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制改革：机构要精简 结构要调整(2)

　　理顺“条块”关系

　　《21世纪》：《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要管到2020年。本届政府能把改革推进到什么程度？哪些改革可以快一些？

　　孙涛：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目的是进一步理顺宏观经济调控和监管体系，并整合社会发展和民生服务职能。与前五次机构改革相比，不再是单纯的“精兵简政”，更多从有效管理的角度，理性地考虑机构设置。这种对行政管理体制的自我变革和完善体现了政治上的成熟。

　　“条块关系”是中国政府与政治的一个重要现象。理顺“条条”的关系，应是本届政府机构改革的重点。但“条条”的改革，是一个“技术活”。哪些权力该整合、该收放，哪些职能应弱化，哪些职能应强化，不宜坐而论道，照搬国外模式。

　　如果说2020年各地基本建成服务型政府，当前则要积极推进“规制-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按照这一思路，国务院和地方政府的机构改革除了理顺宏观经济部门，更应整合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在地区和城乡差距短期内难以缩小的情况下，要本着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以机构改革为契机缩小各地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

　　至于机构改革的快慢，首先，要衡量相关产业和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并考虑行业监管水平和规制能力；其次，要对社会力量和第三部门的发育水平有个基本判断，更要重视民众和舆论的呼声。也就是说，要主客观分开，学者和个人不宜把自己的价值追求转化为对行政改革进度的要求。

　　“三二一”建议

　　《21世纪》：课题组对机构改革有何建议？

　　郭道久：课题组近来围绕着与机构改革相关的政府职能、政府规模、政府间关系等问题做了一些较系统的研究。我将这些建议性的想法归纳为“三二一”。

　　“三”个关于政府职能转变的建议。一是应当有一张政府职能配置表。针对目前仍然存在的职能转变不到位的现实，应分类别、分级别、有针对性地加以调整：横向上明确哪些部门实行选择性集权，那些部门实行政治性分权、行政性分权；纵向上明确各级政府应该承担哪些相应的责任。二是突出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机构改革的重点要从经济管理部门转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三是妥善处理社会组织发展问题。破除对社会组织既想依靠又有担心的矛盾心理，改变裹足不前的局面，充分发挥其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潜力，形成政府与多元主体互动的格局；同时通过加强监管保持对社会组织的适当控制。

　　“二”是两个与“大部门制”有关的建议。一是要重视部门内部的改革。在“大部门制”改革中，不管是“动”了的大部门，还是没“动”的部门，都有内部改革问题。调整、整合而成的大部门要成为有机整体，能协调运转而不是仅有“牌子”而内部仍各自为政。二是要有“大编制”概念。如果“人”的指标与“钱”的指标相脱节，编制的控制意义也就打了折扣。编制要将机构、人员与财政结合起来，形成机构、岗位设置与财政相统一的编制要求。

　　“一”个关于政府机构运行的建议，即重视完善政府过程，更多关注政府的运行。我们在传统上做事比较“粗糙”，在政府工作流程安排等技术性方面还显得不够细致。比如电子政务，应该给机关工作带来实际改变，但一窝蜂上网后，具体的更新、运行却很差。

　　要着力解决官本位

　　《21世纪》：课题组认为这轮行政体制改革对有关领域将产生什么影响？

　　朱光磊：这次改革依然集中在行政部门。机构改革最终是否真正成功，还是要以政府是否真正能够以平等、平静的心态来面对外部压力、外部监督，公务员是否能够以一种恭谦的态度面对公众等根本性变化来检验的。有些事情不是不可以改革的，比如到了今天，附着在机构上的官本位的问题应该着力解决。

　　面对改革，党委要起带头作用，事业单位也不能置身其外。地方党政的研究室、党史办、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讲师团等，是否可整合？部分科研机构和机关内设研究机构是否可挂靠大学，以付费方式获取成果？只要开动脑筋，可做的工作就很多。当然，做到什么程度、“放”到什么程度，取决于能够控制到什么程度。有抓有放，体制改革就一定能够在正确的轨道上稳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