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李金华一起审计康华

　　温兆文

　　离开审计署多年，很少与那里的人来往。但还是常常惦记着那里的朋友们，也包括李金华。当然，不是因为他是“大官”。

　　官，没个官样——是我对李金华的最初印象。20多年前，我差不多是踩着李金华的后脚跟来到审计署的。我从大学来，到大机关里当“小干部”；他从西北的军工厂来，到大机关里当“大干部”，他大我小，但我们的待遇基本相同，都住在一个部队招待所，只不过稍微有点官样的他住单间，而我们是3人一间。

　　他担任审计署副审计长时，也就四十几岁，副部级干部，按规定有专车，但上下班的时候，经常看到他独自一人溜溜达达。近4里地的距离，每天靠两条腿去量，还不如我的28自行车来得快捷。

　　有一天上班，半路上下起了小雨，看到金华先生在前面奔跑着，我紧蹬几步追上了他，招呼他坐在我车后面。他一边道着谢，一边上了我的自行车。至此才知道是因为住所与单位近，专车被他拒绝了。有专车不坐，坐我这个二手的“28”飞鸽，真没有官样。

　　与李金华接触最多的是那年审计“官倒”。审计署对国务院下属的“五大公司”实施全面审计。李金华是“康华公司审计组”的组长，我是联络员。这可能是有审计署以来，级别最高的审计小组。其实级别再高，也有难抗衡的时候。对方随便出一个干部，就可以压得你喘不过气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客观、公正是李金华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在审计康华公司一个下属单位时，我们发现很多业务没有交税，前后算起来有30多万元。查实后，我起草了《审计决定》，在定性时，我查阅了有关税法，引用了其中的“隐瞒业务收入”一条，并要求其补交税金。这个《审计决定》报给李金华签字下发。

　　几天后，这家单位的几位负责人拿着《审计决定》找到我，说补交税金没有问题，他们已经交完了，但现在出麻烦了，监察部来人要依据《审计结论和处理决定》对个人进行行政处分。我问为什么要处分个人，他们说就是因为《审计决定》中写了“隐瞒业务收入”这句话。

　　我仔细一想，这句话确实用词不妥。“隐瞒”必须是主观故意，但我们在审计中并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主观故意，而且从账务处理上可以看出，他们并没有编造和作假的行为和过程，其实应该定性为没有主观故意的“漏税”才比较恰当。

　　我马上意识到这个错误是我犯下的。当时只顾抄书，忘了事实，也误导了李金华。

　　虽然自己犯了错，但我的第一反应是坚决不承认。按照我所理解的官场潜规则，明知道自己错了，也不能承认，这叫“死扛”！那份红头文件上已经盖着国徽的大印，是随便能改的吗？更何况处分你们与我何关？

　　当我刚找好“死扛”的理由要告诉他们时，抬眼看到他们充满希望的眼神，我的话又咽了回去。如果这些人就因为我的错误而受到处分，我的良心也说不过去。考虑再三，告诉他们我们再研究一下，让他们先回去等消息。

　　说研究其实也没什么研究的，考虑最多的是李金华那里如何去说，告诉他我犯了错误，他会是什么态度？如果他同意改过来，会不会给他带来什么麻烦？拖了两三天，我只好硬着头皮跟李金华说，低着头等着他的批评。没想到他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改过来吧！

　　我说改过来可能麻烦。他说只要客观、公正，就没有麻烦，只有不客观公正，才是真正的麻烦！

　　其实他完全可以，也应该将责任全部推给我，骂我一通，然后拒不改正。

　　修改后的《审计决定》签发了，“隐瞒”二字改成了“漏报”。至于后来是否给李金华带来麻烦，我不得而知。

　　审计署的“水”，清得无法实现我“当官发财”的美梦，自己掐算很久，决定“下海”。当我决定要离开审计署时，第一个阻碍就是李金华，他三番五次地找我谈话，希望我留下，但也找不出让我留下的理由，只是翻来覆去地跟我说，总要有人为老百姓做点事！

　　(作者曾就职审计署，后在摩托罗拉(中国)公司等多家公司任职，现就职于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