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保值储蓄打压物价

　　1992：保值储蓄打压物价

　　4年沉寂后，1992年，中国经济再次起飞。

　　这一年，邓小平第二次南巡，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10月份，中共十四大召开，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政府明确的政策信号催生了地方强烈的投资热情，这一年，到处都是新开工的项目，到处都是新成立的公司。“开发区热”和“房地产热”是这一时期的两大明显特征。日后中国房地产界的众多大鳄，于此时起家。

　　万科董事长王石在这一年收到了北海市市长帅历国的一份大礼———一块40平方公里的土地，此时，北海市区的土地已经基本被各路开发商瓜分。这块地，是帅市长给万科开的绿灯。“象征性地付点地价，就可以开发。”14年后，王石在他的著述《道路与梦想———我与万科20年》中这样描述。

　　另一个在经济过热中失控的，是金融行业。

　　“银行就摆在门口，吸收存款。多吸收，就可以多放贷，很多企业都在发债券，回报率都很高，银行之间可以互相拆借，一些市场化的金融手段都出来了。”袁钢明回忆说，一年之内，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了十几个百分点。

　　中央领导开始进行宏观调控。

　　1993年6月24日，震撼全国的“十六条”发布，中央通过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限期收回违章拆借资金，削减基建投资，清理所有在建项目，重新审查开发区，停止地方当局向企业和农民集资等措施，调控高涨的物价。

　　“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真正意义上通过经济手段，而不是行政命令来调控物价。”袁钢明说。

　　王桂香对这一年也印象深刻。因为她存在银行的1万块钱，在3年后就变成了1.7万，几乎翻了一番。

　　“为了鼓励人们把钱存到银行，国家出台了一个非常准确的措施，就是保值储蓄。”袁钢明解释，也就是3年、5年、8年的定期储蓄到期时，银行除支付利息外，还要把存款到期日的物价上涨幅度与存入日的物价上涨幅度之比与利率的差额补给储户，保证存款人的存款不贬值。“这样算下来，利率最高时，快到20%了。”

　　经过3年调控，1997年，中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涨幅从1994年的21.7%回落到0.8%，而GDP仍保持了8.8%的高增长。这次调控打破了“一调控就回落”的怪圈。

　　2007：运用综合手段调控

　　经历了近10年低通胀高增长的发展奇迹后，2006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又迎来了一轮物价上涨。

　　今年已经54岁的王桂香说，“涨得太让人揪心了。5升的玉米油，2006年还是37块钱一桶，去年就涨到了80多块钱，20斤的古船面粉，前年九块八一袋，今年春节时就卖到了十五块九。”

　　起始于2006年下半年的这轮物价上涨，突出表现在粮油蛋等食品价格的飞涨，这让如王桂香一样的普通百姓，也开始关注一个经济学名词———CPI。

　　根据中国统计局的数字，2007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CPI)上涨4.8%，是1997年以来CPI年度最高涨幅。过去的十年里，这个数字一直被控制在3%以下，在一些年份里，甚至是负数。

　　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分析，食品价格上涨，是推动此轮价格上涨的“元凶”，12.3%的增长率，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了4个百分点。

　　“结构性上涨”是中国官方对此轮物价上涨的公开描述，猪肉、石油、食用植物油价格上涨，国际性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对中国市场的输入性影响，货币流动性过剩等，被概括为本轮物价上涨的原因。

　　“在中国经济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也日益复杂。”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在国新办的发布会上这样回答记者的提问。

　　2007年年末，决定今年中国经济政策走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被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提出。公众敏锐地发现，在中国实施了十年之久的“稳健”货币政策，被“从紧”的货币政策取代。在这个会议召开前的几个月时间里，央行已连续5次调高利率，9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同时政府还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减少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发挥税收作用，调整收入分配。

　　“中国政府已经越来越多地采用经济手段，而且是综合的经济手段来调控物价，虽然春节前也出台了一些限价措施，但这一定是暂时的，主要是为了让百姓过个安稳的春节。”袁钢明说。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伟说，“中国人口持续增长，土地资源持续下降，这将使农产品长期供小于求，从而导致整个价格水平长期上涨。”袁钢明认为，适当的物价上涨，对经济发展是个好事情，农产品价格上涨，有利于解决农民收入过低、城乡差距过大等问题，“价格不涨，中国的很多结构性问题，调整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