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应给综改区试错权(2)

　　“这其中存在风险。”杨庆育坦承，土地流转、允许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后，按《公司法》规定，股份制公司破产要进行资本清算，“届时，农民就可能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

　　不过，杨庆育坚持认为：“尽管存在风险，但改革探索不能停。问题的关键是，政府应加以引导，让每一项改革的决策和实施都做到规范透明。”

　　根据介绍，为了规避、降低农民的风险，重庆市从三方面着手加以防范。一是在试点镇甚至村建立土地流转中心，中心人员代表农民进行谈判；二是在农民以土地入股的时候，在合同中增加例外条款，保障农民权益；三是加大对该类公司的监控；四是将这样的试点控制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内。

　　杨庆育认为，中国改革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步，一路摸着石头过河。“联产承包触及的利益主体相对简单，改革见效也比较快，但综合配套改革涉及诸多方面的利益，难度很大。”

　　他说，不管是成渝探索缩小城乡差距，还是武汉探索GDP与环境两不误，每一项探索都是一项系统工程，都是“硬骨头”。这就需要一个相对宽容的政策环境。

　　“所谓创新，肯定将对部分体制甚至部分下位法形成冲击”，杨庆育说，“否则就说不上是改革创新”。

　　这也是杨庆育呼吁中央给予“试错权”的原因。

　　他的理解是，“试错权”是一个包括法律授权、政策支持等内容的综合体系，借此创造一个鼓励改革创新的氛围和环境。

　　特别立法权

　　韩德云认为，要走出偷偷摸摸创新的尴尬处境，对重庆来说最好的路径是请求获得特别立法权。

　　和杨庆育一样，他也认为，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现实环境更加复杂。而重庆市这个试验区的改革，又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他也同样以其中涉及到的土地流转为例。

　　“如果没有一套具有法律效力的操作办法，如何评估农民土地承包权货币价值？”他分析，“如此状况下，公司怎么获得银行贷款？怎么吸引外资？”

　　他认为，过去三十年的大部分时间中，我国的改革采取摸石头过河的路径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其原因是从全国而言，法律和行政法规并不完善。

　　因而各地为改革开放进行摸索试验而制定的政策和规章等，与当时实施的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定发生太大冲突的情形较少。反观目前的情况，在九届人大期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十届人大期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成”。

　　“目前现行有效的法律达到230部，行政法规达到600件，而且2010年还将实现‘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他说，“可以说现在一些创新，一动就触动了既有法律”。

　　在这样的环境下偷偷摸摸创新，既不利于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性，也容易产生创新违法。不利于鼓励改革创新。

　　他认为，综改区请求特别立法权并非没有先例。在法律上是可行的。

　　1980年以来，我国先后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5个经济特区，全国人大先后均给予这些特区特别立法权授权。

　　“如果重庆取得了特别立法权，就是取得了在遵循国家基本法律、全国相关决定和国务院相关法规的原则下进行适度立法变通的权利”，韩德云说，“那将能更好的协调作为综改试验区的重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