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委员建议减税让老百姓共享红利(2)

　　“5.1万亿的财政收入，怎么花应该是人大来讲。但是现在还不透明，总理说这个方面要加强，给你多少钱，那个方面要加强，给你多少钱，这个机制怎么形成的。老百姓有权利过问。”原全国政协常委保育钧说。

　　去年全国财政比年度预算超收7239亿元。而按照《预算法》，过去政府部门的这部分收支可以不经过全国人大审核。财政部已经明确，这部分收入从今年起将纳入预算监督。

　　国家财政在教育、卫生、社保等方面的欠账，使得一些原本应该由国家财政提供的基本保障开支，更多地由百姓自己承担。根据政府工作报告，今年物价水平控制线为4.8%，超过去年3%的控制线，这也意味着，在同等收入水平下，百姓可能承担更多的费用和开支。

　　这些，都使得老百姓手中的“奶酪”并没有随经济增长而同步变大。

　　而这种分配格局可能将中国经济进一步推向畸形。2001-2006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50%降至39.2%，投资由50.1%下降到41.3%。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0.1%提升至19.5%。

　　而这自1998年就已定局。

　　中国从1998年搞积极财政政策，在发国债和减税两个选择中，但是中国在1998年只选择了发债，原因是当时的财政比较困难。

　　不过许善达说，从逻辑上说，这个理由站不住。“因为发国债是赤字，减税也是赤字，无非就是赤字往哪儿分配，看是想把钱掌握在自己手上，还是把钱给老百姓和生产者。而当时的财政部选择了多吃点税。”

　　此后，投资拉动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之一。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魏杰认为，启动内需已是当前经济改革继续求进的关键。而这需要缩减财政收入，提高居民收入，在启动国内需求的同时，财政收入更多地投入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及文教医疗等民生项目中。

　　他认为，政府做好这三件事，经济上则让市场发挥潜能。比如说，目前财政收入已逾5万亿，居民收入9年未有太大变化，相对水平是在下降。他个人认为，个税起征点至少要提高到5000元，才能为启动内需助力。

　　谁来保证红利共享

　　3月4日，养猪大王刘永好对猪肉价格上涨的解释得到了温家宝总理的赞许。而他的减税主张也不乏支持者。

　　许善达认为，减负担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从公共资金上减下来，比如免学费，还有一种就是降低税率，让老百姓税交少一点，这两方面都应该做，而且都有空间。他说：“不存在减税最佳时机的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最佳时机。”

　　在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列举的减税项目中，包括个税起征点的提高、降低个税税率、单边征收印花税、减免农产品加工环节税费等。

　　在此之外，一些代表和委员还提出，应该对低收入人群进行补贴。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金融系主任李稻葵主张，这种补贴要跟副食品的价格挂钩，不要撒胡椒面似地面向每个家庭。

　　相对于这些一次性的政策，也许更重要的是，如何建立稳定的机制，保证国民可以分享经济增长红利。“每人发1000元，愿望是良好的，但是做法存在很大问题。不能将公共资源平均分配，而是应该集中力量资助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体等社会中的薄弱环节。”贾康说。

　　浙江利时集团董事长李立新委员认为，建立民生财政的理念，提供更加丰富的公共产品，如果没有制度化、法律化来保证，很难连续和持久地关注和解决民生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进一步提出，公共预算改革的内涵不仅是把预算中更多的钱用于公共服务，更重要的是预算决策过程是公共的，即民主的、公众参与的和透明的过程。

　　今年提交人大审议的财政部预算报告，将在2007年的基础上增加40多项次功能分类，向财政预决算透明化又迈进了一步，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希望公开更多的老百姓关心的数字。

　　比如其中政府自身的行政开支到底用了多少，财政预算中语焉不详。2006年，全国人大代表刘满仓和政协委员刘光复就曾提出：“每年各级政府官员公车私用费用达2000多亿元，几乎和2006年的国防开支相近。”

　　许善达认为，财富掌握在政府手上和富政府不是一回事。掌握在政府手上，要看政府往哪里花。“目的还是要富民，一个政府哪儿能有独立于老百姓的利益呢？如果有，就出问题了。”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