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制智囊团

　　本报记者 肖明　

　　北京妇幼医院对面，一面不起眼的红墙静静地伫立着。

　　这个门牌号为西安门大街22号的地方，没有挂出单位招牌，但这并不妨碍其权威影响。

　　在这个大院内办公的有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还有专门从事行政管理体制研究的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即将启动的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使这个平静而不惹眼的大院被卷入到传媒风暴的中心。

　　“最近电话非常多,都是要采访的。有时一家媒体就有几个人来联系。”3月5日，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的一位参与行政体制改革课题研究的智囊专家在大院里对记者说。尽管学会委婉谢绝，甚至对外电话都是保密的，打出去都没有号码显示，但是仍然有不少消息灵通的人通过各种渠道找上门来。

　　按照今年“两会”的议程安排，约在3月11日将公布本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交全国人大审议。

　　“大部制改革只是整个行政体制改革的其中一步。”这位智囊人士说，中央给出了到2020年的中长期改革目标，下一步还有大量具体实施和完善改革方案的工作要做，与之相关的很多课题，都要加紧研究。

　　2004年的动议

　　大部制改革的早期动议，可以追溯到4年前的天津。

　　2004年8月初，2003年春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启动才一年多，天津南开大学课题组就给中央某部门提交一份研究报告，提出了行政体制改革借鉴国外经验，实行“大部制”的建议。

　　“这份报告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当年的课题组成员贾义猛回忆说。此后，贾所在的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继续牵头承担了2005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公共服务型政府构建研究”。课题组主持人是南开大学政治学学者朱光磊教授。

　　在贾义猛看来，2003年机构改革中组建商务部，整合原来的内外贸主管部委的职能，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大部制的试点。“新一轮改革不是简单地减少部委数量，相反有的部委还可能加强，比如环保部门的重组整合。关键是转变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这是南开课题组的核心观点。”

　　南开课题组还建议，除了部委的整合，还需要部门内部机构、编制和权责的优化。比如，现在一些部委副职超编的现象就必须坚决依照政府组织法予以改正。

　　南开大学的上述课题组即将于今年底完成课题报告，向中央有关部门继续提交对策报告和改革建议。

　　授课中南海

　　作为一次宏大的历史性变革，大部制改革的“智囊团”不止南开大学课题组一家，与此同时，国家行政学院和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也在牵头主持一项“国外政府服务体系建设和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课题。

　　“这个研究课题是由中央直接部署下来的。”行政管理学会的一位课题组成员介绍说，课题组阵容强盛，成员包括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教学研究分会秘书长薄贵利教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高小平等。

　　为了取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课题组数易讲稿，反复充实，并多次召开内部研讨会和征求意见会，最后才告完成。

　　今年2月23日，薄贵利、高小平还应召走进中南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课堂上进行了“国外政府服务体系建设和中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专题讲解，并谈了对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建议。这使得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受到政治局委员们的瞩目。胡锦涛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讲话说，建设服务型政府，首先要创新行政管理体制，“要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加强公共服务部门建设。”

　　本次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容复杂庞大，国务院机构改革仅仅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由此衍生的课题研究更为大量。这也形成了另外一些权威课题组。

　　这当中，包括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唐铁汉去年主持完成的“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公共行政体制”课题。还有政法大学党委书记石亚军牵头主持的“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现状调查与政府改革对策研究”的课题调查。上述两项都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此外，海南的中国改革研究院也有相关课题研究。

　　唐铁汉、石亚军同时是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该学会受国务院办公厅领导，因此这些课题形成的成果及建议，都可以上达高层，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参考。

　　纷议“官民比”

　　虽然众多课题组同时攻关，但各个课题组分工得当，研究内容、政策建议之间并不交叉重复，而且还相互补充。

　　比如薄贵利和高小平所在的“国外政府服务体系建设和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课题组，重点研究了国外政府服务性职能的设置及对我国的借鉴。唐铁汉主持的课题组着重解决政府职能和建立健全公共行政管理体制的关系。海南改革研究院课题组提出建立一个类似“新体改委”的机构来指导改革。政法大学课题组则着力于各级政府权力架构的具体设计。

　　有趣的是，各课题组得出的一些研究结论之间，看似互相矛盾，实则意味深长。

　　比如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就“合理的官民比例”进行研究，结论是“目前我国的官民比相对过高”。而南开大学课题组在朱光磊主持下研究发现，和很多国家的公务员规模比较起来，中国公务员的数量可能不是偏多,而是偏少。

　　贾义猛曾为课题研究赴日本考察。“日方官员告诉我，说你们中国商务部的人比我们经济产业省的人要少。”　贾义猛说。我国是13亿人口的大国，德国不过8000多万人口，而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公务员人数少于德国的相应部门。人手缺乏使我国一些政府部门，尤其是公共服务部门工作强度较大，超时加班很常见。

　　“所以从严格意义上的官员占社会所有成员比例来看，我们其实不高，所谓的高，可能是把所有吃财政饭的人都算上了。”贾义猛说。

　　“这两个结论其实并不矛盾。这次机构改革的根本在于转变政府职能，一些从事公务服务的部门会进一步强化，而具体主管产业的部门将进一步撤并，减少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行政学院的一位课题组人士评论说。