题，对于比如经营性国资的指导意义就会大打折扣。立法需要摆脱部门利益之争。”徐菲表示。

　　徐菲向本报记者表示，目前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部门之间的监管问题还很复杂，而这应该是国资法需要解决的一大问题。

　　顾功耘教授则对记者不无担忧地指出，对于目前国资法草案，一种声音认为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我国经营性国有资产体量庞大，据统计，仅一季度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6万亿元。对于庞大的经营性国有资产，顾功耘指出，国资委管理150家央企的人、事、资产，一家机构，如此巨大职权实属世界罕见。

　　“国资监管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其主体性质可异化为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实体。”顾功耘指出，即使下决心改为公司，其对于超大型公司的经营也值得怀疑，而经营不好，政府又没有专门的监督机构，追究其法律责任也成为问题。

　　不过李曙光告诉记者，事实上部门利益局限虽然存在，但还是有一些进步。比如草案第二章，明确了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李曙光乐观地指出，未来国资管理如果搭建五人关系架构，对于摆脱部门利益局限显然增添了有利因素，比如监管人可以同时对出资人和经营人进行监管，司法人可以接受对出资人和经营人的申诉。

　　而对于草案诸多不足之处，众多专家也各抒己见。

　　复旦大学教授胡鸿高认为，对于国有资产总量和经营收益状况要进行公告，这是我们国家所要关注的。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王全兴则指出，作为经营性国有资产，草案中还是存在问题，有许多没有规定到。如就资产形态来看，经营性国有资产与非经营性资产的分类不明确，企业资产未必都是经营性资产，国资委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关系也不清楚。

　　宁波大学郑曙光建议增设国有资产处置相关条款。其内容包括国有资产转让、无偿划转、不良资产核销等几种资产处置方式。他认为只有规定国有资产处置制度才能构建起国有资产取得、使用、处置三个完整的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