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需要更多的改革空间

　　本报记者 吴红缨 实习记者 宋超

　　全国人大代表、成都市市长葛红林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递上了他的关于希望中央能给予成都更多改革空间的建议。

　　此届全国两会，西部的两个重要城市——成都和重庆，因兼有全国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身份，广受舆论注意。

　　成都和重庆都在2007年6月，共同被批准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设立不同侧重点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取得分类指导区域发展的经验和模式，正在成为我国制度创新的一种倾向。

　　因此，学者普遍认为，设立成渝综改区，国家希望两市对解决城乡协调发展探索出有示范意义的发展模式，以此来推动西部地区发展。

　　据了解，两市已向国务院递交了综改总体方案。重庆走的是渐进化之路，其总体方案以农民工为突破口，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逐步改变过去“小马拉大车”的局面。而城乡基础较好的成都，提出的是“全域成都”，走城乡一体化，整体推进的道路。在目标的达成上，两地都将就行政、城乡规划、土地、公共财政、基层组织及金融等领域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希望给予更多的改革空间”

　　实际上，一些改革成都已经开始低调探索。比如在“大部门”上，成都已经先行展开。

　　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把与城乡协调发展关系最密切的农、林、水和交通当做了“突破口”。

　　“这些大部门，不是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大权独揽，而是要在依法行政的前提下，集中精力把事情做好。”葛红林代表说，这种“大农业”“大林业”“大水务”“大交通”的新格局，可以理顺关系、优化结构、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而成都市委统筹城乡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陈绍充在不久前接受本报专访时，被问到改革遇到的最大难题时，表示，“现在我们是在一个法治相对完善的背景下进行的改革，各个领域都建立有系统的法律法规。不像1980年代的改革，很多是空白。”

　　在贯彻中央意图，达成地区发展目标的过程中，成渝综改区的改革，都要面临一些现实的困难，那就是现行法律框架下，改革的空间有多大。

　　在成为综改实验区这半年以来，两地的改革都非常低调。重庆市有关领导曾表示，要“光做不说，或做了再说”。观察人士认为，这是缘于改革风险的压力。

　　虽然成渝官方都有公开表态，对待这次改革，希望各方面能有宽容的心态，允许试点，宽容失败。但对于一个法治社会，失败就会付出代价。

　　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曹兴权认为，与浦东和滨海新区这两个局部新区的改革不同，成渝的改革是涉及近4000万人口的一次综合性改革，影响深远，但改革却仅仅是由国务院的一个部门——国家发改委下文授权，其法律效率是明显不足的。

　　很多学者和官员，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认为，成渝应当参照当年全国人大授权深圳特区的方式，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颁行相应的法律性文件，从而使综改试验区获得合法的地位，推动其顺利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